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实践方式，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要交往范式。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为依循，立足于俄国落后的历史现实和生产力低下的基本国情，从国际维度、国内维度、政党维度等多维度出发，提出了在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俄国，通过“交往”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思想。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交往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的划时代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如何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把握交往的现实要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交往观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局势，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产生恐惧和仇视，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国内反动势力意在颠覆新生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叛乱，并与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列宁提出实行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动员国内一切力量，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然而这种急切的、“进攻”式政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激发了尖锐的矛盾，“喀琅施塔得事件”更使列宁意识到要马上转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立刻把列车引到另一条轨道上去”。[1]为稳定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列宁提出从经济改革入手，以“粮食税”、“商品交换”、“国家资本主义”为抓手，推动新经济政策的落地生根，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同时列宁意识到，在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国际局势下，在工农利益关系问题、政党内部沟通不畅问题频频发生的国内形势下，要想摆脱当前的困境，重视和解决交往问题必不可少。因而列宁以马克思交往思想为根本依循，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如何进行国际交往的问题，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强调了党内政治生活中交往的严肃性，探索出了一条特色的交往道路。
一、国际维度：国际交往
三年国内战争胜利后，列宁意识到在短时间内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苏维埃俄国(以下简称“苏俄”)为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就必须同资产阶级“共居”、“并存”，因而解决国际交往问题成为苏维埃政权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之一。列宁在这一时期提出要迅速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交往。
(一)国际交往的主要内容：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经验
利用和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列宁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主要目的和手段。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提出一个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他认为仅依靠苏俄自身的力量来恢复国内经济是远远不够的，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只有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联系，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才能够带动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列宁将“继续前进并学会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3]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并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4]。他特别强调要向德国和美国学习，其中典型的就是学习美国的泰罗制。苏俄的发展不仅需要资本，更需要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泰罗制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但将其引入社会主义国家，却可以大大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苏俄成立了中央劳动研究所、科学技术局等机构专门研究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并翻译出版了一批优秀著作进行学习。
在列宁看来苏俄实现社会主义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需要我们吸收和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资金技术，恢复社会生产力水平。面对当前形势“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5]。因此列宁鼓励党员干部学习资本家的经营方式和手段，让每个党员深刻认识到，“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6]，因此为了能够振兴农业、工业，掌握恢复大工业生产的本领，巩固新生政权，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学习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同时列宁提倡发挥资产阶级专家的作用，提出给旧社会资产阶级专家提供高薪的报酬，吸引专家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尊重支持的态度对待他们，学习他们的工作技能和管理经验，切实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做法都是列宁交往思想的成功实践，他通过学习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完成恢复经济发展的任务，在交往中发展、在交往中进步。
(二)国际交往的全新尝试：租让制
租让制是苏俄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苏俄探索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全新尝试。国际交往是双向的互动，在苏俄需要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苏俄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租让制就是通过与资本家签订合同，以转让经营权的方式，将苏俄无力经营的企业、矿山、油田等租给外国资本家，资本家通过独资或合作参与经营。其中合营“是一种可以正常开展竞赛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表明并且学会，我们能够不比资本家逊色地建立起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能够满足农民的需要，……也能帮助他们前进”[7]，在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获得资本家带来的资金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恢复苏俄经济，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变工农生活。使资本家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减少对苏俄的抵制和封锁，发展俄国被世界大战破坏了的生产力，恢复俄国作为世界原材料基地之一的地位。
