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异地办学校区在异地办学发展的过程中，校区结构形态在校本部、地方政府、异地办学校区三方的动态博弈与互动下不断演变，形成了独有的组织特征。本文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剖析异地办学校区所处的环境与对校本部、地方政府的资源依赖等办学特征，提出异地办学校区在资源依赖的环境下,通过扩大规模、凸显特色、强化合作等方式进行突围，摆脱原有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异地办学;办学特征与问题;资源依赖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异地办学是利用高等学校的学术、学科等资源和地方政府的社会、自然等资源进行配置和交换的合作办学，是办学组织形态的变异和办学组织地域的扩张，是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一种在异地开展办学的高等教育活动。国内异地办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已经有40年的历史。异地办学校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与问题。异地办学校区的校区结构形态在校本部、地方政府、异地办学校区三方的动态博弈与互动下不断演变，笔者拟从资源依赖视角分析三方办学主体的给予与互动和异地办学校区的特征与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菲佛和萨阑斯科(Peffer and Salancik)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该理论认为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获取一定的资源，而资源是从组织外部(环境)获得的，在资源交换过程中，组织要与其他组织建立一定的关系，因此，其他组织就会影响该组织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组织是由外部环境控制的。[1]资源依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组织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选择资源适应环境的策略行动。对于组织而言，外部限制条件对组织的利益和决策自主权产生影响，但组织仍具有强烈的愿望去进行适合自己的战略选择，行动的目的是自主选择替代性资源，从而减少外部环境的控制，摆脱对“唯一性资源”的依赖，使得组织能有把控自我发展的权力。在努力改变所处的环境时，由于相互联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所以组织面临新的与以前不同的限制条件，迫使组织寻求新的动态平衡。当各种社会角色寻求各自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一幅组织、环境和组织关系间积极的互相作用和演变的动态画面。[2]面对环境的约束，组织也在与环境积极互动，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
二、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异地办学校区特征
(一)异地办学校区的环境特征
每个组织都具有社会性，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因此每个组织都不可能自给自足，任何组织的生存都取决于该组织与所在的环境系统建立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可用交换或合作的资源。环境指组织之外所有影响组织生存和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的重要因素。环境也可以看做资源的汇集，是机会与约束和需求与威胁的来源。环境包括作为组织服务对象和向组织提供未达到其目的所需资源的客户、制约机构或顾客。[3]
当我们从开放系统的视角去审视异地办学校区的时候，可以发现一方面，母体学校是它的一个外部环境，异地办学校区和母体学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这个外部环境掌握着异地办学校区的招生名额、学科发展、师资力量、干部任免等重要资源，决定着异地办学校区的结构与发展。这种外部环境与系统产生着较强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办学上又依赖当地政府的资金、土地、学生就业、人才政策的资源支持，当地政府和所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异地办学校区的另一个外部环境，也与异地办学校区产生强烈的联系。在异地办学校区发展过程中，在母体学校投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土地资源对于校区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异地办学校区兼具着两个不同的外部环境，呈现出与其它高等教育机构不同的环境特征。
(二)异地办学校区的资源依赖特征
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特征就是外部控制，即组织对外部环境的资源和其他组织的需求做出回应。就高校而言，如果学校得不到为其他组织所控制的资源，又无法在别处获取这些资源以实现目标，那么它就依赖于资源提供者。反过来资源供应者由于提供了资源也就获得了对学校的控制权。[4]
1.校本部资源依赖
异地办学校区在办学中，母体学校通常给予学生名额、师资力量、学科发展、声誉品牌等资源。
就学生名额而言，学生名额多为校本部划拨，属于大学计划名额的一部分，母体学校提供的学生名额限定了异地办学校区的总体办学规模。异地办学校区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也需承担学生培养、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培养人才是异地办学校区的重要功能，异地办学校区的办学人数依赖于校本部总体人数划拨，生源质量一般低于校本部的平均水平，主要体现在异地办学校区的招生分数往往比本部校区招生分数低。山东大学(威海)2019年的招生录取分数比主校区平均低15分左右，如新闻类最低分在威海校区为611分，在主校区则为627分。山东大学(威海)目前限定全日制统招本科生14900人，硕博研究生1600人。[5]深圳大学城早年引进的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限定硕博研究生招生规模均为3000人。通过深化合作和转型协议的签署，清华大学国际深圳研究生院计划在2025年在校生规模达到5000人[6]，哈工大(深圳)计划在2023年在校生规模达到10000人。[7]异地办学校区在转型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使校本部对异地办学校区的学生培养放心。
