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西文媒体誉为“一位典型的中国进步女性”“当世最古老帝国中的新女性”“当今世界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就是金雅妹(Dr.Yamei Kin)，又译为金雅梅、金韵梅，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留学生。
《浙江通史》清代卷中，是这样介绍金雅妹的：浙江省第一位女留学生，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同时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中国最早的女西医，教育家、科学家，为中国西医学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清同治三年，即1864年，金雅妹出生于浙江。在清末民初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中，金雅妹的出生乃至其人生前半部分的遭遇不可谓不坎坷辛酸，但坎坷之中又有着她的种种努力抗争与不屈奋斗。
幼年：身世浮沉雨打萍
近代中国像一个步履蹒跚、百病缠身的年迈老人，经济凋敝，社会混乱，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饱受战乱之苦。而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涌现出无数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她们有的投身政治革命，不惜杀身成仁;有的著书立说，以皇皇巨著唤醒民众;有的兴学从教，以知识开启民智……近代中国那些不甘于民族悲惨命运的人物，他们多数在出生的那一刻便被涂抹上一层独属于英雄的悲剧色彩，如同那个时代深沉的底色一样。同样，金雅妹也并没有被历史和命运仁慈对待。
金雅妹3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她的父母因为身患霍乱而离世。金雅妹的父亲生前曾是宁波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与1844年来到宁波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麦嘉缔(McCarthy)关系莫逆。而正是她父亲生前结交的这段珍贵友谊，让她在眼看就要被命运无情抛弃的关键当口，被麦嘉缔夫妇收养为义女，从而这个宛如命运漩涡中几近沉没的树叶般的小女孩有了依靠。
3岁便双亲亡故是金雅妹的苦难与悲痛，而遇到麦嘉缔夫妇则是她幼年时人生中最大的一抹亮色。在成为麦嘉缔夫妇的义女后不久，金雅妹便跟随着麦嘉缔夫妇举家迁至日本，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麦嘉缔在宁波传教、行医达28年之久，曾一度出任过美国驻宁波领事。而1872年，他接到邀请要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法律，于是举家迁往日本，那年金雅妹8岁。所以，金雅妹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日本东京度过的。她天资聪颖，学习认真刻苦，没用多久就熟练掌握了日语和英语。而麦嘉缔本身也学识渊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博物学有一定程度的研究，有很多论文发表在亚洲文会的刊物上，其中33篇是以中文撰写而成。学识渊博的他对金雅妹的学习十分关注，给予了金雅妹许多指点与引导。
1881年，17岁的金雅妹从日本启程，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她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留学生。
求学：书卷多情似故人
站在当下的中国，回望百余年前青年的奋斗与努力，我总是在追问：在当时那种历史环境下，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如此坚定信念、克服种种困难呢?因为家国情怀的责任与使命?是儒家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引领?或是缘于对自身命运的不屈抗争?隔着百年岁月的风烟，已经没办法完全得知。但翻开现有的史料，从那些记载与细节中去窥探人物的一角，却不难发现，几乎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难以痊愈的创伤。这些创伤有的来自疾病，有的来自天灾，但更多是社会动荡导致的各种人祸。而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金雅妹的求学之路和人生走向。
到美国之后的金雅妹毅然决然选择学医，她向养父母麦嘉缔夫妇表示，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是因为感染瘟疫，不到30岁就双双离开人世，而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贫穷，二是缺医少药。这样真情流露的解释与坚定不移的决心感动了麦嘉缔夫妇，金雅妹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而她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在纽约医院附设女子医学院留学期间，金雅妹各科成绩都非常优异。她学习刻苦勤奋，为人善良真诚，很受老师们的好评，年年都能获得学院的头等奖学金。在1885年5月，金雅妹毕业时，这所著名的医科大学也迎来了它史上第一个以班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的中国女留学生。金雅妹是这一学院第17届的毕业生，而同届的其他10位学生均为美国人。根据纽约时报的记载，在毕业典礼时，由于金雅妹来自中国又曾在日本长期生活，纽约中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均出席了本次典礼。毕业之后，金雅妹又在费城和华盛顿完成了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在1888年成为正式医生。