作为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租让制在实行之初被认为是倒退、是卖国。面对这一说法列宁解释租让合同是以俄罗斯联邦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同先进国家中的可靠资本家结成经济同盟，“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8]这种经济上的联盟既不会改变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又加强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沟通联系，学习和利用了现代化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大生产工业，并为苏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管理人才，促使苏俄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在国际交往中，列宁提倡以经济合作为交往方式，以学习经验为交往目的，在共赢的基础上稳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赢得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为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交往和改革提供了借鉴。
二、国内维度：工农交往
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工农关系的好坏影响着苏俄的长治久安。国内外战争和自然灾害给本就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苏俄带来了严重创伤，工厂关闭、交通瘫痪、农业陷入困境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同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绷得过紧，工人农民不满情绪高涨，农民暴乱几乎遍及全国，工农关系紧张，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接踵而至。列宁意识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必须要与农民保持联系，重新考察和改善工农关系。
(一)工农交往的政策支撑：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9]。粮食税是依据农户的人口、土地数量和收入等情况确定需要上缴的税。作为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工农关系、推动工农交往的有力手段，又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崭新起点。首先，工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10]国内外战争时期为保护新生政权，工人与农民建立政治联盟，但连年征战导致的经济危机加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加大了对农民余粮的征收，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有些农民甚至发生了政治上的动摇，工农联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列宁深刻意识到改善工农关系，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合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粮食税作为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起点，不止克服了余粮收集制的弊端，而且体现了列宁以农业为基础着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政策。它在提高农业的基础上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加强工业与农业的联系，促进工人和农民的交流合作。
其次，经济联盟是维持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的重要手段，要想缓和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获得农民的支持，必须“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联盟”[11]，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适应小农的生产方式，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工农业产品的良性交换，使农民的经济利益得到满足，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12]。同时在吸取了余粮收集制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列宁改变政策，取消贫农税收，减少中农税收，增加富农税收。同时允许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以出租或雇佣工人的形式自由使用土地，允许对纳税之后的农产品进行市场买卖或者交换。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联合农民是取得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粮食税的实施改善了农民经济和生活，缓解了工农关系，修复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裂痕，使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交往更加的亲密和稳固，同时减少了农民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加速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二)工农交往重要手段：农业合作社
发展农业合作社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手段。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认为自发形成的合作社是一种对个体经济进行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而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则是大农业。但是实践证明集体农庄等大农业还不能够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研究之后苏维埃政权发布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强调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重新组织合作社活动，把合作社发展成城乡商品交换的机构，培养小农户集体经营的习惯，将小力量凝聚成大力量;同时改变生产方式，形成现代化的、发达商品经济买卖方式，加强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引导农民走向集体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做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13]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列宁对合作社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在1923年的《论合作社》中对合作社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4]。在这里生产资料由国家控制，贫农在合作社中占更大比重，剥削阶级已被推翻，领导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政党手中，农民和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同时也强调发展合作社不仅是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变革，农民素质的提升一方面促进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工农间交往氛围的稳定和谐。合作社的实施提升了农业生产率，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安抚了农民的不满情绪，给工业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后方。它通过生产和交换推动工农之间的经济交往，创新了新型工农关系，是苏维埃俄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重要阶梯。
(三)工农交往的经济方式：从“产品交换”到“商品交换”