就师资力量而言，异地办学校区发展需要保证教学质量，不得不依赖母体学校的师资。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等师资大多来自校本部，跨校区教学成为日常。由于异地办学校区远离母体学校，本部的教师不得不经常往返于两地，为了节约交通、时间等办学成本，母体学校教师集中一段时间在异地办学校区任教，导致异地教学模块安排与本部不同，这种模块安排被称为“模块化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教师资源的依赖导致了异地办学校区教学结构的安排。校本部师资一般不可能扎根异地办学校区，始终处于悬浮状态，老师来回授课精力有限，对校本部师资力量过度的依赖，影响异地办学校区的教学、科研水平和质量。
就学科资源而言，办学伊始异地办学校区多依赖于母体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学术平台等资源，建立异地办学校区的学科。中国人民大学在苏州的办学主要依赖于母体学校的法学、金融等品牌学科，在苏州进行延伸办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在办学之初基本都是按照母体学校的院系设置在深圳进行延伸办学，培养与母体学校同等质量水平的研究生。学科建设的背后是学位专业的评价认定，以及学生名额、师资、办学经费等相应配套政策资源的支持。对于大学而言，学术学科资源是发展的稀缺资源，在大学集中管控下，异地办学校区对于母体学校的学科资源依赖严重。这种依赖造成了异地办学校区难以扎根当地建立适合地方的学科体系。
就声誉资源而言，异地办学校区在创建发展过程中，母体学校除了师资力量、学生名额等资源的投入外，还投入了文化品牌。地方政府邀约创办异地校区的大学多为研究型大学，学术声望高，大学品牌影响力大。处于顶端位置的大学与地方城市发生的互动是一种较高等级与较低等级之间的互动，来自较高等级的资源往往被较低等级的行动者所看重。[8]大学声誉的背后是学术、师资、品牌的支撑，声誉越大、排名越前的学校，在异地合作办学过程中议价能力越强。大学的声誉品牌对于异地办学校区前期快速落地、引进师资、招收学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大学出于对品牌的保护，异地办学校区往往定位于大学教育改革发展的试验田，异地办学很难大规模开展，办学层次和规模受到限制。但不可否认，大学的声誉资源对异地办学校区的创办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2.地方政府资源依赖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附加费、企业办学教育经费以及其它国家性财政拨款;二是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销售和服务收入(校办产业、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费用)、其它收入等。[9]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事业收入则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有力补充，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异地办学组织，地方政府通常采取差额拨款的方式。除了基础性经费支持外，地方政府还通过竞争性经费支持异地办学的科研发展。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在创建之初计划建设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分室，深圳市政府投入3000万元支持其建设。张家港市投资11亿元，为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分校提供办学支持。珠海市政府分四年每年拨款2500万元支持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建设等。这些资金的支持是异地办学校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资源。
就空间资源而言，地方政府在办学伊始提供土地、设备等硬件资源也是异地办学校区发展所必须的。早期异地办学校区建立的主要动力就是解决母体学校发展空间资源不足，地方政府通过其空间资源的置换，引进高校来地方创办合作办学校区，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是双方对于资源的相互依赖。珠海市将位于唐家湾的3.428平方公里土地以及土地上原珠海大学(筹)的建筑及其配套设施无偿提供给中山大学，支持创办中山大学珠海校区。201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分别批复支持浙大、海宁市共建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海宁国际校区总占地面积1200亩，校园建设用地1000 亩，建筑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10]所有土地空间资源由海宁市提供。中山大学深圳校区选址定于深圳市光明区，作为中山大学一校三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市提供近5000亩建设用地支持校区建设。
