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数据技术推动着信息教学模式，从智慧课堂1.0版不断升级到智慧课堂4.0版。智慧课堂技术迭代的同时，逐步渗透到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全过程，不断地创新教学形式、增强师生互动、提升教学效果。智慧课堂强势地异化着教师的主体能力，数据权力、算法逻辑、数据鸿沟、数据资本消解着教师的主体价值。唯有回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基本立场，才能在恢复教师主体性的同时，实现智慧课堂的工具理性。
关键词：大数据;智慧课堂;主体异化
大数据技术自诞生以来，全面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宏观到微观重塑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它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究其原因在于它以技术生产力的形式，颠覆式地创新着产业革命的模式，从自然资源实现简单生产，到化石能源驱动工业生产，再到大数据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①]人类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学家托夫勒把这次变革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拆散了我们的家庭，动摇了我们的经济，冲击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了我们的价值观，每个人都受到其影响。所有旧的权力关系、今日处境危险的领导阶层的特权都遭到挑战，明日的权力争夺将在此背景下进行”。[1]大数据技术在互联网时代，也全面地渗透到大学校园生活和大学教学实践中：中、美、英、加等国纷纷开启慕课教学的新模式，国内以O2O教学、翻转课堂、智慧软件教学等方式，不断地革新着传统大学的教学方式，进而形成了智慧课堂的新浪潮。大数据技术对传统教学实践的冲击烈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先生所言，大数据技术拆掉了大学的“围墙”，并将引发全球高等教育的一场重大变革。
大数据技术契合大学思政教学的现实，以诸多智能教学软件平台的形式介入到教学实践中来，形成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智慧课堂教学的新模式。在方便教师教学管理、增加师生互动、丰富教学素材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给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在教学素材方面，智慧课堂开放了互联网信息，不少信息良莠不齐、掺杂到教学素材中来。大学思政课堂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的主要阵线，如不能有效发挥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则有悖于社会主义教学的基本要求;智慧课堂的教学形式，把计算机信息科学的量化思维方式和实证教学方法带入到教学实践中来，和传统大学思政课的定性教学理念和人文教学思路产生碰撞;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出发，大数据形成一种强势的技术权力，消解和侵蚀着大学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在每一次技术介入课堂的过程中，工具理性都内化为一种异化主体的新力量。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开始关注智慧课堂的主体异化问题，对于大学思政课教学的智慧课堂形式，既要热情欢迎新事物、新技术的到来，也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对技术迭代展开分析，并保持理性警惕。
一、智慧课堂的技术迭代
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现代科技的力量并不是第一次介入到大学课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国家就开始尝试通过广播技术开设声讯广播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技术设想成为现实，以日本为例，1967年日本文部省提出设立广播大学的议案;此后第十七个年头的1984年，广播大学正式开启招生模式。[2]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信息技术、影像技术、互联网技术纷纷介入到大学教学的课堂。大学思政课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阵地，也是信息技术教学的主要场所，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依托信息技术的应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化过程，按照信息技术、数据技术、VR技术，及技术辅助教学、介入教学的力度，大体可以理顺出智慧课堂的技术升级迭代过程，逐渐实现了从智慧课堂1.0版到智慧课堂4.0版的技术进化。
智慧课堂1.0版，即以图片、文字的素材形式，在台式机教学投屏上实现“辅助”教学功能。早期计算机作为教学手段，只是借助其自身存储量大、运算速度快、图形动画和仿真等基本功能制作以演示为主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如幻灯片、电教片等)，用来辅助教师解决教学中的某些重点、难点问题。[3]智慧课堂1.0版仅实现电教化的形式，鉴于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在大学思政课堂仅能以教学辅助手段来实现功能。
