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生成逻辑与启示——基于中外两位大学校长卓越办学实践的历史考察

　　摘要：大学校长是大学实现卓越发展的关键。中外一流大学发展史证明，在其背后都有一位甚至几位变革型大学校长发挥奠基性作用，引领大学持续发展并最终走向卓越，特曼和朱九思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考察其卓越的办学治校实践发现，虽然二者国情不同、背景有别、文化有异，但都体现出鲜明的敢于竞争、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和敢为人先的共性基本特征，都内隐着变革型大学校长内在与外在、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生成逻辑。因此，从培育大学校长改革创新精神、扩大校长办学治校自主权、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并行并重机制、灵活优化调整大学校长任期制度等方面着手培育大批变革型大学校长，是对我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大学变革;变革型大学校长;共性特征;生成逻辑;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校长是实现大学卓越发展的关键。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校长不可缺位。考察中外一流大学发展史发现，在其走向一流大学的发展进程中都有一位甚至几位校长或副校长在特定时期发挥着关键的、奠基性作用。在西方，如特曼之于斯坦福、艾略特之于哈佛、赫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等。在我国，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朱九思之于华中科大等。这些富有改革精神的大学校长以超凡的智慧、变革的勇气、坚韧的毅力和敢为人先的行动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引向成功、走向卓越，成为举世公认的变革型大学校长。“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1]。毫无疑问，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深入探究中外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和生成逻辑，对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梦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梳理文献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研究大学校长已逾40年历程，自1981年有零星研究开始，到2015年“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出台，大学校长逐渐成为我国高教研究重要对象之一，2017年达到研究最高峰，目前已形成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多维研究体系。从研究范围看，有国外国内著名校长研究。从研究对象看，有著名校长个体研究和著名校长群体研究，有民国时期和现当代著名校长研究。从研究内容看，涉及校长角色使命、功能作用、教育思想、个性特征、职业发展、选任考核等诸多问题。从研究方法看，有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以及案例研究等。总体看，已有研究成果丰硕、视角多维、方法多样，富有启发价值，但罕见聚焦变革型大学校长并将中外变革型大学校长放在一起研究其共性特征及生成逻辑的研究成果。显然，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我国当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众所周知，没有特曼就没有硅谷的诞生和斯坦福的崛起。20世纪50年代，时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的特曼以一个天才般的改革创意建议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命运，在他的努力推动下，斯坦福大学从一所“乡村学校”迅速崛起成为一所威震全美并站在世界前沿的顶尖大学，创造了美国大学发展卓越转型的奇迹，演绎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神话，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变革型大学校长，被誉为“硅谷之父”。

　　几乎与特曼同时代的被誉为“华工之父”的朱九思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本土化”变革型大学校长。1953-1984年，他以超凡的智慧、远见和敢为人先的改革“独领工科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发展新潮流”[2]，实现华中工学院重大发展战略的转变，引领华工从一所纯工科院校发展成为一所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创造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一代代华科人心中永远的“校父”。

　　鉴此，笔者拟以“硅谷之父”特曼和“华工之父”朱九思两位卓越的中外变革型大学校长为例，通过对其卓越办学治校实践的历史考察，剖析二者共性特征与生成逻辑，以期对造就大批变革型大学校长、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所裨益。

　　二、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特征

　　考察中外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卓越办学治校实践发现，虽然他们所处的国情不同、背景有别、文化有异，但作为卓越的变革型大学校长都以其超凡的创新胆略和革新行动为大学实现重大战略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在他们身上体现出鲜明的“四敢”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弥足珍贵，对于我国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高等教育强国之梦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一)敢于竞争的勇气

　　“志高者意必远”，唯有志存高远，拒绝平庸，不甘人后的豪情壮志，才能立于时代潮头，走在世界前列，跻身世界一流。没有竞争就没有胜出，敢于竞争、勇于开拓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普遍法则，也是变革型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共性特征。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发现，在其背后都有一位甚至几位富有竞争勇气的变革型大学校长，他们追求卓越、不甘平庸，敢与强大的老牌大学展开竞争，善于在竞争中将压力转换为动力，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危机转化为生机，开辟大学发展新境界。

