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一流”建设是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创新战略，其实施过程不可重蹈以往建设之旧路。为此，须对“双一流”建设策略的创新本质、核心内涵、实施路径和结构特征四个方面进行深度反思。“双一流”建设的策略实质是理念创新，不能一味依靠模仿与借鉴;“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内涵是人才培养，抓不住这一主线建设不成“双一流”;“双一流建设”的实施路径是公平竞争，非正常竞争不能建成“双一流”;“双一流”建设的结构特征是建设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忽视高等教育系统性建设不成“双一流”。结合“双一流”建设方案对当前理念认知和现实做法进行理性批判，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战略创新;人才培养;公平竞争;一流高等教育系统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1月27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2017年9月20日三部委正式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流”建设业已拉开帷幕。然而，自方案颁布以来，“双一流”即引发热议，学界就“双一流”建设的认定标准、发展目标、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学校治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但其观点似乎无异于以往之“211”“985”工程建设，甚至被称为升级版及世界一流建设的2.0版。地方政府“双一流”建设也如火如荼，制定方案、投入巨资，广东省更是先行一步提出了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宏图巨擘。以“211”“985”为代表的高校纷纷部署安排“双一流”建设推进方案，学校内部掀起撤并学科专业之风潮;部分非“211”高校也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相当部分的地方院校则依然按兵不动，保持观望姿态。这些理念认知和现实做法虽不无道理，但是新瓶装旧酒，复制过去建设一流高校及重蹈以往学科建设的老路，让人对“双一流”建设的前景不禁产生忧虑。以“双一流”总体建设方案为出发点，就“双一流”开启阶段出现的高校反映冷热不均和各种发展迹象进行理性反思，应会避免在“双一流”建设中走错路、走回头路、走老路。
一、“双一流”建设的策略实质：理念创新
“双一流”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是指“双一流”建设必须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相联系，力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国家发展状况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性造就了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特征，也直接导致了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与模式选择的分歧。然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不乏以某某国家、某某地区、某某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经验为主题，这些借鉴比较的成果有可能影响甚或左右“双一流”建设的理念和发展思路。诚然，一定的模仿借鉴可以避免少走弯路，但类似的理念及出发点极易导致“双一流”建设重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设一流大学和重点学科的老路，这种单纯模仿借鉴的观念已明显落后于中国高等教育当前发展的水平及办学状况。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建设一流大学及“211”“985”建设工程的陆续实施背景是在客观认识我国大学的办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巨大差距后而采取的一种跟进型发展战略，经过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领域有计划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重点建设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已大幅缩小。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世界性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已使得传统重点大学建设模式无法适应全球高等教育创新大势，以计划经济模式为逻辑起点的重点大学建设思路面临着过程性及制度性的矛盾。因此，“双一流”建设的提出属于社会发展转型期国家层面的一种超越型、引领型发展战略，不仅是努力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还要成为推动者、引领者。[1]继续一味注重模仿借鉴只会永远跟在别人之后，亦步亦趋。正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设计具有原创性一样，“双一流”建设也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路径设计的一次创新。
模仿借鉴的客观前提是二者具有同质性。作为现代意义的大学虽具有发展阶段、发展特征、治理制度等共性，但并非所有的大学都有相似的办学理念和发展际遇，也不意味着同一学科在相同发展阶段有着同样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背景。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双一流”建设提出的阶段为模仿借鉴阶段，是基于该阶段我国的大学及学科建设在发展的外部特征上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基本相同，而当今要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差距，再用初级化的简单的模仿借鉴已经很难实现超越与引领。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及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均呈现出非同质化、非均衡性、非线性、非模式化的发展特点，其建设历程中必有其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及办学政策等的创新。