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语文教师的日常，是最核心的专业能力，阅读须始终保持进行时。回顾我的阅读生涯，大致有如下四种路径。
一、循热爱构建自己的精神领地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住在京西郊外的一处地下室，夏天潮冬天闷，北漂无房职工多栖居于此。暮色延展，端坐室内，一年多时间里我重读了鲁迅，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再从《热风》读到《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慢慢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鲁迅呈现在我面前，在他身上，我窥见了火之下的冰、实在之下的空虚，光明之下的黑暗，也经由他看到了自己的生死爱欲。
我自然期待将自己热爱的鲁迅推荐给学生，然而站在三尺讲台上，跟同学讲述鲁迅的冷冽与热血，情况并不乐观，他们似乎与这位文学巨匠隔着“厚厚的障壁”。读鲁迅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那么如果先给中学生开一扇小窗，给学生提供迥异于过往阅读经验的鲁迅形象，是不是有可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扭转固化在学生脑海中的鲁迅印象呢?于是，我安排了一系列颇为不同的鲁迅专题教学，先用两节连堂课让全班同学顺次朗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让学生进入氛围;接着进行“鲁迅旧作重读”，在学生的认识之外提供更丰富更深刻的思考角度;然后才正式进入“鲁迅作品专题”的学习。
专题学习结束后，一位学生写道：“从前知道鲁迅，几乎是胁迫式的，必须读，因为考试考，然而自己又读不懂，于是便只能将稚嫩而怯生生的眼光放在老师身上，听他是如何激昂地解释那几个‘不必说’，自己认真地记在段落旁边。”而现在，他说，“通过鲁迅专题的学习，我才知道他是这样一位有洞察力的先生，看出时弊，甚至省察革命者的不足;从他身上，我知道伟人也会踟蹰不前，也会有所犹豫有所怀疑，只是他从不逃避，似乎他只会直面恐惧。”或许这就是一位三尺讲台上的教师，能为学生敞开的那一扇微小却光亮的大门吧。
因为对鲁迅的热爱，我在高中必修课上拿出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鲁迅专题学习，设计“鲁迅作品任务群”，也开设过几轮鲁迅选修课，承担和参与了多项与鲁迅相关的课题和公开课。经过不断重读鲁迅，不断吸纳学界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在《上海鲁迅研究》发表了论文，还出版了《大先生的绝望与希望：细读<呐喊>》这本书。
某种意义上，鲁迅作品给我提供了一个广阔而有为的世界。广阔首先是指向鲁迅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增长了我的学识，养成了我看待人事的思维，其次是鲁迅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和精神向心力，让我不断仰望和追随;有为是指中学语文课堂上，鲁迅作品值得挖掘和开展的教学活动大有可为，于我有一块自己深耕的领域，对自我成长来说也是大有可为。
二、老老实实啃原典
1912年，陈寅恪从瑞士回国，去拜访著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夏先生说，“你是故人之子，能从国外学了那么好的学问回来，很值得庆贺。我自己则只能读中国书，外国书看不懂。不过，近来已觉得没有书可读了。”夏曾佑的话令陈寅恪当时很是不解。几十年后，陈寅恪自己也到了无书可读的境界，“中国真正的原籍经典(原典)也只不过一百多部，其余的书都是在这些书的基础上互为引述参照而已。”原典指的是“原创性”和“基础性”，注重读原典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读书策略。
《诗经》《尚书》《礼记》《论语》《孟子》《史记》……以及李杜的诗、韩柳的文、苏轼的诗文等皆乃人人必读之书，它们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但经典老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往往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论语》是中国人精神的发源地之一，应该是必读和常读的书籍。从大学时读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到后来读李零的《丧家狗——我的论语》《论语纵横读》，以及李长之《孔子的故事》、井上靖《孔子》和钱穆《孔子传》，再到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为底本开展整本书阅读教学，并参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杨树达《论语疏证》、钱穆《论语新解》等来丰富知识，开拓视野。我翻阅了诸多古籍，对《论语》的认识确乎与日俱增，自己也有了一点底气，带领学生读《论语》也开始“理直气壮”。一轮下来，总结得失，阅读的盲点一一呈现，再逐一解决，这个过程愉悦而满足。
当然，不是所有的原典都可能精读，因为太难，但一旦专注阅读它们，收获的不只是知识的增补，更是精神的充裕。因为接受了为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丛书新编”撰写《礼记》导读的任务，我对作品通读了数遍，有感处随手记下心得体会。阅读中也帮我解决了《论语》中不解的一些问题，即如曾皙描绘暮春情景来言志，夫子听完后为什么“喟然而叹”，“吾与点也”?