　　与麻省理工学院相比，从建校历史看，斯坦福大学晚了整整30年;从研究实力看，20世纪50年代的麻省理工已经依托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国防科技研发而迅速崛起，拥有具有国际顶尖研发能力的林肯实验室和依托二战时期雷达实验室理论研究部而建的电子学研究实验室，在计算机、雷达通信和导航技术研发上占有绝对领先优势，远超同期斯坦福大学。尽管如此，特曼却不甘平庸，在他的推动下，利用斯坦福校园土地创建了一个高新技术工业园，迅速促进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学术与商业的联姻，由此创造了“硅谷”，也成就了斯坦福，超越了麻省理工。

　　考察华中工学院校史发现，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大调整中的华中工学院与同期同城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武汉大学甚至华中师范大学相比，还是一个规模极小的区域性纯工科院校。尽管在实力极为悬殊条件下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朱九思以“敢于竞争、善于转化”[3]的气魄，在建设发展华工的31年时间里，提出“办理工综合性大学”“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等独到的办学思想和发展理念，并采取系列超常规措施，发挥优势、克服劣势[4]，将华工从一所纯工科院校发展成为一所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成为华中工学院崛起和华中科技大学诞生的“关键密码”。

　　(二)敢于质疑的精神

　　质疑是创新的动力，是大学变革的思想前提。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大学变革。大学变革发起者的大学校长，惟有具有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考和独到思想的大学校长才有真知酌见，真正引领大学变革、走向卓越。质疑精神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应有品格，没有质疑精神的大学校长不可能成长为变革型大学校长。纵观历史上和现实中走向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敢于质疑的校长在其变革发展中发挥着“神经中枢”[5]作用。

　　斯坦福的崛起源于特曼的质疑精神。为学术而学术、远离有悖学术精神的商业活动一直是西方精典教育传统思想观念，但却遭到特曼的质疑。特曼深受麻省理工学院创业文化的影响，重新思考了大学与企业的关系，认为学术与企业应当结合、斯坦福应当具有“企业家精神”，大学应当与企业联合创造新的财富。为此，他不但鼓励斯坦福教授和学生在硅谷园创办公司，而且本人还担任3家上市商业公司董事长。在他的支持、影响和带动下，斯坦福教授和学生们主动前往企业兼职创业，并诞生了惠普、雅虎等一批高科技创业中心，创造了巨大财富。据统计，后来在硅谷由斯坦福教授和学生创建的公司多达1200多家，“1988-1996年由斯坦福人创业创造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6]，斯坦福成为硅谷的“心脏和大脑”，从而创造了超越老牌大学麻省理工的“创业神话”。

　　华中工学院的崛起也离不开朱九思老校长的质疑精神。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曾表达了对朱九思不盲从、敢于质疑、独立思考精神的特别敬佩之情。事实上，朱九思在华中工学院推行的具有奠基意义的系列改革均源于其敢于质疑的独立思考精神。上世纪70年代，他质疑“全盘苏化”的过激做法。1979年1月他曾撰文明确提出“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的改革思想[7]，1981年6月他主持起草以华中工学院名义报送教育部的《对拟订教育事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意见》直陈了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理工分家、专业过细、教学太死、科研淡化的弊端，明确提出了“按教育规律办事”才能办出“好学校”[8]的思想主张。事实证明，没有朱九思敢于质疑的精神，就没有华中工学院的崛起和华中科技大学的诞生。

　　(三)敢于创新的胆略

　　变革型大学校长不仅要有敢于竞争的勇气、质疑的精神，还要有敢于创新的胆略，才能真正为大学崛起奠基。胆略是一种胆识和谋略，是变革型大学校长必备的精神气质。因为大学改革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境遇下进行的超常规变革行动，惟有超凡的创新胆略，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时空境遇中开辟新路，赢得生机。