如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立既是对德国柏林大学创立时对研究的定位及认识的继承，更是在办学层次、人才培养规格、课程设置上的改革和创新，实质是美国对德国大学模式本土化的一次华丽转身。“双一流”建设需要的便是带有现代性的办学理念创新和带有突破性的办学体制改革。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期待。“双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标准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研究者对于建设标准解读与阐释的基本认同是世界一流大学是共性特征与个性特征的统一，共性特征是强大办学实力和卓越学术贡献的统一，个性特征是必须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各具特色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能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卓越贡献。研究者对于具体标准的认识从可量化的数据和内隐的大学精神进行了分析，但仍缺乏具有信服力的可操作性方案。[2]学科是大学的细胞，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厘清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对于建设具有“中国基因”的世界一流大学意义重大。
二、“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内涵：人才培养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思想明确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人才培养是“双一流”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即“双一流”建设自始至终必须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把握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内涵。“双一流”建设的实施过程中，发展思路蕴含有工作主线和支撑主线。工作主线是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具体实施路线图和建设的具体方式方法的有机结合及实施的程序安排。支撑主线则是“双一流”建设中政策、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有效供给和输送途径。从现有“双一流”建设的部署和安排看就是工作有力，支撑不足。问题在于工作主线与支撑主线的脱节、失衡，表现在人才培养核心地位没有得到高度的突出。“双一流”建设的具体措施难以获得高素质人才的有效供给及支撑，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成效也显得不够突出。
任何事业发展的关键都是人才，“双一流”建设概莫能外。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区域，其特有的校园文化和办学制度等都在于熏陶、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相当数量的创新性人才。“双一流”建设依托合理的教师梯队是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目前对人才培养工作的轻视将导致未来高校师资发展的困难。人才建设包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用人才的系列过程。当前，发现人才环节缺乏可行性的制度，更多依托的是教师个体;培养人才环节则是能将就则将就;选用人才环节是看出身、重名头，从而使不拘一格降人才流于形式。国内积极参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办学层次多是本科、硕士、博士教育三级。国际上衡量和最能反映一所高校办学质量的是这所高校的本科教育，而高校最为重视的也是其本科教育。[3]在国内，越是重点高校往往越重视研究生教育，片面追求实验室的更高级别、研究基地的更高层次，为科研而科研;致使本科生教育几乎成为教师的副业。高校的层次越高，其教师身份的模糊化和倒置现象越为明显。同时，商业化在高校的渗透使得人才培养异化为谋取个人或集团利益而榨取学生劳动价值的“温床”。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在导师开办的工厂做实验被炸身亡，南京邮电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个别教师克扣学生津贴补助，部分高校学生生活补助标准20多年不变等现象在“双一流”建设的新局面下极易形成人才培养的阻碍。“两会”期间多位委员向李克强总理提出增加博士研究生补助标准的建议就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峻。高校作为社会的“服务站”，一方面通过科研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通过所培养的学生服务于社会。这要求高校的科研与教学要协调一致，正确处理科研与教学关系成为“双一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议题。在诸多省份、高校“双一流”建设推进实施方案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往往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人才培养虽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主题之一，但并非作为一条主线而成为实施主题。人才培养往往因周期长、投资大、见效慢而在实施方案中被边缘化;相反，易于提升排名的科研被高度地突出。高校的经费投入中，科研的投入占比持续攀升，而教学经费多维持一个基数。高校重宣传、轻培养的状况比较明显。比如，部分高校硬性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授课。上海交通大学晏宏才、四川大学历史学青年教师周鼎的案例，在办学现实中一年年的重演。高校的大班教学，实验仪器的短缺，有限的耗材，走马观花、走马场似的实习在高校办学中成为常态。
诚然，“双一流”建设要追求重要学术目标的达成，但是更要重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并使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要重视“至善”，立德树人，优化人才培养机制是高校存在和发展的永恒性主题，也是“双一流”建设必须要紧紧抓住的主线。