就政策资源而言，异地办学校区要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人才引进、教师发展、科技合作等政策上，地方政府给予的配套资源，能为异地办学校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政府的公信力和协同力能解决异地办学校区很多资源不足和战略发展的问题。如深圳市出台的孔雀计划等，对于高校引进世界一流团队给予专项资助，并在项目启动、政策配套、成果转化等方面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连市、青岛市出台的关于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对于异地办学校区申请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合作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异地办学校区对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政策资源依赖。异地办学校区的转型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制定的教育、科技、人才等相关政策的支持，没有政策资源的支持，异地办学校区的资源供给没有合法性保障，难以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国内异地办学往往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科技发达，人才需求旺盛。异地办学校区也需要良好的学生就业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广阔，异地办学校区的学生毕业后，往往会首选在当地就业。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19年的毕业统计，38%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深圳工作。[11]哈工大(深圳)2019年的毕业统计，52.9%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深圳工作，60.4%的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华南地区工作。[12]同时，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关就业政策。2020年深圳市出台《深圳市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鼓励高校毕业生积极求职和创业，将创业补贴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鼓励本市院校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站，每年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补助。深圳、青岛、珠海等地的就业政策为毕业生创造了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学生就业与当地提供的就业市场紧密相关，存在着就业市场依赖关系。
3.资源依赖形塑下的异地办学校区
异地办学校区呈现的组织特征与一般大学不同。异地办学校区的发展，不仅需要母体学校的支持，还需要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异地办学的起因一般是地方政府主动发起，另一方面高校也通过在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建立分校，从而延伸自身的办学空间，特别是与较为开放的城市氛围和高科技的产业环境相结合。[13]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异地办学校区呈现出较为独特的组织特征。
从学科设置而言，异地办学校区的学科专业多呈现前沿、交叉、应用及国际化的特征，与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所需的产业密切相关。在重点科研发展和学科建设上，异地办学校区优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所需要的产业。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专业设置与深圳市的战略新兴产业密切相关，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定位是成为珠海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基地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对外合作的窗口，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在共建协议书中明确“山大分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要优先考虑威海市的需求，积极与威海市开展合作，在电子信息技术、海洋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环保以及节水技术等方面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清华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共建清华大学深圳国际校区协议书》也明确了国际校区的专业设置：坚持面向国家、珠三角和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国际学术前沿，构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凝结核，重点建设材料、能源、生命、信息等学科，成为深圳市世界一流学科群的重要组织部分，打造珠三角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支点。
从管理体系而言，异地办学校区充当着母体学校改革试验田的角色，在教师聘任tenure track制度、教学科研、理事会治理上进行改革。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突出创新型办学特色，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新思路、新机制和新模式，在构建国际化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探索政产学研互动合作新模式、重塑研究生教育等方面开拓创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进行行政改革，实行全员社会化招聘，采取职员制，取消寒暑假，强调行政管理使命感和服务性。此外，全英文的教学方式更多地出现在异地办学校区，成为母校改革试验的样本。从机构设置来说，相比母体学校，异地办学校区机构较为精简，职能部门的职责较母体学校而言边界更广，管理层级扁平化。异地校区的人事部门往往兼有组织部、人事部的职能，行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合署办公等，目的在于提高工作效率。