　　上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迅速崛起和硅谷的横空出世，与特曼敢冒风险和创新的胆略具有直接的关联。面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和麻省理工创业科学的勃然兴起，特曼坚定了技术改变世界的信念，这一信念是他敢于创新胆略的思想基础。为创建斯坦福工业园，他四处游说争取经费，还将自己的稿酬和版税全部捐出。此外，他还鼓励、支持富有创新创业理想的教授和学生们创办真空管、半导体、计算机等高科技公司。20世纪30年代，特曼不但借给休利特和帕卡德两位学生538美元，而且积极帮助他俩从银行得到1000美元贷款用以创建惠普。后来，这个前途未卜、充满风险的投资胆略获得了惠普公司920万美元的丰厚回赠。

　　回望华中工学院的崛起、华中科技大学的诞生，其无不得益于朱九思抢抓机遇、主动创新的胆识与谋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岁月里，朱九思迎难而上、敢闯敢干、主动作为奠定了华工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仅以学科专业改革发展为例，在全国各大高校全盘照搬苏联办学模式、学科专业高度单一化的大背景下，他却提出要走“综合化”发展道路的办学思想和要把华工办成“理工综合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理科、文科和管理学科，到1984年12月卸任校长时，全校专业从1966年的18个专业发展到51个，比1966年增加了183%[9]，奠定了日后华中科大跻身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基础。正如李培根院士所说：“今日华中科大，除了医科之外，理科、人文社科之发展基础，都是九思时期所奠定的。”[10]

　　(四)敢为人先的闯劲

　　敢为人先的闯劲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又一显著共性特征。改革必然充满挑战和风险，变革路上往往荆棘密布，只有敢为人先、敢闯敢试，才能赢得先机、拥有未来。他们不但能够洞察别人看不到的机遇，还能够果断作出正确决策，敢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而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开拓者。中外无数大学改革成功史证明，在其背后都有一位甚至几位敢为人先的变革型大学校长引领大学突破困境、走出迷茫、走向卓越，特曼和朱九思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

　　斯坦福的崛起源起于特曼提出的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改革建议。1951年，特曼向时任校长斯特林提出用斯坦福校园土地建一个高技术工业区的建议，在特曼的直接推动下，斯坦福将约580英亩的校园土地划为工业园区，并在此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和办公楼吸引企业来此安家落户。用大学土地在校园建公司，这在当时美国经典大学看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可理喻的事情。然而，这一行动却取得了巨大成功，促成了世界高科技研发中心“硅谷”的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3000多家电子、计算机企业云集硅谷;到90年代后期，云集硅谷的企业超过7000家。硅谷的诞生直接给斯坦福带来巨大的回报，不仅有土地出租和专利转让收入，还有公司的巨额捐赠，为斯坦福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撑。据记载，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时得到一笔令哈佛大学也望洋兴叹的126亿美元巨额捐赠。[11]

　　华中工学院的崛起也离不开朱九思敢为人先的闯劲。众所周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和“有问题”的人而被“劳动改造”，朱九思却做出超乎人们想像的行动，反而把“臭老九”请回学校任教，这在当时极为特殊的岁月是人们根本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但他顶着被扣“帽子”的巨大风险，不但做了，而且还成功了。1972-1983年10月，华工从全国20多个省市500多个单位中以超常规方式引进了600多名教师[12]，有的教师还是他亲自从“牛棚”门口请回华工的，不少教师成长为华工崛起的骨干，一举奠定了华工崛起的师资基础。此外，在全国上下普遍强调学校只有教学“一个中心”的时代，朱九思却提出高校有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论”，而且“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在他的推动下，华工大兴研究生教育，大搞前沿科技研究，研究实力迅速跻身全国高校前茅，办学成效令人刮目相看。

　　三、变革型大学校长的生成逻辑

　　生成逻辑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考察中外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富有传奇性的卓越办学实践不难发现，虽然他们所处的国情和土壤不同、学校发展基础和条件有别、历史与文化背景各异，但都内隐着共同的生成逻辑，包括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这四重逻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促成了变革型大学校长的诞生。

