摘 要：马克思以哲学的方式审视“感性的人的活动”，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其哲学的根基，从“人是什么”的角度追问“人的存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其“人的解放”之理论旨趣奠定了理论基础。“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人现实的、创造性的存在方式，参与创建了人的对象性世界，使人和自然真正统一于社会的现实之中;“感性的人的活动”规定着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性质，表现为自然的、肉体的，活动着的，并且处在以生产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感性的人的活动”和“现实的历史的人”分别作为解放的客体维度和主体维度，是追求人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实现自由自觉这一历史目标必然要关涉到的维度，从而切实使人能够解放社会并解放于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立足于“感性的人的活动”，落脚于“现实的历史的人”，是人的解放思想的当代实践。
关键词：人的解放;感性的人的活动;现实的历史的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向来注重“现实的世界”的“现实的解放”，而非“观念的世界”的“非现实的解放”。“感性”是人理解“现实的世界”的基本途径，“感性的人活动”是实现“现实的的解放”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以哲学的方式审视“感性的人的活动”，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其哲学的根基，从“人是什么”的角度追问“人的存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其“人的解放”之理论旨趣奠定了理论基础。“感性的人的活动”和“现实的历史的人”构成了“人的解放”的无条件的前提。以“感性的人的活动”这种方式展示着人自身的全部本质力量，对此，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包括人的五官感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等一系列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关系，都是人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总之，一个人的感性活动越丰富，他的本质力量就越强大，他就越体现为现实的、历史的人。“感性的人的活动”规定人以“现实的、历史的”状态存在着，表现为自然的、肉体的，活动着的，并且处在以生产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感性的人的活动”和“现实的历史的人”分别作为解放的客体维度和主体维度，是追求人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实现自由自觉这一历史目标必然要关涉到的维度，从而切实使人能够解放社会并解放于社会。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在寻求人类解放新路径的实践中始终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完成“自然共同体”向“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转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机制，削弱异化劳动对人的消极影响;提出超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统一。
一、“感性的人的活动”：解放的客体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全部旧唯物主义都把“感性”看作是“感性存在”，如在古代唯物主义那里，把世界的本源看作火、水、气、原子等具有可感性的存在;而近代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则更为明确，只要是能让人的感官感觉到的东西就是物质，它们都具有同一特性——可感性。据此，马克思批评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不是“感性存在或感性对象”，而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如何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以及由此构成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3]。在马克思那里，“感性的人的活动”是其唯物史观的基础命题。对人来说，包括人、自然、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并不是自在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以“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产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结果。只有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基于“感性的人的活动”，人自身、自然和社会作为人的对象对人来说才是可被思维所意识到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存在。在“感性的人的活动”中，人不仅改造对象世界，也改造人自身，从而确立人自身的存在、自然界的存在和人类社会的存在。
(一)“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人创造性的存在方式
作为人创造性的存在方式，“感性的人的活动”就“意味着将人看作是在感性活动中不断创造自我，生成自我的存在”[4]。人不仅是“感觉”的存在物，更是“思维”的存在物，而“感觉”和“思维”这二者都不是直观的、直接的、现成的存在，而是表现为一个形成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来实现并且被人的思维所意识到。一方面，在“感性的人活动”中，人的自然的感觉器官以及直观的感性意识都是作为思维对象的存在。“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5]，人的感觉是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社会的产物，是历史的结果。另一方面，思维的内容及其形式在“感性的人活动”中不断得到丰富、更新和改造。那个抽象的自在世界，由于没有“感性的人活动”参与创建，不可能成为人的现实的世界图景;由于没有“感性的人活动”，只能是抽象的、不能被人的思维所意识到的自在之物。在马克思看来，“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就在于从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中去发现、改造和检验思维的形式。“感性的人的活动”调动起人的感觉和人的思维，人的感觉和人的思维在“感性的人的活动”中才能得到训练和提升。因此，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来实现人的解放，必须从解放人的感觉和人的思维入手。那么，这就意味着破除“消极的分工”。在这种“消极的分工”下，人的感觉和人的思维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使得每个人都只能片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不能自由全面的发展，只能熟悉其中的某一个领域。
(二)自然界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参与创建的对象性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存在只能是现实的、感性的存在，是人的对象性的创建之物”[7]。那个对人来说具有时间先在性的纯粹自然是不能被人意识到的自在之物，是与人无关的自在自然，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8]。即是说，能够被人的感觉和人的思维所把握到的自然是“人化自然”，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所创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而生成的属于人的世界图景。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材料和工具，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生存和生活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9]换言之，“感性的人的活动”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且统一了人与自然，人成为“自然人”，自然成为“人化自然”。因此，人的解放在此层面上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上，人类经历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天然同一的自在原始状态和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对立分化的主客二分状态都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前资本主义时期，从以采集狩猎为生到以谷物种植和动物饲养为生，人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其生存受制于自然，在同自然的关系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甚至有潜在的生存危机;资本主义时期，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地提升了人的主体性，人在征服自然的同时毫无节制地榨取自然，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紧张的对立关系。事物的发展是“螺旋上升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尖锐对立的根源，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消极状态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改造自然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在资本主义阶段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阶段，要使“感性的人的活动”为实现人的解放服务，就必须消除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的劳动转换，使人的劳动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最大地发挥人的主动性，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这个人化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
