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存，大器成

　　在民国时代的教育家群体中，很多人都关心他们的儿童观，因为其教育的孩子，往往能在社会各个领域，展现不少成就。迁移至当下，其隐秘的价值观似乎对教育的改良，具有不少启示。这样思考固然没错，但本文另辟蹊径，想讨论一下：这些教育家的双亲，很多人并不是教育工作者，有人家道中落艰难度日，有人因病因困早逝，还有人带孩子任性肆意……他们只是没有多少资源、人脉、理论的普通人，又如何培养出一代巨匠的呢?想清楚他们的儿童观，哪怕只是窥其一斑，似乎都更有意思。

　　陪伴的效度远大于长度

　　蔡元培的父亲叫蔡光普，是一个钱庄经理，按说薪水不错，家里应该蒸蒸日上。可惜他在儿子11岁时就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靠母亲周氏一肩挑。但父亲对蔡元培的影响却很大，在学问方面，蔡家并不算传统儒家的书香门第而“化用”了儒家思想。父亲一方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如温良恭俭让等，另一方面又坚持“濡教”——濡染之教、熏陶之教。传统儒家之学，论道有余，证道不足。所谓论道，是说在书斋中宏论阔谈，而证道却是在天地间俯仰躬行。父亲恰因职业思维，在教育中选择(也许是职业经理人的无意使然)避短扬长。譬如，他以“诚”立业，无论人缘还是口碑，都被街坊四邻称颂。他对孩子心性、品质判断，首在“正其心，诚其意”上。可以说，这让蔡元培受益了一辈子。父亲的经验告诉他，对世理人情的真切认知，从来不出自于道德说教，也不在任何书中，而须从“行以求知”(孙中山语)中体悟。父殁20年后，蔡元培毅然扔掉“翰林编修”的金饭碗，回到老家绍兴办新式教育，其后几度出西洋、学东洋， 多少可以看出些其影响的影子。

　　相比父亲，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周氏对蔡元培影响更大，尤其是她在家道衰落后独撑大梁的时光。周氏和蔡光普一样，凡对孩子说话，必能体现在行动上。比如，准备外出会亲友，母亲会提醒孩子注意，见面后说什么话最得体，然后揣度对方的答复，自己又该怎么应对。等回来后，她又会“复盘”，对此次会面进行总结，检讨是否有说话欠妥之处。也许是人生经验使然，她常要求孩子：“说话一定要谨慎，当讲则讲，不该讲的话，一句也不能多说。”所以，在“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在“慎独审思”的思维方式上，蔡元培可说是在耳濡目染中学习。

　　待蔡光普去世后，众多亲戚朋友曾慷慨解囊，准备帮助蔡家渡过难关。但母亲只是一一谢过，并退回所有银钱。孩子见之不解，她耐心解释：“只要自己还有一双手，宁可省吃俭用，也不能依赖他人生活。”母亲的独立与刚毅从很早的岁月起，即在蔡元培的精神世界里扎下了根。这种根苗，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原生力量，成为人生的某种底色。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几十名学生因游行示威而遭逮捕。时任校长的蔡元培获悉后，立即召集十三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开会，当场斩钉截铁地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愿意“以一人抵罪”。这和母亲当年的脾气、性格，何其相似!

　　当然，不识字的母亲对儒家的道统，显然谈不出什么大道理，通常的态度是虚心接受。但这并不代表缺少主见。实际上，母亲是一个敢立主张、善下决断之人，这也是蔡元培在精神上得到的最宝贵遗产。以“勤奋”为例，儒家提倡苦读，且传出不少佳话，譬如众所皆知的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故事。所谓“苦读”，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题海战术，只是那时候做的是八股文而已。

　　看到孩子在灯下为写好文章而通宵熬夜，蔡母丝毫不认可这种非人道的行径，损害视力不说，根本就是透支生命。做学问和做事情相同，要讲究常识，瞄准方向，尊重方法。只有这些做到了，流的汗水才有意义。她的意见很明确“与其熬夜伤身，不如早起读书”，坚决制止了这种行为。这次纠偏，让蔡元培一生习惯早起，极少熬夜。不少从事写作、读书的人都曾发现，清晨起来做事，往往比整夜鏖战更具效率，特别重要的是，这丝毫不会打乱生物钟、伤害身体。