　　(一)内在逻辑：勇于担当的志业精神

　　勇于担当的志业精神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生成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改革创新的坚定信念、忠诚教育的深深情怀、责任使命的自觉担当以及敬业奉献的职业精神。这些可贵的精神品质是变革型大学校长能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彰显，是变革型大学校长成长的深层动力，是驱动变革型大学校长锐意前行的精神支柱，是变革型大学校长最本质的精神内核。

　　特曼创建斯坦福工业园并促成硅谷诞生的初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背景下要把斯坦福建成一所创新创业型大学以振兴美国西部经济的理想、“技术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创新创业的热情与执着。这一理想和信念使他主动支持其两位学生休利特和帕卡德创建惠普;即使在“糟糕的管理者”肖克利在加州创办晶体管高科技公司失败后也没有放弃对他的热情鼓励，直至后来从原肖克利公司走出的“叛逆八人帮”发明集成电路而取得巨大成功。特曼本人也是执着事业的“工作狂”，对待工作特别敬业，他没有周末和假期概念，从未去享受过北加州海岸灿烂的阳光，把毕生献给了加利弗尼亚帕洛阿托市的斯坦福大学，并把斯坦福建成了美国“西部的麻省理工”。

　　朱九思也是一位杰出的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变革型大学校长。20世纪50年代走马上任的朱九思临危受命，面对院系大调整和全盘“苏化”造成“理工分离”的教育积弊，身处“文革”艰难岁月，也始终保持对党的教育事业无限忠诚与热爱，把个人得失置之脑后，将办学治校视为毕生志业，殚精竭虑思考谋划华工建设发展，顶着巨大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冒着巨大风险，在逆境中敢于担当，在困境中砥砺前行，以政治家的远见和教育家的智慧“高筑墙、广积人”，八方引进人才，大兴科研之风，大胆新办专业，使一所单科性工学院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成为引领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一个典范。

　　(二)外在逻辑：不可或缺的内外支持

　　变革是深刻的革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内外支持不可或缺。变革型大学校长作为大学改革的设计者、领导者和执行者，必须获得各方的支持配合，改革事业才能持续推进、发展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没有良好的内外支持，变革型大学校长就失去生成的外在逻辑基础。

　　特曼作为副校长，之所以成功创建斯坦福工业园，之所以迅速改变斯坦福，之所以最终实现技术改变世界和创新创业的梦想，从内部看，一是离不开斯坦福建校校长斯坦福定下的“让自由之风吹拂”校训的影响，这是其创业精神的“种子”。二是离不开时任校长斯特林的支持，没有他的支持就没有特曼“用校园土地建工业园”天才设想的实现。从外部看，一是离不开风险投资家的创业资金投入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没有那些风险投资商的资金投入，公司创业只是梦想。二是离不开加州政府提供的创新创业环境支持，正是加州政府对企业权益融资的许可以及在土地使用和税收优惠政策上的支持，才有硅谷的诞生、斯坦福的崛起和卓越校长特曼的生成。

　　朱九思之所以办学治校成就卓越，除了他个人的胆识、远见、能力等内在因素外，也离不开有关方面的支持。一是离不开当时进驻学校军代表刘崑山政治上的信任和工作上的配合。刘崑山不但积极支持朱九思抓教师引进、抓专业建设，而且为朱九思放开手脚搞发展“开绿灯”，他在有关会议上特别强调“在办学问题上要多请教朱九思同志”。朱九思后来在回忆“文革”后期的办学经历时满怀无限感激地讲道，“刘崑山同志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有他的开明与支持，“我获得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13]。二是离不开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如1978年朱九思提交全国科学大会的发言稿《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就受到了国家科委的赞成等，这是朱九思放开手脚建设华工不可或缺的有利因素和支持条件。