智慧课堂2.0版，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PC端社交软件普及的支持。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逐渐成熟，QQ、微博、BBS论坛等虚拟交往软件，在传播信息、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因互联网信息内容形式多样、信息发布渠道多样、信息传播方便快捷、信息资源共享等特点，成为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大学思政教师开始关注互联网信息的使用，启动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拓展了思政教学的空间。
智慧课堂3.0版，是基于3G、4G的网络基础技术，及手机智能软件普及的支持。手机不再单纯地承担通讯交往的功能，而是演化为生活、学习的必备工具。以手机为平台，整合了QQ、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各种互动社交平台，催生了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也把“娱乐至死”的多彩信息，和轻松愉悦的教学形式，带入到大学思政课堂。不少技术公司也开始启动手机智能教学软件的研发，如雨课堂、微课堂、蓝墨云、学习通等软件开始介入到大学思政课堂。[4]
智慧课堂4.0版，是基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基础，实现了“人机协同”的教学方式。[5]智慧课堂4.0版和智慧课堂3.0版，在技术迭代上有一定的重合期，如慕课教学形式，既有智慧课堂3.0版的技术支持，也有大数据理念的渗透介入。大数据技术及其算法模拟人脑的思维，构成了人工智能的技术热点，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而形成的“AI+思政课教学”，成为新技术在教学实践中的新形态。[6]智慧课堂4.0版，是目前大学思政教学实践中最接近“智慧技术”的新应用，它通过移动互联技术与云技术引入思政课课堂教学，实现了学生手机端、教师手机端和课堂大屏幕的多屏同步互动，同时通过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相关教学的量化指标，有力推进了大学思政教学信息化的进程。[7]
回顾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过程，从简单的电子教材、教学素材，到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从线上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到智能辅助教学系统，可以清晰地理出技术进化的道路：从辅助工具的功能作用，发展到与教师主体实现人机协同的智慧教学。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信息，涌入大学思政课的教学当中，新技术改变着大学思政课堂的生态，也促使着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就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在他看来，一切人造之物，一切技术和文化产品，都是媒介，都是信息。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这些信息对人和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形成新的价值尺度。大数据技术不断助推着形形色色的互联网信息渗透到大学思政课堂，不断升级的智慧课堂则把这种信息技术的教学方式成为常态。麦克卢汉在反思媒介传播泛滥时提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盗贼，用它来涣散思想，并转移看门狗的注意力。[8]麦克卢汉认为，信息技术的泛滥不仅夺走了信息受众对信息的兴趣，并应该警惕的是信息技术裹挟着技术理性，全面侵入到现实生活的世界。智慧课堂固然协助教师实现了课堂管理、课堂互动、课堂创新等目的，但也因强势的技术理性不断挤压着教师的主体权力，在原本意图构建人文世界和精神家园的大学思政课堂上，遮蔽着教师主体价值的呈现。
二、智慧课堂下思政课教师主体异化的表现
传统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教师既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也是教学实践的主导者，教师的主体价值通过教学实践的话语权而得以实现。而在智慧课堂的语境内，教师所明确的主体价值，被嵌入到教学实践的大数据技术所改变，韦伯笔下所谓的工具理性及大数据技术的强势凌驾，形成课堂环境内的新课堂权力，掀卷起大数据技术的浪潮，侵蚀着传统大学思政课教师的主体意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学，某种程度上又形成了“人机协同”的新交往，教师作为人的价值意义，被自己所制造的技术工具改造并深度异化。哲学主体价值的隐患，深埋在大学思政课堂的场景中。大学思政课教师的主体价值，被数据权力和隐藏在背后的算法逻辑所左右，数据技术本身所构成的数据鸿沟、加剧着思政教师群体的分化，数据资本的力量隐约地操纵着智慧课堂所引发的教鞭革命。
其一，数据权力反噬着教师主权。智慧课堂在教学实践中形成新的教学权力，教师不再是知识权力的象征，也不再是学生崇拜的对象。智慧课堂通过简单的手机APP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最新的资讯和最热门的信息带入到课堂中来，以绚烂多彩的新媒体展示形式把原本枯燥晦涩的理论，转化成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短视频、短新闻，并通过智慧课堂的信息交流功能，实现师生的线上、线下交流。技术导向的过程中，互联网的作用在不断加强，大数据技术不再臣服于价值理性的地位，大数据也不再是简单的计量工具，而是逐渐转化为引导课堂教学导向、钳制教师思维方式的工具理性。在智慧课堂的教学环境下，大数据技术以等价交换的形式，完成了和教师主体权力的交易：教师获得了大数据技术提供的教学便利，数据获得了教师提供的教学权力。
