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是湾区建设基础性、持续性的动力，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路径，更是打造国际高等教育示范区的现实需要。本文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依据，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合作发展路径的应对之策做了分析，并根据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内容与特点，对其实现路径做了探索。
关键词：场域理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既有高校间交流的横向特征，又表现出从政府政策到科研协同、人才联合培养、产学研合作、合作办学等多维度、多领域交叉的特征，具有网格立体合作的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为各高等教育发展主体在融合“场域”关系中获取资源，发展自我。[1]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与区域创新模式发展，不仅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强化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这些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当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正朝着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合作活动从单链的高校合作、项目合作向跨机构多领域复合合作转型，呈现出共治性、情感性和生态化特点。场域视角提高了分析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解释力，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立体网络、构成要素和结构都处于变化中的场域来对待，也为场域理论与实践探讨拓展了研究领域。本文提供一种分析视角，以期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提供借鉴。
一、理论与创新：场域理论分析框架
布迪厄场域理论是将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视角，引入社会学领域，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通过教育场域、艺术场域、科学场域等分析社会问题与现象。场域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关系特征、困境之处，进而提出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建议与对策。
(一)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作为布迪厄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涵盖了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首先，场域主要是基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3]。自主化的强化是场域形成的关键性特征，通过不断强化其自身逻辑和异质空间，场域便形成了。其次，惯习是布迪厄用来解释存在于不同场域间的同型关系，惯习使得不同场域的行动者表现出相似的禀性，是一种集体性、长久、行为规则的生成机制。再者，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存在着权力关系，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互相竞争以争夺不同形式的资本。场域就是这些资本产生、流通和占用场所，不同类型资本的竞争形成了不同的场域。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是粤港澳大湾区场域下位的场域，其主要是基于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形成的错综网络关系，有教育自身的特定逻辑，又具有区别于经济、政治之外的异质自主性。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与粤港澳三地的地理空间、历史发展、区域特点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从地理空间看，粤港澳三地同属珠江水系，又都共具海洋性特征，三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其次，从历史发展看，粤港澳古属南粤，在长期的历史交融中，形成了粤语为交际方言的粤文化，三地在方言、民俗文化、思维方式上都有教育的类型化特征。第三，从高等教育三大功能来看，人才培养都有以粤语为基础的特点，科学研究都有共同研究珠三角相同居住环境、同源性病症、方言文化等特色，社会服务都强调务实，具有包容开放的特征。粤港澳高等教育场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在全国各地的教育中也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二、分析与借鉴：场域理论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问题分析
(一)制度差异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异质自主性增强的障碍
任何场域的形成都具有支配场域行动者与实践的逻辑。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是空间场域与时间场域的交汇点，强化了场域的自主化特征。
从空间场域看，同处相同区域城市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必然形成不同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经济地理的板块效应、交通一体化、粤语氛围、政策推动等手段成为由珠三角到湾区形成的重要条件，粤港澳大湾区由此而成。
从时间场域看，由于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的发育与发展，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之一。若按场域自主性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阶段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形成前阶段(1949～1996年)，这一阶段自主化程度较弱，异质性体现不明显，但有了合作的意愿和浅层次的师生互动交流。第二阶段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形成阶段(1997～2018年)，这一阶段借助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粤港澳交流频繁，高等教育合作有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校际互访乃至异地办学等形式，粤港澳高等教育场域的异质性特征明显，自主化特征形成，成为粤港澳合作的主要形式。第三阶段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发展阶段(2019～)，这一阶段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高等教育自主化更加强化，粤港澳三地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如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搭建粤港澳高校联盟，开展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等，其中众多港澳高校来粵合作办学成为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在空间场域、时间场域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粤港澳三地处在不同社会制度之下。在“一国两制”的独特背景下，在政府决策、制度法规、技术标准以及政策执行上存在差异，制度的差异同时衍生了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等差异，成为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异质自主性增强的一大障碍。