　　(三)理论逻辑：积淀丰厚的素养修为

　　远大的教育理想、深邃的教育思想、战略家的眼光等是大学校长尤其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共性素质要求[14]，这些素质归根到底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的素养修为。大学变革是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大学校长必须具备深厚的素养修为，才能引领大学走好改革路、实现卓越发展。素养修为从何而来?来自大学校长丰富的人生阅历，来自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的深入理解，这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生成的理论逻辑。

　　无论特曼，还是朱九思，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素养修为。就特曼而言，幼年时期在斯坦福校园长大，学士和硕士学在斯坦福，博士及博士后学在麻省理工，深受其博士导师布什(曾任罗斯福总统科学顾问)的深刻影响，随后留在麻省理工任教，耳闻目染了麻省理工创业科学的兴起，这些经历对特曼日后创建斯坦福工业园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后，特曼回到斯坦福任教，一面在实验室工作，一面担任创业公司顾问，先后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工学院院长、副校长、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主席等职务，其间曾于1942年到哈佛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丰富的学习工作经历增长了特曼的学识见识、开阔了特曼的视野胸怀，为特曼成长为杰出的变革型大学校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朱九思的人生经历更为丰富曲折。早年在扬州私塾和中小学的学习经历就对他日后办学产生很大影响。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职员时深受竺可桢校长的影响。在武汉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和担任教员、在晋察冀军区工作及后来担任《冀热辽日报》《天津日报》《新潮南报》副主编和主编，1953年1-6月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再到1953-1984年先后担任华中工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兼党组负责人、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院长，其间，曾于1979年3月到美国、加拿大、日本考察许多著名大学。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多岗锻炼、特殊岁月的浸染、海外大学的考察等铸就了朱九思办学治校的素养修为，为其成长为卓越的变革型大学校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四)实践逻辑：长期持续的校长任期

　　变革型大学校长是在长期的办学治校实践磨砺中生成的。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发现，凡有卓越办学成就的大学校长都有较长的任期，短则十年左右，长则几十年。如哈佛大学发展史上几位杰出校长任期都较长，艾略特任期40年、洛厄尔任期24年、科南特任期20年、博克20年(曾两度出任校长)。较长的任期是由大学校长角色特点决定的，其办学思想和理念从产生到形成，再到实施和实现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大学校长任期的长短是影响大学校长卓越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持续的校长任期，有利于大学持续发展，这是变革型大学校长生成的实践逻辑。

　　考察中外两位变革型校长的任期，无论特曼还是朱九思，都有较长的任期。特曼任职斯坦福副校长20年，朱九思担任华工主要负责人31年。较长的任期为他们历炼人生、施展才华、实现报负提供了时间保障。特曼在任职副校长期间，不仅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实验室负责人，还担任硅谷园中许多创业公司高级顾问，并担任美国无线电工程学会主席。朱九思经营华工31年里历任筹委会副主任兼党组负责人、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院长等职务。较长的任期积淀了丰富的人生旅历，构成了他们践行办学思想的时空之维，促进了大学的持续发展，成就了两所一流大学，也成就了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当今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的时代需要变革型大学校长。变革型大学校长是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他们的视野、远见、胸怀、胆略、勇气和担当不仅事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而且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最强音的今天，在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当下，我国对变革型大学校长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强烈和紧迫。但变革型大学校长的生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有其特有的内在和外在逻辑、理论与实践逻辑。只有遵循变革型大学校长的生成逻辑，创造更多的有利于变革型大学校长成长的条件，才能诞生更多的变革型大学校长。通过对中外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共性特征与生成逻辑的分析，结合我国相关政策及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至少得出四点深刻启示。

　　(一)大力培育大学校长改革创新精神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他的改革勇气、创新精神、使命担当深刻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大学的精神面貌和发展状态。改革是大势所趋、时代要求，“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15]。改革创新是我们党领导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理当成为新时代中国大学校长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离不开大批具有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大学校长，才能有力推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走向深入，攻坚克难，迈向高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新高度，将教育改革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统筹谋划，多次强调“要深化教育改革”，并就人民关切的教育领域热点、痛点、难点等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教育部等部委也相继出台了系列有关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政策文件，特别是201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健全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求，涉及高校育人机制、科研体制、办学机制、管理体制等方方面面，改革任务十分繁重。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激烈性，迫切需要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把培育大学校长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到战略高度去重视，像抓建设发展任务一样去部署，如抓日常工作一样去落实，才能培育出大批敢于竞争、敢于求变、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变革型大学校长，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进一步扩大校长办学治校自主权