数据演化成一种可以引导理性教学的新话语权力。这种新话语权力不仅体现在现实的社会管理生活中，也通过隐性的话语引导和显性的教学控制，改变着传统大学思政课堂的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9]智慧课堂一改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数据信息既丰富着课堂内容，活跃着课堂氛围，也消解着教师的课堂主权。大数据实现了教师与技术的互动，“人机协同”式的教学模式，成为智慧课堂教学的新形式。“权力不应被看作一种所有权，而应被成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益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10]教师的个体力量无法抗衡庞大的数据信息和技术力量，工具理性在克服教师主体性的同时，剥夺和反噬着教师主体。
其二，算法逻辑反制着理性逻辑。社会管理的领域中，大数据之所以能够实现智慧治理的模式，在于它通过算法逻辑把管理者的主观思维数据化为相匹配的数据程序。智慧课堂也不例外，相关软件公司的设计者提前已把算法逻辑作为整个软件运行的基础，软件成为设计者思维的平台，深埋着教师成为算法逻辑玩偶的隐患。
传统教学环境中，教师的教学逻辑是以教学经验和教学科学为依据，能够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教学经验和教学表演等方式，控制教学氛围、掌握教学节奏。智慧课堂的环境下，教师的教学逻辑让位算法逻辑，算法逻辑以微观渗透的方式，控制着整个智慧课堂的运行全程，教师的理性逻辑让位于技术、教师的意识能力让位于算法。支配着智慧课堂程序运行的算法逻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主宰，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的理性逻辑反而不能有效地支配课堂。在使用蓝墨云、雨课堂、学习通等智慧课堂软件的过程中，如在智慧课堂软件中多次搜索某主题信息，该软件在此后的教学过程中，就会反复自动推荐、自动生成某主题相关信息。原因在于，智慧课堂的相关软件在设计过程中已被内嵌算法逻辑，算法逻辑支配着后期智慧课堂软件的信息推介程序。算法逻辑实质地控制着智慧课堂软件，导致智慧课堂软件既失控于教师的理性逻辑，也可能会有悖于设计者的初衷。
其三，数据鸿沟深化着群体分化。数据鸿沟一词最早诞生于1995年，在美国政府提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战略的时候，就警惕地觉悟到大数据技术可能是社会撕裂的新因素。在这一年，美国商业部发布了《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到“数字鸿沟”这一词汇。数字鸿沟主要是指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群体在大数据技术娴熟度的基础上而产生的生存差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也不是所有的大学思政教师都能娴熟地使用智慧课堂的相关软件。最起码，在当前考核大学思政教师的基础条件中，并没有对智慧课堂软件使用的要求。
在大学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智慧课堂的数据鸿沟，主要体现在教师群体因对互联网技术亲和能力不同而产生的技术分化：部分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教师，娴熟于智慧课堂的实现软件，能够游刃有余于新数据的教学环境;部分年长的教师，人文学科的出身加之与互联网技术的疏远，一时间很难转变思路、适应新的教学方式。此外，在线慕课、“网红教师”等互联网教学的新形式，都在深化大学思政教师群体的恐慌感。智慧课堂不再甘于从属于教师教学工具的地位，开始拟定教学标准、规制教学实践，凌驾于教师的课堂权力之上。
其四，数据资本操纵着教鞭革命。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定义出发，智慧课堂理应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在教学实践中实现了“教鞭”的功用，教师应该是教鞭的主导者。问题在于智慧课堂的数据库、智能软件，分属于不同的互联网公司，智慧课堂采集高校师生的相关信息，转化为数据资本并实现经济效益。
走进校园的智慧课堂软件由不同的网络公司、数据公司和网络巨头所掌控，借助于大数据的云端技术，大学生用户和教师用户的软件使用频次和浏览记录会被立即传输到“数据云端”，转换成资本巨头的数据资源。在庞大的用户信息基础之上，网络巨头和数据资本家利用智能软件对智慧课堂的相关用户，如大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进行相关的商业智能推送和客户深度开发。同时根据数据用户的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居住地等基本资料，对智慧课堂相关用户的消费意向和消费活动进行精准分析，进而实现经济目的。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数据在用户这里仅仅是个人的信息，但在互联网公司这里却被转化成数据资本：用户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把隐私和个人信息提供给数据公司，数据公司利用大众对相关产品的理解展开引导型的商业消费活动，进而取得惊人的经济效益。同时大量的大学生信息和教师的信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被转化为数据世界的原始生产资料——数据是整个数据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智慧课堂软件的用户，在个人隐私被侵犯、个人信息被转卖的前提下，成为数据资本。“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于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古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正是它使资本主义社会重构，形成信息资本主义。”[11]智慧课堂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面对的可能不仅是无法驾驭的智慧软件，更要面对深藏在教鞭之后的资本力量。
三、智慧课堂迭代发展下的价值反思及对策
