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两位重要领袖，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陈独秀早于毛泽东重视农民的力量，并主要通过阶级理论和农商部数据研究农民运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逐渐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在实践层面结合阶级理论具体地研究农民问题。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陈独秀论述地主阶级的剥削方式不多，毛泽东非常重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农民革命力量的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农民革命力量不是主要的，而城市工人的组织和斗争是主要的。毛泽东则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也是陈独秀和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走向不同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陈独秀;毛泽东;农民问题;中国革命;认知异同
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对比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陈独秀研究的传统范式。学界对陈独秀和毛泽东农民问题认识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民问题的重视、认识深度、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及其与革命道路理论的关系等问题，并形成了众多成果。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探索中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由于传统研究视角和政治环境的影响，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长期被湮没，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得到充分研究。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丰富和学术空气的逐步开放，学界对陈独秀的评价日益客观，以往的误解也正逐步得到澄清。1978年以来，为陈独秀辩诬、正名是陈独秀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辩诬和正名不意味着忽视陈独秀偏离中国革命主航道这一事实。在国民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反对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共产国际的矛盾指导固然也是陈独秀面对已经兴起的农民运动游移不定的一个外部因素。但是，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也未能从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中得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不能不作为历史的遗憾而为后人思考和借鉴。陈独秀与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在农民问题的认识来源、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以及农民革命力量的问题上存在认识差异。这也是陈独秀偏离中国革命主航道而毛泽东则找到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的原因之一。
一、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之差异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为实践所检验，也为学界所公认。但是，学界对陈独秀是否重视农民运动这一问题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成果丰硕，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不重视”“不轻视或不忽视”和“重视程度不够和认识深度不够”。
第一，“不重视”的说法来自于毛泽东的文章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党史教材。杨德勇在《陈独秀与<共产党宣言>》中为探讨陈独秀偏离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根源，论述了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他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主要是没能正确处理与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关系。”[1]杨德勇引用毛泽东的话以说明陈独秀“忘记了农民”“不要农民”[2]以及“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3]。他认为陈独秀“错在脱离中国农村”[4]。杨德勇认为陈独秀不重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其理论根源是将《共产党宣言》中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观点当成了教条。
第二，“不轻视或不忽视”的主要依据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对农民运动的支持和陈独秀关于农民问题的系统分析。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中通过档案材料证明，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5]。因此以往关于陈独秀轻视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1923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陈独秀承认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并且，在北伐战争期间，陈独秀在1926年7月由他起草并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高度肯定了农民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极重要的地位”[6]。贾钢涛认为陈独秀并未忽视，并且认为陈独秀是党内提出“不可忽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但是，贾钢涛同时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最大力量。
第三，“重视程度不够和认识深度不够”的说法也有其文本依据和档案依据。冯建辉根据陈独秀的文章和实践经历，指出陈独秀未能深入实际领导农民运动，因此，陈独秀“对农民由于饱受压迫剥削而潜藏着的巨大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对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伟大影响力估计不足。”[7]张昭国和钟文认为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同。陈独秀的认识早于毛泽东，但不及毛泽东深刻[8]。
综上，学界关于陈独秀是否重视农民问题的讨论非常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陈独秀是重视农民运动的，他认为“注意农业和农村运动，在任何国家都应该重视，不但是中国。”[9]并且，他在理论上系统分析了农民问题，也在大革命后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但是，重视农民运动的陈独秀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后得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通过与毛泽东的认识过程及观点进行对比研究，陈独秀对农民问题认识的错误根源也可以得到更加深刻的说明和总结。
二、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来源差异