从财政体系而言，异地办学校区通常作为当地政府的差额拨款单位，除地方政府划拨的财政经费外，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通过科研项目、人才项目、继续教育等增加办学收入。异地办学校区的财政体系相对于母体学校较为独立，但仍接受母体学校和地方政府双重的审计管理。
从校园文化而言，异地办学校区的校园文化不仅仅受母体学校文化的影响，还深受地方创业创新、市场经济等文化的浸润，从而形成异地办学校区特有的文化氛围。异地办学校区学生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并在参与当地经济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较高积极性，在就业选择上，也会倾向于选择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创新创业工作。从异地办学校区的组织特征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异地办学组织不是简单的母体学校的延伸，而是综合了母体学校和当地政府不同资源，在多元文化制度影响下的一种全新的办学机构。它不仅作为母体学校子系统发挥教学、科研的作用，也在地方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自我发展，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可以说，异地办学校区不断受外部资源环境的影响，在影响中适应资源环境，创造资源环境，在动态的资源环境中寻求新的资源平衡。
三、异地办学校区的办学问题
异地办学校区在创办的过程中，母体学校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在步入正常办学轨道后，由于资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特别是关键资源往往在母体学校与地方政府手中，办学自主权小，发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管理体制不健全
异地办学校区管理体制为理事会制度，市、校双方共同组成理事会，理事长由市政府委派。在办学过程中，理事会组织松散，没有建立长效机制，在保障异地办学校区改革与发展，丰富社会参与和支持办学，探索深化办学机制，改革办学与管理活动的监督、评价机制方面作为不够，很难有效指导管理异地办学校区工作。在笔者对某异地办学校区的领导访谈中，该领导表示“异地办学校区的办学体制需要明确，理事会数年未开，市校双方的理事长和理事由于各自工作的原因变动频繁，异地办学校区原本的设计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不开如何体现市校双方意见，如何推动相关部门协调在办学过程中的问题”。此外，地方政府对异地办学没有统筹相关政策，而是更多地站在市属高校的角度制定高等教育管理政策，异地办学具体问题难以得到地方财政、人事、科研等部门的支持。同时，政府在异地办学发展过程中缺乏监督、评估和问责制度。
(二)办学经费紧张
异地办学校区归属模糊，管理边界不清，影响地方政府稳定的资源投入。异地办学校区往往难以享受和本地高校相同的“市民待遇”，主要体现在：一，生均的差额拨款，在深圳市的异地办学校区获得的生均稳定经费一般只有市属高校的一半。二，专项经费投入缺失。地方政府在制定高等教育专项支持政策时，往往没有将异地办学校区纳入支持范围之列。三，人员经费投入不稳定。由于异地办学单位性质定义为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异地办学校区需自行承担人员工资等办学经费，远远不及市属高校财政核拨的投入。四，科研经费竞争加剧。地方政府一般采取竞争性的科研经费分配政策，市属高校扎根地方，基础布局会比异地办学校区更有优势，在争取地方科研经费方面处于上风。为保证和母体学校同等教学质量和同一品牌，异地办学校区需要引进优秀的师资队伍和创造一流的教学科研环境，投入巨大的自有办学经费，造成办学经费不足，制约办学发展。
(三)队伍建设不稳定
异地办学校区在办学初期主要依靠母体学校师资力量，对教师的安排与管理没有主动权，老师既要在母体学校授课，又要远距离到当地教学，影响教学质量。为解决这一矛盾，异地办学校区全球招聘老师。但受聘的部分老师既无母体学校的事业编制，也难以获得地方政府的事业编制，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待遇很难保障，与本部的人事考评系统不能有效接轨，得不到母体学校的职称认定，影响教师的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行政管理系列的教师，难以在体制内进行流动，影响队伍良性、互动发展。
(四)学科发展受限
异地办学校区学科发展主要依托母体学校院系力量。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早期学科布局明确：根据北京大学建设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和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深圳研究生院暂定五个学院，并将北京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与深圳研究生院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四个国家实验室在深圳建立学科。学科发展的配套资源来源于母体学校院系。随着异地办学校区自主发展，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学科建设的背后是学位专业的评价认定，以及学生名额、师资、办学经费等相应配套政策资源的支持，如果异地办学校区期望发展的学科与母体学校的办学理念相左，异地办学校区的学科建设很难获得相应学科资源配套。
(五)学生归属感弱
学生归属感反映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是学生对学校师生及其环境的认可程度，是衡量学生在校幸福指数和学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业成就有着紧密联系。由于异地办学校区发展时间短，教学环境、师资条件、文化氛围等与母体学校相比往往有较大差距，学生对于异地办学校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足，学生维权现象时有产生。在众多高校主校区的论坛中，我们能看到学生因为在异地校区而划分的“阶层”，以及学生极力想摆脱异地校区的学习环境回到主校区求学的行为动机。