(二)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合作深入推进的影响因素
惯习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的)能力”[4]，场域决定惯习，但惯习对场域具有反作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作为组织化的场域，其惯习作为该场域社会化的主观性，也是个体性和集体性的辩证统一，与场域、实践紧密相连，是具有稳定性、可变性的系统和结构。因惯习关涉因素较多，笔者归纳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几个惯习特征因素。
1.外向型是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惯习特性。首先，港澳高校具有与国际接轨的优势，香港的大学深受英国等欧美体系影响，与欧美高校联系密切，加之其国际自由港地位，与世界各地高校合作较多。澳门高等教育是“三文四语”的多元教学语言体系,因而也具备合作的先天优势。其次，从广东高校看，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历来商贸发达，又是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区域，属于外向型经济，在经济的推动下，高校的外向合作特征较为明显。另外，广东有来自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万海外侨胞，为广东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其具有明显的外部合作特征。
2.注重应用及国际前沿研究为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稳定发展提供动力。一是注重应用。湾区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密切相连，市场化导向明显，因而非常注重应用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理工类高校有20余所，同时，广东省高职院校共有在校生近80万人，规模为全国第一。每年为社会培养24万多的应用型人才，其中八成五留在广东。二是注重国际前沿研究。港澳高校深受欧美教育体系影响，在研究上与欧美联系密切，深圳是国家先行示范区，广州是商贸中心，广东高校有领风气之先传统，借助“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海洋科技、新材料等科技前沿领域，是其研究的重点所在。
3.敢于改革创新是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是广东高教有改革的传统。早在20世纪80年代特区精神的影响下，广东在特区创办了深圳大学和汕头大学两所新型大学。此外，广东率先在全国启动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主动对接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重大战略。二是深圳高等教育敢于引进优质办学资源，发展飞速。在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深圳已有2所大学位列中国内地高校前17,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纷纷在深圳设立研究生院或深圳分校，同时，深圳引进了多个合作办学项目，并组建海洋大学等高校，深圳高等教育的“捷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亮点。三是勇于创新合作模式。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于2005年成立，是首家中国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大学，也是国内第一所博雅型大学;中央政府于2009年在珠海市横琴划地兴建澳门大学新校区，谱写湾区高等教育发展重要一章;近年来，有近10所湾区港澳高校来内地办学，极大拓展了区域高校合作新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在惯习上具有许多共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港澳地区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区域内部的文化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研究表明，464%的香港人民将粤港两地价值观的不同视作合作深入的最主要障碍。[5]粤港澳三地的相互认同、价值观的差异，是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需要正视的重要因素。
(三)资本整合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每一个场域的有序运行都离不开各种资本之间的反复交换和博弈。资本是一种工具，是场域中的行动者用来践行社会实践的。[6]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形态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中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变化。
1.经济资本是三种形态资本的基础，主要表现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两种方式。首先，从有形资本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有形资产体量巨大，形式多样。湾区内仅高校就有200多所，其中广东高校167所，香港34所，澳门10所，仅2019年广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达321777亿元，位列全国第一。[7]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包括固定资产及其衍生的增值资产，笼统估计价值过万亿。其次，从无形资本看，以高校品牌为代表的无形资本，是从有形资本中发展出来且具有较强增值功能的一类资本形态。根据《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研究报告(2021)》，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竞争力得分第2。在入选的1664所大学中，位于四大湾区的大学有146所，粤港澳大湾区有20所，广东11所，香港7所，澳门2所，其中2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评价TOP100[8]。