(三)“感性的人的活动”使人与自然真正统一于人类社会的现实之中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0]，不仅自然界，社会也是的“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历史，其具有的历史性与社会性，都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的历史”无外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化，即感性活动的显现。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其构成的财产关系，也只不过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而产生的结果，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异化劳动”创造的结果。国民经济学家只是把“当前的经济事实”作为直接的理论前提而没有追溯这些前提的历史，即“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11]。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当前的经济事实”并不是历史的前提，而只是历史的产物，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结果。人的解放就在于“现实的人”通过自身“感性活动”解放社会并解放于社会。解放社会的关键就在于“克服市民社会，即把市民社会从唯利是图(金钱成为统治者)、相互敌对的个人世界改变为人的类生活场所”[12];解放于社会的关键则在于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消除私有制，以实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统一、个体经验生活与类生活的统一，从而把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然而，在现实中，人类社会经历了人对群体的依赖阶段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类联合体表现为自然联合体向政治联合体的转变的虚假共同体形式，人无法摆脱宗教、家庭、国家的束缚而成为真正的“社会的存在”。由此，人的解放就建立在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破解人的异化关系的基础上，历史的任务不仅在于消解“神圣形象”，更要致力于消解“非神圣形象，”其路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
因此，离开“感性的人的活动”这一抽象概念，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人获取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形成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构建起属于人的对象世界与世界图景，生成了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复杂的交往关系，真正使人、自然、社会三者统一起来。在“感性的人的活动”中，人发挥着主观能动性，创造自身的认知世界、价值世界和审美世界并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完成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
二、“现实的历史的人”：解放的主体维度
“感性的人的活动”规定着人以“现实的、历史的”状态存在着。“以‘现实’和‘历史’作为人的限定语，只是意味着，必须从现实的个人，从人的活动方式、活动内容以及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来把握、理解和面对‘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人的存在。”[13]人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存在物，而是自为自觉的存在物，“现实的历史的人”意味着人的解放必须在历史与现实的意义上实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作为解放的主体维度，“现实的历史的人”必须将自身所具有的一切本质力量发挥出来，从而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切实实现人类自由自觉的存在目标。
(一)“现实的历史的人”是依靠肉体而存在的自然人
其一，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即维持生命的存在。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这就意味着依靠肉体而存在的自然人首先要维持自身生命的存在，满足人首要的生存和生活的自然需要是有生命的人展开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是现实的人对外界事物的诉求。这不仅因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而且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和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把他们彼此联系起来，因而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这就是说，正是由于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的纽带和动因作用，才把彼此无关的个人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个人之间多样的社会关系并以此形成社会。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把个人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看作是个人获得“真正解放”的因素之一。其二，人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人是自然存在物，遵循着自然界的物质规律，并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16]人在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必然要遵循其中蕴含的自然规律。虽说人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这绝非永恒和无限的，人只能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和规则下进行有限的主体活动。因此，人的解放的因素只能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去寻找。
(二)“现实的历史的人”是活动着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7]也就是说，人通过活动展示着自身的存在状态。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劳动，因而劳动既是作为“有生命的个人”的“产生生命的生活”，又是作为“类存在物”的“生产生活”[18]。“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劳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物质生产与自主活动的高度一致，即在劳动具有社会性的条件下，物质生产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其二是指人的活动既表现为人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可以“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也表现为人可以在精神生产领域中广泛地进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19]的科学创造活动和艺术审美活动，总而言之，“现实的历史的人”在具有社会性的条件下选择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可见，劳动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作为最基础的形式，推动其他一切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然而，在资本逻辑下，人却不是处于这种存在状态，“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20]劳动不再是自主活动，而成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成为单纯的谋生手段、成为异化劳动。因此，破除这种异化劳动从而使劳动获得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应有之义。
(三)“现实的历史的个人”是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
“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1]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曾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此外，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人的发展状态做过这样的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关系，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从而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简而言之就是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和支配。拥有多样的社会关系并不是说人的解放就会实现，人的解放是否可以实现，除了要拥有多样的社会关系之外，还要能够意识到这些社会关系的存在并按照自主意识自由自觉地控制和支配这些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往丰富得多的社会关系，但人们并不能按照自主意识控制这些社会关系，人们反而被这些社会关系所控制。也就是说，这些社会关系不但不能够进促进人的解放，反而限制了人的解放。要想使这些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关系促进人的解放，就要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让人们不再屈从于社会的固有分工，从而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支配这些社会关系，使这些社会关系服务于人并促进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必然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的解放而非“虚幻的人”的解放。人的解放的因素只能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去寻找。其中，克服人对群体的依赖、消除人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政治解放，扬弃异化劳动而复归与人的本质相同一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解放以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这一逻辑，“人的解放”的实现路径必然从现实的历史的社会背景出发，基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深化拓展而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的感性和思维的质的飞跃以及现实关系的现实的解放。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解放思想的当代实践