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是满足农民需求的重要手段，满足了工人的利益需求，为工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市场和交换的，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只能通过国家计划分配来完成，但这对于受到战争破坏、财政困难的苏维埃政权来说“经过七年战争之后，工人———他们作出了空前的牺牲———和农民群众都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这种极端疲惫状态，已经是接近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15]，继续实行国家垄断制度的交换关系是不正确的。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只是给农民手中留下了余粮，要想真正满足农民的需求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给农民自由销售的权利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在列宁的带领下苏维埃政权重新研究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发布了《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恢复货币流通，支持农民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逐渐恢复商业和市场的关系，通过交换深化工农之间的沟通联系，给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权宜之计。
列宁意识到要想获得农民的支持，推动和稳固工农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要满足农民的需求，即通过商品和贸易自由活跃小农经济，允许私人之间进行产品交换，鼓励私人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当大机器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的自由。”[16]这样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商品流转、贸易自由能够推动农业发展增加粮食产量，粮食的增产为工业和工人提供了物质保障，工业的发展又再次推动商品流通改善农民的生活。意识到商品流转的重要性后列宁指出“必须让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17]，他认为只要把握住分寸不仅不会破坏无产阶级的根基，还能够带动工业、农业的发展，工业农业联系的更紧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就会更紧密，国家内部就会越发的团结，交往也就越成功。
三、政党维度：党内交往
20世纪20年代是俄共党内斗争连绵不断的年代。战争结束后，关于苏俄该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党内出现了布哈林派、民主集中派、托洛斯基派、孟什维克派、工人反对派等多种派别。他们利用工人农民的不满情绪宣传无政府主义，认为党内官僚主义严重，逐渐脱离群众，主张工会代替党和国家管理经济事物。同时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党内公职人员成分复杂，一些老党员产生骄纵感，滋生不良的党内风气;一些新党员思想上没有完全进步，导致党内思想不纯。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甚至还分散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思想输出从内部瓦解无产阶级，动摇布尔什维克党，破坏党内团结统一。党内派别活动的激烈斗争严重影响了党内交往，各种派别林立给新生政权带来了分裂的危机。作为一个先有政党后有国家的俄来说，稳定党内关系，改善党内交往，建立思想纯洁、组织纯正的政党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重中之重，因而列宁围绕党内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一)列宁处理党内交往关系原则
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党内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发展党内民主与反对派别活动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活的长治久安。面对党内派别林立的局面，布尔什维克党新生危机，列宁意识到维护党内团结统一，营造良好的交往氛围和交往环境必不可少，作为领导人他对党内几对关系的处理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探讨。
党内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列宁指出党内的权力就是指，“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18]，即党员选举产生出领导人和领导机构，他们作为受托者要为委托者负责。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等人违背党代表大会意志，压制党员正当民主权利，阻碍党代表大会召开。出于对党内权力契约性质的深刻认识，列宁对党内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提出具体要求要求，明确指出党内的权力不能够凌驾于大多数党员的权利之上;党内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不能压制党员的正当权利;同时党内的权力必须受到党内权利的监督。在明确了权利与权力之间的授受关系之后，列宁清醒的认识到党内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好坏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促进党内机关良性运转，调动党员积极性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集中制问题是列宁提出的首个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民主与集中是民主集中制的有机统一，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民主集中制当中。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孟什维克党派不同意列宁提出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抹杀党员的积极性、民主性为由，对集中建党的观念进行攻击。列宁针对这些谬论进行驳斥，首先在列宁看来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和前提，“关于政党和关于共同的策略的辩论(交谈、讨论、争论)是必要的;不这样，群众就会涣散;不这样，就不会有共同的决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19]同时还必须要保障少数反对派的权利，只有通过党内自由交谈、争论，才能产生全党的共识最终形成集中。其次民主依存于集中，列宁指出发展党内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各个地方的委员会在中央的领导下享有地方自治权。而对于党员个人而言则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列宁强调“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一向维护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从未反对过党的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20]，对于民主与集中的侧重依据党自身状况而定，妥善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分歧。
党内民主与反对派活动的关系。总有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充斥在政党内部，如何处理党内民主与反对派活动之间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生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列宁指出首先要允许党内不同派别提出批评意见，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们批评自由，他认为党内存在不同的意见是党内充满活力和民主的体现，“党内各派，只要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这应当始终是实行正确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21]。但是在后期的实践中列宁发现，过度的党内民主会爆发无休止的激烈争论，比如在《吿全党书》的通过问题上，俄共(布)彼得格勒组织在该市区党组织代表的讨论会上完全赞成列宁的主张，并号召其他党组织支持但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表示不同意，由此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如果一再放任这种情况将会对党的集中统一造成威胁。因此列宁提出要严格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但这并不是要压制党内民主，可以吸收反对派合理的意见。列宁的做法既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给党的集中统一带来的威胁，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反对派的民主权利，使政权更加稳固。