三、 “双一流”建设的实施途径：公平竞争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是社会各个系统有序分化、发展壮大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受以往高等教育办学政策影响，这些规则似乎长期在高等教育领域失灵。受过去教育发展中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少数高校受益于政策的荫护，总能获得更有利的发展资源;“211”“985”建设工程更使其制度化，这便使非正常竞争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这样，高校整体办学声誉在制度框架下分层，掩盖了学科发展的实际水平。[4]身份固化堵死了高校影响力的自然提升之途，形成了“温室内的高校”(“211”“985”高校)、“光棚内的高校”(地方重点建设的非“211”高校)及“露天地里的高校”(非前两类高校)，资源垄断场域内的高校养尊处优，场域外高校则怨天尤人、听天由命。“双一流”建设提出的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的遴选方案，就是要打破“211”“985”时代所形成的非正常竞争发展格局，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然而，回望“双一流”方案提出后的一些做法，似乎又有回到非正常竞争制度下凭借主观臆断而建设的老路上的迹象。比如，宁夏出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西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提出从2017年到2020年，自治区高等教育专项资金规模增加2亿元，其中1亿元经费用于宁夏大学西部一流大学建设;[5]山东省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也明确提出，“积极支持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驻鲁部属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工程，积极支持省属高校争创国内一流……投入50亿元，积极支持‘双一流’建设”[6]。从宁夏、山东等省政府推进“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中可以发现省级政府存在以“钦定”方式设定重点建设高校的做法，这种在形式上都缺失竞争的建设思路，很难谈得上实质的内涵发展。指令性的、倾斜性的发展方略将直接导致“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思想被架空，重复“211”“985”工程的老路子，成为“211”“985”的升级版。
同时，一些地方存在以简单的类推式思维来建设“双一流”的观念，即国家层面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省级层面就需要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该思维虽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明显忽视了省域高校在全国及世界的影响力及省域内高校的个别差异。这与前些年建设“211”“985”高校时的“打包式”如出一辙，实施办法中提出的论证确定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认定标准在建设方案中已被默认等同于精英身份。思维决定高度，这种惯常式的思维已经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状况。作为政府计划配置项目，在公共服务与治理上，背离了大学学术生态与一流大学建设的天然联系，没有把重心放在营造适合一流大学脱颖而出的合作竞争机制与学术生态培育上，从而失去了持续的动力来源，终结便是它的唯一归属。“双一流”建设在开始阶段，省域高等教育发展应该首先是在“双一流”之名下走单一流建设之路，重点是建设一流学科。学科内部分化的高度专业化更易形成学科特色和奠定学科发展方向优势，也有助于差异化发展。因此，如何将竞争规则内化为“双一流”建设中办学资源分配的具体实施方案，是“双一流”建设一个亟需突破的瓶颈。
人才竞争本是高校间办学的常态。竞争促进了人才的有序流动和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组织。但恶性、无序的人才竞争则搅乱了高校办学的平静，膨胀了人的私欲，极易造成人才和高校的浮夸之风。“双一流”建设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战略，是要发展、提升和打造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竞争力。近些年来国内高校间的恶意挖人，既无益于提升国家高等教育整体竞争力，又破坏了人才的正常流动，更致使学术共同体中心离散，不利于优势学科、专业的形成和发展。“双一流”建设以来，国内重新刮起的挖人之潮令人担忧，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挖人等于抽血挖人家命根”的言论反映出对非正常人才竞争的痛恨。高校将人才队伍建设重点放在外援引进而非内部成长，本身就非长久之计。并且，人才竞争中注重显性人才——功成名就者的引进，轻视隐性人才——发展潜力大的人才引进的状况，不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人才流动的目的应该是有利于最大化发挥其价值，而不是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或是作为高校的某种“有色名片”，更不可作为“双一流”建设的成绩。“双一流”建设评估要融合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而价值判断的前提就是明确学科评估的价值立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应把握正确的指标导向，即选择与现代大学发展方向和规律相一致的价值导向，而不是仅以大学排位靠前与否为依据。[7]“双一流”建设要十分重视非量化指标性的精神、文化、制度的一流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发展路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长期的自然演化，像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另一种是短期内人为设计出来的，像1991年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到2000年就已经排进全球前100位。“自然演化”不强调政府的调控作用，更注重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依靠政府投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期发展来看效果可能有限。