当时，美国多家医院和医疗科研单位向金雅妹抛来橄榄枝，开出了丰厚的待遇。但这时金雅妹却做出了一个令大家都觉得震惊的决定：回到中国去，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报效祖国!这一决定遭到了养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希望金雅妹留在条件优越的美国，留在他们的身边，他们认为当时贫穷、缺医少药以及卫生观念落后的中国会消耗甚至阻碍金雅妹的医学梦。一边是魂牵梦萦的祖国和与自己父母同命运、需要医疗救助的同胞，一边是抚养自己成人恩同再造的养父母。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得知金雅妹在做出这一抉择时，有过怎样的煎熬与斗争。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就是，1888年，金雅妹坚定地回到了中国，从此她尽己所能投身于祖国的医疗事业，救死扶伤，并且为祖国医疗人才方面的培养与发展呕心沥血。
金雅妹突破重重阻力回国，这看似只是她个人的一次人生抉择，却是我国现代医疗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现代医疗人才的培养带来了颇为关键的影响。
办学行医：看似平常最崎岖
当年，金雅妹回到国内，先后在广州、厦门和成都等地开设诊所接待病人，因其医术高超、为人和蔼可亲，上门求诊的患者可谓络绎不绝，所到之处颇具盛名。
在国内行医20年间，金雅妹成为一名深受爱戴、受人尊敬的女医生，在国内有着较高的声誉，可谓家喻户晓。但她并没有止步于此。
医学与教育本就密不可分，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也十分明确。1907年，金雅妹在天津出任北洋女医院的院长。次年8月份，她创建北洋公立女医院(局)附设北洋(长芦)女医学堂，领衔担任院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在中国医疗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金雅妹则成了中国护理教育历史上的开拓者。
当时天津女医学堂有很多想成为医生的女学生，但在当时的社会却遭遇了来自家庭、社会的层层阻拦;而与此同时是新生儿死亡率超过50%、医疗知识和人才极端匮乏等严重落后的现实。当时来北洋女医求助的妇女几乎都曾失去过一半以上的子女。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女护士、强化基础医疗的价值不言而喻，办女医学堂遭遇的压力与阻碍也可想而知。金雅妹想方设法，排除千难万险，将女医学堂的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当时的女医学堂总学制为两年制，分为产科和看护两科，包括通用药理、卫生等多方面的内容。没有现成的教材，金雅妹一面亲自为学生授课，一面在西方国家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调整，从护理操作规程、方法到培养模式，她都力求操作、专业的规范，同时又易于学生理解与接受。除了在护理教育方面的投入之外，之后她又担任天津医科学校校长达8年之久，将她在国外所学习到的近现代医学知识还有多年以来的从医经验、临床诊断技术等教授给学生，培养了大批医疗人才。
除了在医学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金雅妹还在天津等地筹办了红十字会以及管理育婴所等，为当地的人民健康和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非凡贡献。难怪当时的《美国护理杂志》将金雅妹称为“最卓越、最能干的女性医学工作者之一”。
金雅妹几乎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医疗事业。
她在30岁时与葡萄牙人达·席尔瓦结婚，婚后不久，金雅妹生下一子，但遗憾的是，这段感情仅维持了10年。更为凄惨的是，在她50岁那年，她的儿子不幸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4年3月4日，金雅妹因肺炎在北平医学院附属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她在离世之前将所有财产均捐赠给了燕京大学。
纵观金雅妹的一生，她幼年丧亲，中年离异，晚年丧子。命运一次又一次给予金雅妹无情痛击，但她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办学情怀与行医初心，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高扬起教育救国、医者仁心的信仰之旗，积极传播医学知识，培养医务人才，将命运之痛转化为治病救人的大爱，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学习。
(本文作者系广东深圳市高级中学2020级学生)
责任编辑：晁芳芳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2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