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吾师张子侠先生

  2011年12月31日,本是一个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下午两点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同门师弟何周博士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张子侠老师去世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是今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的,我现在在医院里。”

  我愣了半天,赶紧拨通了陈立柱教授(当时是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和我是张子侠先生的同年博士,年龄比我大,我一直叫他“陈师兄”)的电话。消息完全证实了,张先生的确驾鹤西归了,陈师兄说:“我上午10点半还和张老师在一起讨论研究生的论文情况,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张老师是在指导硕士生论文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倒下的。我正在为他写挽联。”

  呜呼!人生无常,眨眼物是人非。我本打算当天晚上给先生打电话,祝他新年快乐的,没想到转瞬之间就阴阳两隔。造化可谓弄人,顿觉一阵心痛,与先生在一起的往日时光,点点滴滴,又清晰深刻地出现在脑海里。

  张子侠先生是我读博后期的导师。2004年,我如愿进入安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王鑫义教授,主攻历史文献学中的古典目录学。研一的时候,张先生给我们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他上课很有特色,博古通今,学识渊博,操着一口浓厚的淮北口音。他待人非常随和,课堂气氛非常热烈。课下之余,我们十一个历史文献学方向的研究生,常常向他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毫不厌烦,从不摆长者的架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课下问他:“张老师,作为教授,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银子?”他微微一笑:“这个问题,之前很多学生都问过我,看来教授的收入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神秘的。告诉你们恐怕你们也不相信,我每月工资卡上也就有三千六七百元吧。”看到我们很惊讶,他眉毛一扬:“你们很失望是吧!事实就是如此,想发财走学问道路恐怕走不通,做学问是要能忍受清贫之苦的。”

  以后在图书馆里经常见到张先生,他常常在那里查阅相关资料。因为那时研究生生活刚刚开始不久,我在各类史学杂志上看到有些知名教授的文章,旁征博引,娓娓而论,论证严密而证据详实,于是佩服之余又感到困惑:他们引用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于是有一天,在图书馆看到张先生后,我就把这个困惑提了出来。先生告诉我,要想做好学问,首先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即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知识贫乏,论述任何问题都是没有深度的;在确定某一论题后,要看这个问题前人究竟有没有论证过,如果没有,自己论证的话,证据一定要充分;如果前人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那就要看自己能不能提出新观点,发现新问题;如果与前人观点相左,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可以与之商榷,不要被权威吓到。然后先生拿了一本图书目录索引,教我如何查找相关的图书与资料。这个场景,今天想来,仍旧历历在目,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张先生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后来成为史学泰斗瞿林东先生的得意弟子。大学毕业后,先生进入宿州学院任教,几年后又进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后来的淮北师范大学),担任历史系的系主任。由于学问做得好,先生36岁就评上了教授,这在整个安徽省都是较为少见的。调入安徽大学后,先生一家先是住在学校一栋比较阴暗的筒子楼里,我和好友何周(此时是张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曾到他家去过,条件的确很简陋,我们无法想象这就是一个教授的家。好在安大的教职员工住宿楼2007年(似乎是这一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竣工了,先生一家才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家。新家我是去过的,比先前的条件要好一些,有个专门的书房,书房里的书汗牛充栋,有的书堆到了书架的顶端,人不站在凳子上是够不到的。

  与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对他的癖性爱好也渐渐有所了解。他对热爱学术的学生很器重。记得我在读硕士的前两年,先后在各类杂志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还是CSSCI来源期刊。暑假里,在安大的林荫大道上,我与先生不期而遇,他笑问我近期有什么“成就”,我把自己发表文章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竟然站在路上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要知道他的一条腿还有残疾),谈话的内容大多是鼓励,这令我非常感动。新学期到来后,作为一个老生,偶尔到系里去,有些新来的学弟学妹们竟然认识我,原来他们都是张先生的硕士生。张先生在他们面前经常说起我,让他们以我为榜样,要由衷热爱学术,多出成果。这实在令我受宠若惊,愧不敢当。

  不知不觉,三年的硕士生涯就结束了。2007年,我又考取了安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仍旧师从王鑫义教授,在原有的研究领域继续钻研。此时,因能力出众,张先生担任了安大历史系的主任,并成为历史文献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这样一来,他的学术研究就涉及到两个领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中的古典目录学。至于我,由于在安大已经待了近四年,对本系情况已是耳熟能详,与先生的交往就更多了。

  早就听说先生酒量甚巨,具有北方汉子的豪爽与气度。但我在读硕士期间,因不是他的嫡系学生,一直没有和他对酌的机会。我和先生第一次喝酒,是在博二的时候。学弟何周,硕士毕业一年多后,来安大看望先生,请先生一家吃饭,顺便邀我作陪。酒桌上,先生谈笑风生,兴致很浓,喝酒也很爽快。但喝到后来,师娘就在旁边打眼色提醒他,我们不解,师娘就告诉我们:“你们张老师有严重脂肪肝,医生劝他少喝酒。”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先生毕竟年近五旬,的确到了保重身体、为颐养天年打基础的时候了。

  2009年,因王鑫义先生中途退休,我一下子没有了导师的指导,而此时博士论文的撰写正到了关键时刻。系里让我在现有博导中选择一位新导师,自己先和导师联系,在获得导师允许的情况下再向系里提出申请。我没有任何思考和犹豫,毅然想到了先生。在打电话和先生联系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因为凭着对先生的了解,我能确定他是不会拒绝我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事情一帆风顺,我成为了张先生的弟子。