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经济资本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粤港澳大湾区入围TOP200排名的高校仅有香港5所高校，且排名最高的香港大学位列第30，可见湾区内高等教育水平发展极不均衡且顶尖高校基数较少。而就纽约湾区而言，就有10所院校进入排行榜TOP30，其高校所代表的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都远高于粤港澳大湾区。
2.文化资本是高等教育的最核心资本。按照布迪厄的分类，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形式。首先是具体化，其形式主要体现了个体性、无意性、独特性和符号学四个特征。有学者指出其概念与人力资本概念是非常接近的，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重合和一致之处。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是“人才湾区”,常住人口超70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超过世界其他三大湾区之和，每年净增量150万人，显示出较强的人才吸引能力。此外，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数量近200所，在校生人数约300多万人，高等教育的专任教师及高科技人才人数超过20万人。其次是客观化，其形式“在其物质性方面是可以传承的”，“在符号性方面，文化产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十三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达12876万件，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9]再次是制度化，其形式除了文凭、职业资格证书等被各类社会机构广泛认可的标志外，更多体现的是制度体系。总体上看，粤港澳三地高教办学体制多元是其突出特征。政府办学、异地办学、社会力量办学、企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乃至租地办学等模式众多，各种权力的介入，既体现了公共组织权威，也有多元管理模式，高校管理更是科层制与扁平化管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存。
作为高等教育最核心的资本，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资本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引才“竞争”多于“合作”，且缺乏更高层面的统筹协调，“抱团引才效应”并未显现;其人才层次与其他世界级湾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仅为1747%，特别是在高端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供给方面仍面临着巨大的培养压力。此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割格局严重，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仍以产业价值链后端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科研投入的强度和产学合作关系的形成，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书籍报纸等物化形式也与产业价值链后端相关。
3.社会资本是高等教育场域变化的动力，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就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而言，其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种。一是合作办学机构。湾区高校代表性的合作办学机构有3所，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随着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陆续还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多所港澳高校与湾区九市合作办学。二是合作建立联盟。目前建立的联盟主要包括校际联盟和校产联盟两类。校际联盟是指高校和高校之间组成的联盟。如粤港澳高校联盟，迄今已汇聚粤港澳三地40所大学。此外，粤港澳高校先后自发成立粤港澳超算联盟、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联盟、粤港澳高校研究生教育联盟等专业联盟，开展不同学科领域与教研事务的交流合作。校产联盟是指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事业等单位共同组成的联盟。如粤港澳大湾区音乐教育和艺术发展联盟、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教育与发展联盟等涉及大学生文艺体育交流的联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教师发展联盟等针对职业教育的联盟。三是合作培养人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日趋成熟，广东已成为香港学生赴内地读书的首选。有超过9000名香港学生在广东读书，约占在内地高校求学的港生数量一半。另外，港澳高校跨境招收内地学生，截止目前，已有22所港澳高校招收内地学生，其中香港15所，澳门7所，仅在香港就读的内地学生超过18万人。四是合作科研攻关。目前，粤港澳三地已经探索出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攻关科研项目等两种主要方式进行科学研究。根据《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广东将建成约40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近两年来，广东省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立项建设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共20家。
近几年来，尽管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的社会资本在不断整合，但仍面临合作表面化、行政因素干扰较多等问题和挑战。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办学的自主权缺失;广东省高校对港澳生源的吸纳能力未得到充分释放;粤港澳高校项目经费配置方式与管理使用差异化大，受限较多，制约联合科研攻关;高校联盟之间仍存在契约性淡化、协同性不足、合作表面化、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综上可见，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本体量巨大，形式多样，但涵盖9个城市及2个特别行政区，城市、行政区之间的行政分割和可能的本位主义导致资本要素的流动存在困难，各场域主体在争夺资本的过程中难免产生内耗、重复以及浪费。因此，如何在湾区统一市场、整合资本并有效利用资本要素，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进一步推进合作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应对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合作发展路径的应对之策
场域内产生的各种效应，既不是杂乱无章的行动的纯粹叠加，也不是某种协调计划的整合后果。[10]场域理念下的合作策略是突破科层制的层级障碍，实现网络式合作，以解决因各方资本不等带来的地位差序格局。因此，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湾区高教合作的协同发展，并形成良好的湾区高教生态，就要增强湾区高等教育场域异质的自主性，打造惯习的行动模型，强化资本的竞争引导，并需要具体的发展策略加以落实。