　　1940年，72岁的蔡元培曾在临终前说：“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他共有兄弟姊妹七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其母周氏在他18岁时就已去世。家庭教育的意义，不在于陪伴孩子走多远，而要看陪伴的每一个当下，有没有意义和启发。任何对子女有所期待的父母，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寻找最适切的教育入口

　　我们知道，陶行知先生一生主张教育救国，并着重在农村、田野中普及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和他的父亲有关。陶行知的父亲叫陶立朝，原本经营酱园，因不善管理而破产;后也曾在镇上谋过差、在学校当过职，但总体而言，回家务农的时间最长。这位没落的读书人，虽说靠田耕养家，但寻常的农事杂活，跑到他手里，居然就沾上了书卷气、墨香味。寻常的上山砍柴，乏味的锄田拔草，总能激发诗兴。父亲稍有空闲，就随口作词，悦意吟诵;或是找来纸笔，记下三两句心得。这种不言之教，濡染到了天赋异禀的陶行知。陶行知四岁时，父亲有一次伏案“创作”，小家伙不声不响地在一旁观看。过了一阵，他竟模仿父亲写字的姿势，用手指头当笔，在桌子上有模有样地比划起来。这一幕被父亲无意发现，真是又惊又喜，决定教他认字、写诗。

　　在尚不懂事的小陶行知看来，“汉字”就是“诗歌”，只不过一个是写在纸上，一个是念在口中。又由于“诗歌”总是跟田园、麦芒、鸣虫有关，所以总是带有某种触感(种菜籽)、乐感(听蝉鸣)、味感(味花香)，那自然就是天地间特别美妙的一件事。这一始于童年的个人体会，使他一辈子没有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烦恼，而是把“诗歌”当成了一种启智生慧、苦中作乐、自我激励的方式。也可以说，通过父亲与“农事”的对话，通过对底层劳动的体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理解世界的语言，也成为日后变革教育的重要方法。

　　对于父亲这个满手老茧、躬身阡陌的“田园文化人”，小陶行知自然再熟悉不过了;因此，当遇到那种带有浓烈“田园风”的教学方式时，也特别喜欢。父亲叫他先熟读唐宋诗词，等心中有了丘壑，就开始写诗。有趣的是，他连评判标准也是一首诗：“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老妈高兴了，可以卖稿子。老妈听不懂，就当是废纸。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就这样，在父亲的“陪学”下，陶行知小小年纪就读、写了不少诗。

　　有一次到同学汪采白家借书，汪父问他最喜欢谁的作品，小陶行知说是“白读”。老人很惊讶地问，你怎么能说白读了呢?原来，这是当地方言，小陶行知说的是“白杜”，也就是白居易和杜甫。这两人的作品，一个通俗易懂、一个关注生活，其实正是父亲陶立朝当年写诗、干活的翻版。陶行知留下的诗歌我们今天去看，多是白居易式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即用词直白、生动，用语亲近、明了，用意肯切、率真，扑面而来的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乡土情怀。

　　我们从陶父身上看到的，是对家庭教育的巧妙解构。他寻找教育契机的方式，是利用自己爱好诗文的所长。当有了足够的铺垫、展示后，孩子的求知欲初显，教育才到了时机。这个切口非常重要，孩子在表现出“我要学”的迹象时，大人顺势推上一把，往往才能有效。

　　社会是最宜生长的土壤

　　叶圣陶的父亲，叫做叶钟济，是一位账房先生。家中人口多，收入却不高，生下叶圣陶时，父亲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人生一乐。叶钟济非常重视培养孩子，叶圣陶刚三岁时，就亲手写下方块字，叫他先读后描。这个开蒙的时间点，比陶行知还要早一年。