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不是从直接的调查研究中展开，他也未能深入农民运动之中具体领导和研究其方向和方针。而毛泽东的结论则立足于直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并进而在实践中逐步确定农民运动的具体方向。
(一)间接经验：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来源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期间，陈独秀逐步从理论上重视农民的力量并愿意采取积极的、温和的农运政策，但是，陈独秀本人却未曾到农民中进行过实际的调研和工作，他主要通过阶级理论、农商部数据和北伐战争中的农民运动研究农民问题。因此，间接经验是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主要认识来源。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劳动运动主要在工人群众之中。唯浙江发生了“农民协会反抗地主”[10]的运动。这一消息的来源并非陈独秀的直接调查。因为陈独秀在1921年到1922年主要在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工作。在这份报告中，陈独秀表示，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宣传中应“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11]而在发展入党及劳动运动的部分，他仅仅提及工人。陈独秀还认为此时的劳动运动专指工人的劳动运动。可见，陈独秀对农民问题还未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充分重视。一年之后，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这篇文献是陈独秀首次系统地运用阶级理论阐述其农民观的历史资料。陈独秀提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时，用到了“不可忽视”“不可漠视”[12]等词汇。“不可忽视”或“不可漠视”的原因则在于其超过半数的人口和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真正基础。陈独秀指出：“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13]随着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在各地的发展，陈独秀更加重视农民运动。1926年7月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农民“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并且，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主要势力。”[14]但是，陈独秀本人却未曾到农民中进行过实际的调研和工作。在1923年至1927年期间，陈独秀主要在上海，从事《新青年》杂志等党的刊物、报纸的文章撰稿和编辑工作，为捍卫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独立性而斗争，相比于农民问题更多关注的是工人运动和城市的发展状况。陈独秀没有在农村中亲自接触农民及亲眼观察和体会农民运动，更没有通过间接调查了解农民生活的具体细节。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也没有对农村进行过具体的调查研究。
(二)直接经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来源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来源体现在毛泽东逐步重视农民问题的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主要从事工人运动，甚至认为没有时间做农民运动。此外，他还非常注意城市商人。1923年7月11日，毛泽东认为非常迫切地感觉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双重压迫的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15]在1925年2月6日回到韶山之后，毛泽东将自己的视野逐渐转向农村和农民。此后，毛泽东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并创建中共韶山支部，以号召农民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他以亲身的实践参与到了农民的斗争之中。并且，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痛苦了解更加深入而细致。这主要体现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1月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1926年11月25日发表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等文献之中。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细致分析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毛泽东重点考察农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农民暴动的自发性问题。1926年3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同年4月10日，毛泽东还在口试中“询问各地乡村情况及农民生活状况等。”[16]可见其调查研究之心切。1926年5月25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农民运动的问题。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期间，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并且亲自“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17]等科目。毛泽东还从民歌中取得了对农民问题更深入的认识。1927年初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表明毛泽东是在农民的具体生活、具体运动中加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的。相较于陈独秀，毛泽东更加重视从现实生活和细节中研究农民问题。
因此，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来源是不同的。毛泽东非常注重从实际的调查研究中获得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知识。这是陈独秀并不曾做过的工作。认识来源的不同决定着认识的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直接经验意味着“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18]。直接经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事物。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多来自间接经验。间接经验当然也为陈独秀提供了认识的重要依据。1923年12月1日，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陈独秀强调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伟大力量。并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19]但是，此时陈独秀并不将农民视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他认为：“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20]才能够为农民“共产的社会革命”提供前提。陈独秀在具体工作中逐步重视农民运动。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给各级党部写信指出：“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到农民中去!’”[21]陈独秀本人也非常支持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委员包括毛泽东、阮啸仙、澎湃、易礼容、陆沉、肖人鹄和团中央一人[22]，毛泽东为书记。但是，他还是没能亲自参与和接触农民运动。因此，在毛泽东将农民力量视为主力军的时候，陈独秀并未作出如此坚决的判断。这是陈独秀与毛泽东认识路径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