(一)增强场域异质自主性，推动湾区高教合作协同发展
1.搭建组织架构，实现协同发展。组织设计是推动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切入点，是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国家层面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粤港、粤澳都有联席会议，教育部与广东省政府也定期有部省联席会议，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场域下的一个重要组成场域，其异质性特征明显，主要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合作，有必要设立跨区域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联席机构，以消除局部利益对共同利益的侵蚀，形成具有湾区特色的内核，确保基于共同利益的政策和制度规范制定，实现组织体系内超行政区划的协调。
2.构建合作规则体系，突破制度障碍。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关键是竞争规则的融合。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应实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可衔接的原则，如深化三地高校科研、学科、人事、财务等相关管理体制改革，突破不利于科研协同合作特点的人员评聘、财务管理、学科评估、学科交叉、考核激励等的体制机制约束，充分重视通关的问题，在有效监控的前提下尽快出台措施，推动科研样品、模式动物与试剂的通关与交流，推动学分互认制度、交换生安排等能够融合对接，消除妨碍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促进规则的衔接。
3.增强非正式合作力度，加强交流合作。高等教育具有学术性、职业性和人文性特质，进行非正式合作，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合作方式。非正式合作的优点是不用对现有体制做出变更，主要依赖科研人员或组织间的良好关系所建立的，受法规限制较小，如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合作著书、共同支撑研究平台搭建乃至建立松散的组织等。
(二)打造惯习的行动模型，为湾区高教合作提供动力原则
1.融合粤港澳三地文化，求同存异，塑造培育协作价值观。文化共通是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推动湾区高教合作的重要保障。要打破三地区域、制度、政策、文化等障碍，树立区域协同观念，以高校为主体,充分发挥校际交流机制在高等教育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交流要素的自由流动。
2.通过反映共同价值观的教材体系实现引导。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而价值观是主观性的重要体现，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才可能形成湾区共同体。教材是实现共同价值观的最主要的遵循，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在坚持各自教材特色基础上，要强化湾区同宗同源、包容共享的价值观念，增强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打造全新的教材体系。
3.要破除“独赢思维”，确立“共赢”观念。场域必然存在竞争，但是在资本的追逐中，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各方都试图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湾区内高教的协同，主要是通过协调、合作、共建等方式，确立相向的目标来实施。因此，高教主体间要有互惠互利的观念，才能相互支撑，实现融合发展。
4.培育和发展湾区高教组织协调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包括政府、高校、企业、行业等搭建的各种组织，如有关湾区的高校联盟、产业协会、联合实验室、文化基地、创新创业中心等。在这些组织基础上，必须建立相关运行规则和协调机制，减少场域活动的摩擦。同时，也要考虑建立湾区高教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让场域内的利益相关者都共享合作的收益，从而实现各种资本在湾区的合理分配。
(三)强化资本的竞争引导，形成良好的湾区高教生态
1.打造高等教育国际示范区，壮大湾区高等教育影响力。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11]在湾区高等教育场域下，把握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的资本，推动湾区高教合作发展，打造高等教育国际示范区，应充分发挥高校学科优势，优化结构布局,引入动态竞争、第三方评价机制，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学科，形成国际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加快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独立办学、合作办学、联合人才培养项目等，整合高校大科学装置、大科学平台，带动湾区涌现更多世界一流大学。注重人才引进，引培并举，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2.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增强湾区高等教育吸引力。优化制度建设，强化制度供给，完善适应高校与区域发展高效共生的制度环境，是构建湾区高教合作良好生态的必然选择。从宏观层面看，可以借助湾区，探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通过多元管理模式，探索在湾区范围内如何更有效地建立有助于政府—高校—社会的新型办学模式及管理模式。从微观角度看，在招生方面，探索更加开放、多元的湾区考试招生制度，支持高校间更自主灵活的联合培养安排;在培养环节，出台湾区学分互认、专业认证、学位互授、课程学术资源共用、科研成果转化的具体政策，实现共享共融共通;在就业创业方面，作为传统的人才吸引力和就业吸纳力强势地区，借助湾区平台，打造更多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平台，出台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制度以聚集人才，支撑湾区产业及经济快速发展需要。
3.打通双向合作路径，实现湾区机制体制创新。教育作为高度自主的场域，其运行机制允许和推动不同的行为生产，因此，打通双向合作路径是湾区高教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强化自上而下的合作路径。充分发挥政府教育部门联系沟通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各类教育联盟的作用，推动合作深入发展。二是拓展自下而上的合作路径。基于高校自身的内在发展需求，共建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联合主持课题、科技中介组织推动的科技成果转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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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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