　　三岁的幼童很难真正理解“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含义，只看作是一幅袖珍画，每天学“画画”而已;慢慢到了六岁，这样的画，竟积累了三千“幅”。紧接着，叶父将他送去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早早有三千字打底，叶圣陶的私塾生活相对惬意，先生规定每天背完书才能回家，同窗顾颉刚(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每次被训得泪水涟涟，可他竟从没有吃过戒尺的苦。

　　这种先人一着的教育策略，对天资较高的孩子来说，往往能“早一步，步步早”，人生的赢面由此变大。但反过来说，如果孩子开慧较晚，教育者又方法失当，也可能形成负面的心理投射，造成厌倦、扯皮、敷衍等糟糕习惯。叶父就很注意策略，往往松弛有度、体用相彰，比如教他抄诗词、写篆字、刻图章，再稍微大一些，又去游园林、祭社庙、赏弹唱、泛渔舟，可以说，凡能书本中所学，叶父总能设法助他在私塾之外“消化”。

　　有趣的是，八九岁时，叶圣陶走上了被“带坏”之路——下午私塾散学，就在父亲怂恿下，去观前街的老万全酒店喝绍兴黄酒。南方的冬季较为严寒，喝点黄酒有助于驱寒，并有解乏、放松的作用，亦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父亲会不会以酒为凭，借助类似曲水流觞的形式，检验孩子对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呢?如今已难知晓。但是，一爿酒店即一方社会，世情伦常、众生百态，千秋庙堂、恩怨江湖，都聚焦于一体;竟和杜威所说的“学校即雏形社会”，有着几分相像。看来，酒馆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教育场所。

　　不仅如此，这酒肆更如同一个隐形的考场。从孩子三岁追溯起，学的那些字词诗句，都可以在这一社交场合运用到。有时店里来了说书的、唱词的，父亲就会和他边听边解释，谈历史论人物;有时候来了叫卖的、杂耍的，父亲叫他观察江湖人的谋生技巧，如说辞、神态、动作、心理，甚至自主命题，父子二人合作一篇短文。因此这一杯酒下去，人就长高一截。

　　这酒一喝就是八十年，其间的乾坤奥妙，或许难为外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小在父亲熏陶下将诗词歌赋、渔歌汀岸、祠堂亭台“消化”于一炉的人生红利，令叶圣陶终身受益。我们知道，他一生磨难重重，走过了许多坎坷的道路，但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在叶圣陶九十大寿时，曾有人讨教长寿秘诀，他的问答是喝酒，且要少喝勤喝。所谓“少喝”就是喝慢酒(以微醺为限)，所谓“勤喝”就是喝出习惯。为什么强调这两点?原因就在于小时候和父亲共同尝到一个“品”字的真味。知识、文化、经验，都在浊酒里;冷暖、起落、生死，只付笑谈中。一个人在童年时代的童心，让他长大后虽是社会人，却没有被过度的“社会化”，还始终有一份并未消弭的童心——而这对成人世界来说，又太过珍贵。

　　小结

　　一个孩子在家庭中得到的“第一桶金”，往往会超过学校教育的总和，当成年后，又会刻印在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中。这“第一桶金”的发掘，对不同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不一样的。蔡元培的父母，看到了教育作为一种陪伴艺术的效度;陶行知的父亲踩到了教育孩子的最佳切入口;叶圣陶的父亲，不仅先人一步，还用“酒馆”这一雏形社会，形成系统的教育合力，是高明的“借力打力”，终于培植出一棵参天大树。

　　今天，当我们说起“儿童观”的话题时，她一定是千人千面的，即便是培养了“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的梁启超，也会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和独特做法。说到底，任何人的“儿童观”均无法脱离时代的生产力、文化的渗透力和家族的实践力的束缚。但其中还是会有基本的规律，那就是“正心存，大器成”。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的父母，都是走在这条路上。“正心”取自儒家观念，从儿童观的角度说，就是让孩子真正成为孩子。家长只是做好一件事：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式扶一扶(孩子有需要，就予以支持、引导，此为“辅”);在必要的时候，再用有效的方式纠一纠(孩子有误区，就及时提醒、纠偏，此为“佐”)。一辅一佐，就可以让他守住初心、循着最明亮的生命出口，一路生长，快意人生!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通州区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