  但是,成了先生的弟子后,我才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原来做他的学生真不是容易的事。在我之前,曹金发师兄已经博士毕业,并任教于淮北师范大学。他曾经对我说过:“博三那一年,我几乎每天都会被张老师批评。有一次,我被他骂得几乎流出了眼泪。”为何批评?当然是对论文的严格要求。曹师兄的博士论文在2009年答辩的时候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奖,这的确是先生骂出来的“功劳”。现在相同的情况落到了我的头上。对于论文中的有些观点,我常常自以为是,很少听进别人的意见。先生给我指导论文的时候,常常先给我摆出他的观点,然后指出我的观点的不足。在他有理有据的时候,如果我还坚持己见,他就会批评我,话语非常严厉,有时弄得我下不了台。此时的先生,与以往相比,似乎换了一个人。事后想想,他的观点大多数是正确的。

  他对我脾气发得最厉害的一次,是2010年春节后,还是因为论文。春节之前,他就对我说过:“在你回老家过年之前,你把博士论文初稿拿给我。我在寒假里给你好好看一看,改一改。”因为回家比较仓促,我就想:“先生寒假里要看的论文很多,除了我,还有四个学弟学妹的论文都是要他看的。干脆,等春节过后再给他看吧。”没想到春节回来,和他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大发雷霆,要我今年不要参加论文答辩了。在他看来,凭我当时的论文质量,参加论文答辩只会丢安徽大学历史系的脸。我被骂得大气也不敢出,等他气消些,我就说了没给他看论文的初衷,他的脸色稍微好转了些,但依旧阴沉。我把论文交上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他的“裁定”。过了近十天,他打电话让我过去,把修改过的论文交给了我。论文底稿上全是他添加和删改的内容,可见他把我这篇近二十万字的论文看得非常详细。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一直辅导我,直到下午一点多。我们俩都没有吃饭,事后我想请他下餐厅,他拒绝了,说下午还有个会,拖着疲惫的身躯,推着他半旧的自行车回去了。

  博三那年春天,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论文压力大,还要养家糊口;最严重的是,我当时已经36周岁,无论进高校还是报考公务员,都超过了35周岁的限制年龄。那段时间,找工作处处碰壁,我非常消沉。临近毕业,有两件事,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张先生请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硕博研究生吃饭,在酒桌上,我借酒浇愁,喝多了。借着酒劲,我说我一生中做错了两件大事:一是不该读硕,二是更不该读博。硕博六年,放弃了原先稳定的工作,如今工作无着落,对不起家庭和孩子,悔之晚矣。酒桌上原先热烈的气氛突然冷寂,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猛灌下一杯白酒。论文答辩后,他对我说:“当时我听了你的话,沮丧而无奈啊。我虽然理解你的处境,但实在无能为力。这段时间,我心里一直很难受。”他的情绪也深深感染了我。还有一件事,是他给我最后一次指导论文的时候,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说仍旧无着落,绝望透顶。他叹息着说:“昨天我参加全省的史学会议,在各个学校的历史系主任面前都提到过你,希望能有高校接收你,但没有一个学校今年要历史文献学博士的。可能我的面子还不够大。”他脸上露出悲伤的表情,我也实在无话可说。我知道,他为了学生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就像之前曹金发师兄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张先生为他出面甚至不惜得罪了某高校的某位领导,最终事情成功。他对学生是真诚的。我找工作,他实在没法再帮到忙,因为人家不可能无限制地给他面子。好在我最终有了工作,他才放下心来。

  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顺利通过。他很高兴,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可以‘弹冠相庆’了。”这句话,在不同场合,他对我们足足说了三遍,我至今记忆犹新。学生的成功,就是他的欣慰。

  博士毕业后,我去了遥远的浙江,离开了安大校园。暑假,我去合肥,在校园里遇见了师娘,她告诉我先生到内蒙古去了,我就再没有见到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关切地问我在浙江生活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挺好,小康之家,衣食无忧。他很高兴,一再叮嘱我好好干。

  先生曾对我们说过,如果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安大历史系的一级学科博士点能够批下来的话,此生无憾矣。如今,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可他却去了另一个世界。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

  先生的离世,是如此突然,谁也没想到。他有脂肪肝,学生们都是知道的,但没有人想到他会猝死于心肌梗塞。先生就这样走了,突然而又平静,恰如他的为人:在学术界名声卓著,但生活中从不张扬。

  打开电脑,搜寻安大网站:2011年12月23日,先生还给学生作了《关于楚汉之争几个问题的新思考》的讲座。网站上还附有他的图片,图片上的他神采飞扬,恰如过去给我们授课的时候。如今看这些图片,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酸楚和凄怆。

  ……

  光阴似箭,时光无情,带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张先生去世,距今已经整整十年,这十年,母校历史系的学子,估计已经淡忘了先生。是的,先生是一个平凡的人,当年走在安大校园里,没有人会想到他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如今,先生走了多年了,人世间已经逐渐淡褪了他的生活痕迹,但他留下的丰硕学术成果和对母校历史系的贡献,却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作者单位:浙江桐乡市高级中学)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