“感性的人的活动”与“现实的历史的人”作为人的解放的主客体维度，充分彰显了实现这一理论旨趣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即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克服人对群体和物的依赖，消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与人的本质相同一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复归;消解“自然共同体”和“虚假共同体”，切实实现解放社会并使人解放于社会，形成一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当代实践，为寻求人的解放的新路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人的解放自然而然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目标指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洞察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断和重大决断，立足于“感性的人的活动”这一解放客体，落脚于“现实的历史的人”这一解放主体，走出了一条旨在实现人的解放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始终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
人的解放是建立在巨大物质财富丰富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之时就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从生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根本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的需要的性质也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变成“美好生活需要”，“现实的历史的人”出现新的阶段性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一切实践都是我国人民的“感性活动”的生动体现，充分解放人的感觉和人的思维，使得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本质力量极大丰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人的社会交往普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大大加速了人的全面关系体系的建构。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的解放是建立在政治解放之基础上的，只有完成了基本的政治解放，将人对群体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以物的依赖为前提的人的独立性，才能进而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苏联解体和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若没有经历市场对落后的社会关系的摧毁，盲目地排斥市场和私有制，在没有相应社会生产状况时就强制采用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只会给社会的政治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私有制的废除和公有制的建立只能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基础上。这就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指导和现实依据。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感性的人活动”，同时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完成从人的依赖阶段过度到物的依赖阶段、塑造“神圣形象”过渡到到消解“神圣形象”的历史转换，使人完全融入社会，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状况的质的飞越。只有政治解放基本完成，人的解放才成为可能。
(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进个体层面的劳动解放
当今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巨大社会财富基础上的劳动解放，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实现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受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硬性现实条件的制约，个体层面的劳动解放还只是部分地实现，还不是完全剔除资本因素和原则的现实。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异化劳动的消极影响，使得劳动力不至于沦为纯粹的商品而受到资本逻辑的强制支配和强硬规定。“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和劳动就业的体制机制尽管也有着市场交换、契约自由的一般形式，但是从根本上说首先是为了推动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对劳动力而言也有助于‘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是实现着的劳动者的现代化生存方式的转型。”[22]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秉持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诉求，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服务于劳动者。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社会解放思想高度同质契合
马克思的社会解放思想形成于资本主义造就的基于资本逻辑的竞争的虚假政治共同体的现实——人的权力表现为对“物”的占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狼与狼的敌对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不仅仅是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包括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于把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这样一个真正共同体。随着人类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全球化形势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科技发明把世界各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环境、人口等领域的利益紧密相连，各国的国家利益越发体现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各国的发展进程越发融入进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尤其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更加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需要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力量来抵抗和防控疫情的蔓延。“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从超越资本主义造就的敌对竞争世界秩序的现实情境出发，着眼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共同利益，倡导共生、共利、共荣的整体意识，旨在建立一个全人类合作共赢的“真正共同体”，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
四、结语
“人的解放”是人类的永恒母题。马克思的“人的解放”必然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与“感性的人的活动”二者主客维度相统一的解放。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无论是其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还是其继承者列宁对帝国主义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判断，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社会展开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身国情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一例外，都是基于“人的解放”这一命题来审视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时代;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致思路径，抑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致力于超越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的资本逻辑竞争秩序，寻求实现“人的解放”新路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运动必将朝着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随着“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现实的历史的人”必将实现解放社会和解放于社会的历史目标，“人的解放”也必将迎来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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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邱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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