《礼运》篇中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礼”“乐”都是以天地的运行作为仿效对象而作。中国人由天地动静、四时节律、昼夜来复、生死绵延，感到宇宙是生生而有条理的。
暮春时节，换上春天的衣服，去郊外游春，在水边洗除晦气祈福，是顺应自然的节律，这就是生生而有条理，就是礼。“风乎舞雩，咏而归”，登台，咏唱，都是内心欢悦的外在表现，就是乐。曾皙描述的场景顺应自然运行的大道，贯注到现实生活中，“礼”构成社会生活里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与团结力。礼乐并举，是孔子的理想社会图景。所以孔子才会说“吾与点也。”
阅读原典，不仅让我解决了现实语文课堂的问题，解除了我心中的困惑，也让为自己的人生打下了精神的底色。
三、提供更有厚度的语文课
我的很多阅读，是为解教学之惑。《登泰山记》中姚鼐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即时“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也要赶在一年的最后一天登顶泰山。姚鼐为何要找罪受?此文讲求的是什么“义理”?带着困惑读书，目的性明确，须弄清姚鼐写作此文前后的人生和心路历程。
翻寻资料得知，1773年，43岁的姚鼐因学识渊博，被举荐入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官。任职期间，他与总编纂纪晓岚不合，仕途不顺，加上先前伯父及好友的官场失意，对他造成了莫大的震慑，于是翌年秋他便借病辞去官职，十二月就顶风冒雪，踏上了南归之路。经过这样的阅读梳理，这篇散文的义理大约如是：在最艰难的时间，登上具有高尚人格象征的泰山，完成精神的锤炼;在最纯净的环境登上泰山之巅，感受人的渺小和伟大;走下山，人心变得沉静，心胸变得开阔，再不会计较一时得失，再不去理会意气纷争!
读《师说》亦是如此，韩愈为什么对士大夫耻学尤为痛心?为什么如此珍视时年十七“学于余”的李蟠?翻阅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以及韩愈的《送孟东野序》《进学解》《原毁》《原道》一系列作品，我逐步揭开了心中的疑团，逐渐理解了韩愈倡导“为学”的艰难：韩愈是以道自任的卫道者，即便孟子也不能救于儒道未亡，自己却仍要竭力倡导儒学复兴。唯此，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在举国迎舍利子之际上书冒犯天颜，“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也才能理解苏轼为什么评价他是“道济天下之溺”。奖掖年轻的儒学后生，批判耻学的时代风气，都是他“卫道”的一部分。
被任务驱动的阅读，并不意味着仅限于解决眼下碰到的教学难题，在解开困惑的过程中，从著述的字里行间了解作者应对困难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创作文章的方式，以及文字背后蕴含着的巨大的人格精神力量，对于阅读本身尤为重要。
四、读与行的结合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路是对阅读的深化，至其地，生其情，再读其文，那种文与人的交错让我尤为感怀。
2019年秋，我们三位老师和七十多名学生从北京出发，抵达西安，沿着西成高铁入川，途经汉中、广元、剑门关、青川、江油、青莲、绵阳、德阳、广汉等，最后抵达成都，四个小时就走完了千年前杜甫走了二十多天的路程。
出发之前，我确定此次“游学”的主体人物是杜甫，我的阅读必须走在学生前面。首先了解诗人，冯至、莫砺锋、陈贻焮三位大家的杜甫传我依次读完;再读杜诗，萧涤非、葛晓音编著的《杜诗选注》，叶嘉莹、吴小如等大家对杜诗的解读赏析，遵照“以史读诗，以诗证史”的原则开展阅读。
有了上述阅读做基础，我着手设计了“杜甫与杜诗”学习任务群，沿着杜甫当年的入川之路，每至一地，领着学生重读其诗，与一千多年前的杜甫产生共情。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渐渐明白了杜甫和杜诗对中国诗歌史、对中国人的精神构成意味着什么，也对“诗圣”和“诗史”这两个标签有了更丰富更切实的理解和认识。
这样的阅读和行走，是我们众多阅读和行走活动的一次，从太史公祠、韩愈墓园、眉山三苏故里，到赤壁、绍兴、岳麓山，再到西南联大旧址……我都是先读书，读得多了，自己有了足够的积累，才可以设计更为丰富多彩的学习任务群，才能让学生的行走不止于到此一游，而是形成绵长的生命力，成为师生共同的精神成长点。
读一本书就好像在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我期待着能给自己的未来种下更多种子，更希望将这些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里，以期他们长成参天大树。在自我阅读和引领学生阅读这条路上，我将继续努力，我们将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北京第四中学)
责任编辑：李淳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2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