三、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地主和农民关系的认识和判断的差异
陈独秀和毛泽东都认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剥削的程度如何?地主的剥削是否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因素?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稍有差异。陈独秀对地主的分析主要从地主阶级的人数、内部阶层划分、掌握政权的程度、与贫苦农民的关系进行论述。但是没有系统分析过主佃之间的剥削关系，而毛泽东对农民革命性的分析则以此为理论根基。
(一)地主数量的认知差异
对地主数量的认识是分析主佃剥削关系的基础。陈独秀和毛泽东的划分标准和确定的人数结论不同。陈独秀认为大地主占万亩以上的有十人;中等地主占千亩以上，至少二三万人;小地主占百亩以上，至少二三十万人，还有一部分属于自耕农兼地主[23]。而毛泽东认为大地主大约三十二万人;小地主在二百万人以上。自耕农中接近小地主的部分有一千二百万人，占自耕农总数的十分之一。大地主依靠重租、高利贷、重捐、剩余劳动、预征田赋剥削农民。小地主依靠重租、高利贷、剩余劳动剥削农民[24]。可见，陈独秀划分了占百、千、万亩的地主人数，毛泽东则直接根据在农村中的观察结果进行分析，将地主划分为大地主和小地主，并且着重分析了地主的剥削方式。可见，陈独秀对地主数量的估计明显少于毛泽东。
(二)剥削程度及方式的认知差异
陈独秀对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严重程度的认识与毛泽东不同。当然，陈独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1923年，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就重点指出了中国农民各阶级的痛苦来源：1.外货输入，一般物价增高率大于农作物价格增高率。变卖田产，降低经济地位;2.政治不良，军阀、贪官污吏。这两个原因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大部分成为兵、匪。3.农民文化低;4.征税繁多;5.雇农增多，地主对于雇农要求过高;6.城市物价导致地主剥削日甚;7.青黄不接时的高利贷(高利贷盘剥者和地主)也很多。可见，陈独秀清醒地意识到地主对农民剥削的存在。但是，陈独秀认为：“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25]。陈独秀认为：“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即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26]陈独秀并未详细论述地主阶级对自耕农、半自耕农等的剥削。另外，从实践层面看，陈独秀此时在论及革命党应当如何对待农民运动的时候，没有提及动摇地主阶级的统治，他认为，第一，要教育及宣传农民：农民要识字、了解世界大势、“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的口号;第二，要将农民组织在各种农会、协会之中，“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27]。陈独秀所说的“反对”，与毛泽东所讲的农会势力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不同。这种“反对”更显温和。当然，以上观点是陈独秀1923年的认识。1926年7月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也未明确将整个地主阶级作为革命对象。该决议认为党应当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团结佃农雇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如成为劣绅土豪者。”[28]直到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剥削问题的严重。1930年3月1日，陈独秀指出“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归农民”[29]这一根本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排在城市工人问题之后的。
毛泽东非常强调地主阶级对佃农的剥削是农民深感痛苦的根源，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存在的基础。毛泽东对农民痛苦及自发的革命性的描述更加生动、具体。192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指出：多数人“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30]他从实际的材料出发，来说明农民当时并非太平富庶而无痛苦。崇明县佃农遭受剥削太重，“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31]因此，“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成群的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32]这当然超出一般经济斗争的范围。毛泽东在这种自发的反抗中看到农民，尤其佃农的革命情绪已经由封建土地制度造成。留学生周水平“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这一事件也从侧面印证了农民自发的革命性。关于农民革命性的原因，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方式。“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33]并且，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分析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合这五种剥削加于农民的惨苦，真是不可形容。”[34]毛泽东着重总结大地主作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真实基础或最后原因。毛泽东在1926年9月1日明确指出：“经济落后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35]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只是在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中，对这一问题采取不同的策略。
综上，陈独秀虽然承认农民的革命性，但是，他并未对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关系详细论述。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农民的革命性，他具体地、生动地描述了农民的痛苦来源和自发的革命性，并将地主阶级的剥削视作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对地主剥削程度及方式的判断涉及到对农村中阶级斗争激烈程度的判断。因此，在没有大量直接经验的情况下，陈独秀对地主剥削的程度及方式做出了过低的判断，低估了农村中阶级斗争形势。这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偏离中国革命主航道的又一重要因素。
四、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差异
对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陈独秀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逐渐偏离中国革命的主航道。这种偏离与其对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因为陈独秀没有真正从实践中深切认识到农民力量的巨大，并且没有在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上详细研究农村的生产关系，再加之对《共产党宣言》一部分观点的教条式理解，他始终没有承认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潮流快要高涨的判断。
(一)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城市支配乡村，乡村支配城市?