四、异地办学校区的自我突围
菲佛和萨阑斯科(Peffer and Salancik)在论证组织资源环境的依赖时提出：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和发展;为了生存和发展，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括其它组织的竞争;因此，生存被建立在一个组织控制它与其它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一是组织间的资源依赖产生了其它组织对特定组织的外部控制，并影响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维持组织的运行需要多种不同的资源，而这些不同资源不可能都由组织自己提供。二是外部限制和内部的资源权力构造构成了组织行为的条件，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组织会审视相关环境，通过对依赖关系的了解，为自身的发展采取适应性措施，寻求生存与发展。
异地办学校区在起步阶段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缺乏自有资源，办学主要依赖母体学校和地方政府的资源。随着办学实践的展开，异地办学校区的资源在沉淀，也在不断强化。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关键资源掌握在他人手中，异地办学校区没有或很少有分量很重的筹码，与母体学校和地方政府进行资源交换与合作，常常处于弱势从属地位。要突破这种困局，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尽管组织所处环境存在众多压力与限制因素，但组织仍努力改变所处环境，去寻找替代性资源而减少“唯一性依赖”。目前，异地办学校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从资源依赖中进行自我突围。
(一)使自己变得强大，形成规模效应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大型的组织拥有更强大的力量面对外部环境的直接压力，也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认识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威胁。异地办学校区一直致力于通过扩大学生规模，建立更全面的办学体系，来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在深圳进行异地办学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率先开办了本科教育，扩大了校区规模，从建设之初的全职教师几十人发展到目前的300余人，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近5000人。哈工大(深圳)计划在2023年，教师人数达到900人，学生规模达到10000人，学生层次包含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14]除哈工大(深圳)以外，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也致力于扩大规模，开办本科教育，形成规模效应。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伯克利建设的高等研究院性质的清华伯克利，目标就是剔除母体学校的体制性障碍，进行国际化的探索。这些异地办学校区都在寻找增长点，扩大办学规模，强化自身建设，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二)通过寻找和接受不同的选择而保持开放的态度，凸显特色
组织应该选取受约束最少的途径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异地办学校区为了自身的发展，减少对母体学校的依赖，也在不断寻求代替性资源。异地办学校区创办之初最核心的资源是教师，但由于距离的原因母体学校的老师不能按照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有序进行课程安排，从而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引发学生不满。为减少对母体学校教师资源的依赖，异地办学校区往往自行招聘与培养师资队伍。2005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专任教师108人，几乎全部由母体学校引进，而在2017年的统计中，该异地办学校区的专任教师总数为277人，与2005年相比专任教师总数增长一倍以上，本部教师仅有3人。可以说，为减少对母体学校师资的依赖，在十二年的发展过程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完成了对师资力量的培养。此外，异地办学组织也在努力摆脱对母体学校的学科依赖，进行学科差异化的发展。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原依赖校本部法学专业开办的法硕专业在2008年调整为国际法专业，寻求国际学术资源，创办国际法学院，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同时提供美国法Juris Doctor 教育(J.D.)和中国法法律硕士教育(J.M.)的法学院。原依赖母体学校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深圳商学院在寻求汇丰银行资金15亿元支持后，更名为“汇丰商学院”，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商界军校。汇丰商学院通过EPAS、AACSB、AMBA三大国际认证，并建立英国校区，是凸显国际化特色的组织行动，减少外部环境对其学科建设的控制，在国际市场寻求替代性资源。