舍恩伯格指出，大数据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大数据革命带来的挑战不同于人类历史以往的任何技术，它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变着社会管理的方式，重塑着社会生产的构成，“这些转变将改变我们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12]。智慧课堂介入到大学思政教学实践中，丰富了教学素材、创新了教学模式、拓展了教学空间，一改传统大学思政教学严肃、固定的教学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师生互动，以积极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活跃了意识形态教学的方式，实现了教学效果。对于教师而言，在教学管理、课堂管理等方面，起到了教学助理、管理助手的作用。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智慧课堂也实现了从1.0版到4.0版的升级。特别在今天，依托于大数据技术及其算法而搭建的智慧课堂4.0版，从某种意义上讲，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学思政课教学的模式，在教学话语、教学能力、教育功能和教育地位等方面，以强势的技术主体姿态不断消解着大学思政教师的主体地位：技术成就着教师的教学能力，也在消解和侵蚀着教师的主体地位。如任由大数据技术对大学思政课教学的侵蚀，教师教学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被不断遮蔽并退隐，技术权力将继续反噬意识形态教学的价值。
波兹曼在反思技术垄断时指出，“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失去技能。我们要记住不用电脑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这一点至关重要;要提醒自己注意，在使用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失去什么同样重要”[13]。问题在于，智慧课堂的教学改革在大数据时代已成为一种技术趋势，手机已成为大学生的生活必需品，互联网技术已经内化为生活方式，单纯地拒斥技术会堕落为逃避，唯有以警醒、理性的态度反思智慧课堂的工具价值，并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主体价值、服务于教师的主体呈现：
其一，洞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智慧课堂固然解放了教师的课堂管理，但它内在的算法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人性的思维。大学思政课教学不仅应该有互联网信息的丰富多彩，更要有回归元典的孤独坚守。智慧课堂的作用只有限制在工具理性的范畴内，实现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和教学服务的功用，才能发挥教师教学助手的意义。
其二，协调形式创新和服务本质的关系。信息化、娱乐化的教学形式，偶尔为之确实能够起到活跃教学氛围、增加师生互动的作用，但过于注重信息教学、技术教学既容易形成审美疲劳，也消解了意识形态教育的严肃性。智慧课堂的教学形式，理应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学的目的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立场，而不应该仅以技术论英雄，那只能是缘木求鱼、喧宾夺主。
其三，反思数据技术和人文立场的关系。依托于大数据技术及其逻辑算法而构建的智慧课堂，充分发酵着互联网文化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易于把握青年大学生的关注点，引爆课堂教学的氛围。但不可忽视的是，支撑大数据技术的算法逻辑自带着一套完整的资本理性，同时也天然地被赋予了“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特征。如大学思政课教学一味迎合技术文化、娱乐文化，则容易弃守意识形态教育的立场，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向。回归到大学思政课教学的人文立场，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思辨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化自信，激发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仰和成长动力，并转换为生命实践的信仰源泉。
智慧课堂的迭代升级，创新着大学思政课堂的教学方式，激活了师生互动的课堂氛围，解放了教师教学管理的困境难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强势工具理性的侵蚀下，大学思政教师的主体价值被数据权力、算法逻辑所消解，呈现出数据鸿沟的分化，折射出数据资本的影子。教师的主体价值被大数据技术所反噬，主体意义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被消解，强大工具理性消解了教师的主体性。[14]唯有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工具异化批判的立场上，关切智慧课堂教学中的人机协同问题，反思智慧课堂对教师主体价值的技术反制，才能归位于教学技术服务于教学本质、教学形式服务于教学目的的健康方向，并以此观照大数据技术的场景下人的主体关怀和价值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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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牛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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