“双一流”大学建设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高校需结合实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途经。钟秉林认为“双一流”建设是一个动态的积累过程，建设的成功不是靠行政发文“认定”或领导人讲话“宣布”，更不是靠学校自我“宣称”，也不取决于学生规模、专业分布和拥有多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关键是看学校自身的办学水平，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建设水平和办学声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8]鉴于国内高校评价体系还不够成熟，制约高校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受其他因素干扰还较大，“双一流”建设需要应对的挑战很大。对于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与解决的先后及解决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如何引导高校学科建设公平竞争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四、“双一流”建设的结构特征：一流系统
高等教育系统观是指对高等教育内部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影响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组合及相互关系所持的观点及见解。[9]高等教育系统观是在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是对规律认识的具体反映。
从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系统关系来看，我国高校长期以来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等、靠、要的思想严重，主动参与社会建设的意识不强，机制不畅。高校办学及学科建设更多依靠外在动力，尤其是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干预。因此，如何构建更好的高校与外部社会系统互动合作机制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点，这关系到高校从社会获取办学资源，提升自身造血功能，将科学研究成果及时转化，推广技术，有效服务社会功能的实现，从而为“双一流”建设营造良好的高等教育办学环境。从高等教育的内部系统分析，“双一流”建设意在先进、高端、优秀、卓越，与之相匹配的高校就是处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金字塔结构中塔尖的学校及少部分的塔身位置的高校;处于塔身的大部分高校和塔基的所有高校被完全排除在“双一流”之外。如此，“双一流”建设易成为过去的“985”“211”高校及少量非“211”高校参与的超级俱乐部。在高等教育理论界和高等教育的各级领导层就不乏“双一流”建设主要就是原有“985”“211”院校的份内之事、非“211”院校份外之事的见解。诚然，由于不同高校在功能和定位上存在差异，“双一流”建设有一定甚至是明显的倾向性，也是战略选择的一种必然。但是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转化生成机制及其扩散效应分析，众多非“211”院校游离于“双一流”建设之外，将导致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头重脚轻，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推广之间链条的断裂，从而难以实现“双一流”建设中提出的高等教育强国的系统发展和分类发展目标。实质上，“双一流”建设旨在建设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如何吸引众多非“211”院校有效参与到“双一流”建设中将是影响双一流建设成效的终端环节。同时，原有“985”“211”高校层次内部，各高校办学条件亦存在差异，这些高校以何种目标、何种方式参与“双一流”也难见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和发展路线图，但豪言壮语、同质化的办学思路却已经初露端倪。从高校内部系统看，学科、专业是其基本单元，在科学高度专业化背景下，学科之间并非绝对分离，大科学时代学科间的相互倚重已成趋势，学科间的相互贡献率也愈发明显。一流学科建设中如何进行学科调整不仅是简单的裁撤和重组，而是要构建有利于一流优势学科发展的高校内部学科系统与高校间的优势学科共建平台。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应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通过“双一流”建设促进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从而真正建立起良性有序的分类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高等教育系统。[10]
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双一流”建设应加强对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关系的认识，真正把握国家、高校、学科间系统特征，探索政策调整机制和学科发展机制，为国家宏观层面、高校中观层面、学院微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与调整，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就意味着需要认识学科对高校发展、高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逐级系统支撑功能，三者在系统中的存在和发展关系，以及在系统中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维持;学科与高校关系的生态性，学科与高校之间的整体与局部、系统与环境、合作与竞争、哺育与反哺等生态关系;[11]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大学建设的超循环性，探求一流学科建设与一流大学建设的依生性以及一流学科建设或一流大学建设的超循环路径，即“根植基础→形成特色→提升优势→铸造品牌→反哺基础”的超循环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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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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