异地办学校区利用母体学校的声誉资源，加强与国外大学的合作，构建国际化的办学方向。异地办学校区通过从国际上寻求学术资源的联合发展，凸显办学的国际化特色，体现出办学的品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上拓展，规划到2030年，全日制在校生中的三分之一为海外学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转型升级的内容包括与剑桥大学的合作，将北大与剑桥商学领域的合作放置在深圳，同时计划开展面向国际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培养，通过选择与海外知名高校的合作共建丰富办学内容。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于2015年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并筹建国际联合办学项目，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等初步达成国际合作项目方案。其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等专业学生毕业将获得浙江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简称UIUC)两所高校颁发的学位证书。通过与国际知名高校的合作，办学内涵进一步丰富，可替代的办学资源得到加强，异地办学校区进一步显示出差异化和国际化的办学特色。
(三)桥联机制：控制或协调自己其它形式上独立的实体行动
赛尔兹尼克最早指出通过共同决策加强组织与环境的关联。对于异地办学组织来说，共同决策的方式包括董事会的建立，邀请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加入，从而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关联，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国际学术委员会，将关注校区的学界、企业界的高端资源纳入，使社会各界关注异地办学校区发展，提供智力资源支持。同样，异地办学组织的各部门常常邀请母体学校相关部门的领导及人员前来指导工作或进入相关专业板块的咨询机构也是主动建立与环境联系的策略之一。
五、小结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关照现实，一个组织影响其它组织的可能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其它组织所需资源的控制，二是其它组织对该资源的依赖性，并且这种抵消性的资源或者替代性的资源是稀缺的。资源依赖体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资源权力是同构的。异地办学校区的诞生来自于市校双方相互依赖的关系，高校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从而交换未来可供发展的空间资源。政府提供空间资源与财政资源，吸引高校在本地生根开花结果，换取属地化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市校双方资源投入和互动的形塑下，异地办学校区呈现了独特的办学特征，同样由于关键资源的缺失使得异地办学校区面临管理机制不稳定、办学经费紧张、师资队伍不稳定、学科发展受限、学生归属感不强等问题。在资源依赖理论的语境下，异地办学校区面对资源的局限，不断自主寻找替代性资源，通过扩大规模、办出特色、寻求合作等方式不断自我突围，寻求发展。
参考文献：
[1]Pfeffer,Jeffrey and Salancik,Gerald 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ppXI-XIII[M]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11.
[2][美]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著.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
[3][美]W·查理斯·斯科特，杰拉尔德·F·戴维斯著.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
[4][美]塞西尔·G·米斯克尔，韦恩·K·霍伊.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第7版)[M].范国睿，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11-244.
[5]山东大学(威海)官网情况简介[EB/OL].https://www.wh.sdu.edu.cn/xqgk/xqjj.htm.
[6]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官网情况简介[EB/OL].https://www.sigs.tsinghua.edu.cn/gs/index.jhtml.
[7][14]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官网情况简介[EB/OL].http://www.hitsz.edu.cn/index.html.
[8]郭建如.声望、产权与管理：中国大学的校企之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5.
[9]许庆豫，葛学敏.国别高等教育制度研究[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78-79.
[10]浙江大学海宁校区官网[EB/OL].https://www.intl.zju.edu.cn.
[11]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19年就业报告[EB/OL].http://news.pkusz.edu.cn/news/2020/0414/8974.html.
[1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2019年就业报告[EB/OL].http://job.hitsz.edu.cn/jyyl/jyzd?id=4.
[13]邢志杰.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发展与问题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5(3)：104-108.
责任编辑：刘第红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2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