农民革命力量的问题首先牵涉到对中国国情的判断。陈独秀认为中国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就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甚至陈独秀在1921年就已经模糊地提出“如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进入资本制度的时代了。”[36]1927年的“八七会议”之后，陈独秀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他开始反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也同时诚恳地提出了共产国际及党内其他同志在大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指出：“你们因未得到机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来认清革命发展中阶级关系的转变，因而你们在未来革命政权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工农民主独裁;因为未得到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承认上一次的革命早已完结，因而你们在目前直接任务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准备武装暴动和乡村游击战争。”[37]这是陈独秀对当时中央路线的理论剖析，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陈独秀所指出的阶级关系的转变，是他所认为的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情况下阶级关系的转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主要矛盾。而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则从属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38]但是，这并不等于陈独秀不承认农民的革命性。陈独秀将农民的革命运动置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从属地位。他认为：“农民虽然在农业国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们从来不能有独立作用及独立的成功。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产与无产)的力量决定一切。”[39]“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领导，农民暴动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走到反对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权，彻底的土地革命是不会实现的，没收一切土地不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办不到，即农民暴动也办不到”[40]。陈独秀关于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观点是非常清晰的。这种观点受到其国情观的根本影响。由此，中国革命究竟是以农村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问题发生。这个问题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到1931年中共中央开始撤往农村期间的一个重大问题。陈独秀自从“八七会议”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之后，虽然遭到不符合实际的评价，但是依然坚持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多次向中央提出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而这一问题自然也在陈独秀的关注之列。如前文所述，陈独秀虽然在北伐战争前夕将农民运动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势力。但是，陈独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城市经济绝对地支配了乡村”“地主已资本化”[41]。并且，陈独秀因此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42]。陈独秀当然也支持贫农的斗争，但是“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43]。“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决定”[44]。所以，陈独秀认为农民问题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二)红军能否成为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
陈独秀和毛泽东对农民革命力量的估计还体现在二人对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的政治分析上。陈独秀认为当时革命的主观力量之一，红军是根本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他认为“赤卫军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时的群众组织，红军是工人取得政权后的军事组织，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人都还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之下被压迫着动挣不得，我们的党不把力量集中在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地在离开政治中心的农村中，纠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业农民，冒称红军。”[45]陈独秀通过分析当时红军的成分指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它们的现象，已走上内讧、火并，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这都是客观事实”[46]。当然，陈独秀并未对红军第四军(朱毛红军)的成分进行分析。但是，陈独秀即使看到了红军第四军具体的成分分析，也未必能够认同农民阶级在其中占主要部分的性质。因为，陈独秀已经认定“无论从理论上看，从事实上看，这种游民无产阶级的‘红军’之发展，都没有决定革命高潮的可能”[47]。毛泽东当然也看到了红军士兵成分复杂的一面，但是毛泽东主张进行积极的政治训练，以提高红军士兵的政治觉悟，使之自觉地为革命奋斗。这正是陈独秀和毛泽东对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的不同看法。陈独秀在这种观点的支撑下，自然不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有了相当的军事力量的支撑，也不会认为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可以作为真正的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
(三)农民运动能不能造成革命高潮?
陈独秀对农民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影响了他对中国革命潮流的判断。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的确进入了低潮期。陈独秀指出目前处于“革命低落之整个时期”[48]。但是，由于对农民运动重视的层面不同，再加之对农民革命性原因的认识不同，陈独秀与毛泽东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形势判断也不同。陈独秀曾经对六大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估量作出评价：“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49]因此，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摒弃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路线，在农村中发动贫农打击地主和富农，并且不能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而要“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50]。实际上，陈独秀的建议不无道理。不顾群众革命斗争情绪而急躁冒进，的确会导致政策上的激进。1927年底的广州暴动已经给中共中央以极大的教训，毛泽东也明确反对过高估计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在反对盲动主义的问题上，陈独秀和毛泽东是一致的。而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和之后都始终坚持农民的革命性已经高涨，并且革命高潮的到来是必然的，甚至革命高潮的快速到来也是必然的。他始终认为群众的革命情绪是高昂的。他在1929年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指出：“夺取政权。为期日近。”[51]他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中专门指出“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并且自信地认为农村暴动有“全国形势的发展。”[52]“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53]。毛泽东之所以对客观形势作出此种估量，来源于毛泽东对促进革命高潮的各类矛盾的了解和分析。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对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同各半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中国国内统治阶级之间、中国国内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的诸多矛盾进行分析，指出这些矛盾都是发展了的，“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的要到来。”[54]陈独秀逐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航道。而毛泽东由于在农村中的实践和调查研究，认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很重，并坚持发动潜藏在农民阶级中的巨大革命力量，因而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实行土地革命，联合富农，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并采用直接武装暴动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巩固革命成果。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后至1931年期间，陈独秀始终坚持城市中心论和工人运动中心论的观点，但也主张农村中贫农的经济斗争。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步探索农村革命斗争的道路，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航道。正是这一观点的不同，导致二人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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