(二)列宁促进党内交往的措施
“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22]，尤其要确保党内的团结稳定，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交往危机、政治生态环境危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作出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
首先，取缔党内各种派别活动，净化党内交往环境。“派性是政党安排中一直要面对的诱惑，是政党要面对的可能的退化方向。”[23]一直以来党内派别活动是为了防止党内专治独断而出现的，但是党内工人反对派等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造成了威胁，“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24]，取缔一切党内派别活动成为当务之急，“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25]。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对如何与派别活动进行斗争提出了具体措施。首先要求立即解散党内各种派别，“凡是不执行这个决议，立即无条件开除党。”[26]，并对一批继续进行派别活动的党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其次要求在进行反对派别活动的过程中禁止发表任何有利于派别活动的言论，同时对于党内一些事务的讨论要直接公开面对全体党员，防止党内派别有机可乘。列宁通过这些纪律条例净化了党内交往环境，对党内派别之间的交往进行了规范，维护了党内统一和党内团结。
其次，加强思想武装，清除党内交往思想障碍。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7]，促进党内交往的首要任务就是营造一个纯净的思想氛围，重视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深入全党，“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28]。为此列宁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专著文稿等进行翻译、出版，在党内推广学习，同时还创办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等一批新的报纸杂志，将其作为“宣传、鼓动、组织的强大武器”[29]，并设置争论专页用于加强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修改讨论错误的方法”[30]，为促进党员之间的深入交流，加强党内交往提供契机和平台。
再次，开展清党运动，保障党内交往中队伍的纯洁性。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31]开展清党运动，整顿党内队伍，剔除党内异己分子是保障政党纯洁性，净化党内交往的重要手段。首先“一切可疑的、不可靠的和不坚定的俄共党员都必须清除出党”[32]，对于批评和教育之后知错能改，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党组织可考虑重新接纳。同时在清党的过程中吸收一些优秀的人才入党，并且对这些入党分子进行多次审查，严格入党条件，确保入党动机，防止异己分子混入党员队伍。给党员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个稳定纯净的环境，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与新党员的交流中加深思想碰撞。
四、列宁交往观的现实意义
(一)推动国际交往，开展广泛多样外交
重视对外交往、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是列宁交往观的重要内容，也给中国共产党和平共赢交往理念提供理论价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对外联络与交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开展主场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同一切愿意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33]。当前两个大局同步交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必须继续亮明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反对资本逻辑对世界市场的操纵，致力于回应和探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同时应当意识到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摩擦和结构摩擦是长期存在的，面对摩擦我们要保持定力，运用中国智慧加强内部与外部的沟通协调，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稳定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特殊平衡，开展新时代下广泛、灵活、多样的交往。
(二)发展工农交往，加强城乡协调沟通
农民问题是列宁时期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他致力于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工农关系，为新时代中国处理与农民的关系，加强工农交往提供创造性建议。作为“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4]国家，工人和农民两大群体始终是我国的基础，稳固工农关系，加强工农交往是固国之本。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改变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加强对农村的投入力度，扶持乡镇企业，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表明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最大亮点就是把城乡关系归结为工农关系，即“构成城市与乡村的两个主体——工人和农民的关系”[35]，推动城乡融合，保障城乡劳动者在就业、收入、医疗等各方面的平衡。同时重视对农民思想文化教育的强化，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重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文化水平，促进工农间、城乡间更协调的沟通和交往。
(三)加强党内交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列宁党内交往思想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的经验总结，对我国建设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借鉴意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立足于新问题新矛盾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建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多项法律条例，坚持制度设计和顶层设计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约束。同时注重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四史”学习和“两学一做”，做好党内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坚定党员信仰，促进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和谐交往。并将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基本规范贯彻始终，加强和规范了党内交往，维护了党内团结性、统一性，保持了党内纯洁性、先进性，增强了党内凝聚力、创造力。党的百年历史证明只有稳定和平衡党内关系才能促进党内团结，稳固党内交往。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交往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丰富发展，而且给当代中国解决国际国内交往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给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以及如何处理党内关系、人民关系等问题一定的启迪，从而推动更加和平、稳定、共赢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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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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