　　中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证明，凡是办学成就卓越的大学校长无不拥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2014年，朱九思在回忆自己办学治校经历时满怀感激、深有感触地说道，“我曾体验到具有办学自主权的好处”[16]。这是一位大学校长办学治校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大学校长办学自主权重要性的深切体验和最好诠释。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特别是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首次确立高校自主办学的“法人资格”法律地位以来，相继出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7年)等政策文件，不断加大“放、管、服”力度，大学自主办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日益增强，特别是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也不断加强，但由于在实践层面上如何处理“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已经解决得很好的问题”[17]，具体操作中存在着模糊性和摇摆性。教育家叶澜曾讲：“若党政合作好，就会产生强大的合力;若合作不好，就会给学校工作和发展带来影响和损失;若一强一弱，一方代替另一方，则不存在合力，一方等于虚设。”[18]因此，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要指示精神，尊重“大学作为学术文化机构存在的组织”特征和发展规律，强化顶层设计，从法律、政策等层面进一步建立健全落实大学校长办学自主权保障机制，进一步下沉大学办学治校权力重心，是造就更多变革型大学校长的内在要求。

　　(三)切实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

　　2017年5月，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明确要求高校按照“三个区分”健全完善容错机制，鼓励干部敢于改革探索、大胆开拓创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建立健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容错纠错机制的鲜明导向。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要切实健全干部激励和容错纠错机制。这些重要政策的出台，既充分说明了经济社会发展攻坚期改革的重要性，又充分表明了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事创业的迫切性。

　　改革是深刻的革命，创新是探险的历程，是新思想的诞生、旧格局的调整、老模式的突破，难免带来利益冲突、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像朱九思那样卓越的变革型大学校长也曾反思反省自己在办学治校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失误，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他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并不因此否认他是一位卓越的变革型大学校长。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正值攻坚期，深入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迫切需要一大批变革型大学校长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创新作为，亟待建立健全容错与纠错并行并重机制，解除大学校长担责之忧，才能造就更多变革型大学校长，推动高等教育高质发展。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容错免责要求，建立健全有效纠错机制，规范认定程序和结果运用，做到容错而纠错、宽容不纵容，形成宽容失误、敢于试错的包容文化，为培育和造就大批变革型大学校长提供文化土壤。

　　(四)灵活优化调整大学校长任期制度

　　大学校长办学思想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史，都有一位甚至几位任期较长的变革型大学校长。如20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有7位校长的平均任期长达22年。就本文论及的两位变革型大学校长而言，特曼任期20年，朱九思任期31年。不可否认，较长的校长任期既是成就一流大学的重要原因，也是成就卓越变革型大学校长的重要因素。显然，立足我国国情，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灵活优化规范大学校长任期制，是顶层设计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梳理我国有关高校校长任期政策文件，1980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原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高校校长任期为4年，“学制为5年以上的高校，任期可为5年”。2006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印发《部分高等学校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办法(试行)》规定“高等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每届任期为5年”。2013年12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直属高校领导干部要做职业教育家的要求，规定“党政领导班子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10年”。因此，我国高校校长任期一般为5年，最长不超过10年。但实际上，10年是很难成长为职业教育家型校长的。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校长任期总原则是长比短好，因此可对校长任期作一般性规定，即调整为一般任期为3届即15年，特殊情况可履行特定报批程序后担任4届即20年。但也不能“一刀切”，而要根据不同办学类型、不同发展任务，尤其要根据校长办学治校的发展状态和前景灵活调整校长任期才是科学的选择，这也是促进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和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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