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交往与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本质维度与现实理路

  摘要:以学术交往推动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然要义。近年来,全国各类高校进入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活跃的新型发展期,核心要旨是“建成高水平大学”。学术交往作为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之基、立身之本,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提供了先决条件。鉴于此,研究从学术交往的学者之“大”、师生之“大”、环境之“大”本质维度出发,以重塑一流的学者身份认同感、开展一流的师生学术交往活动、创建一流的课程与一流的校园文化氛围为目标导向,让学者回归学术本位,加强学术交往,重现学者之义,力促高水平大学的内涵式建设。

  关键词:学术交往;高水平大学;本质维度;内涵式建设

  近年来,我国兴起了自建国以来新一轮的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热潮,旨于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提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以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建设”的总体目标。[1]可以预期的是,这一重大决策的意义与价值必将在未来我国作为教育强国的硬核实力中得以体现。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学界对高水平大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重点学科与队伍建设[2][3]、国际经验学习与比较[4][5]、文化环境与大学特色[6][7]、建设路径[8][9][10]等方面。虽有研究聚焦学术队伍建设,但鲜有研究论述学术交往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际上,学术交往是学者(教师和学生)出于智慧生产与增长的目的,围绕着学术活动(教学和科研)而展开的人际交往行为。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学者的教学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与学生进行学术交往的关系,而学者的科研工作则是与同行进行智慧生产的交往关系。故此,以学术交往赋能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关键一点就是让学者重新回归生命存在之本的学术交往这一本职工作。

  一、高水平大学学术交往的基本内涵

  在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全国高校相继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将高水平大学建设作为未来十到二十年发展的目标定位,这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开始迈向一个新台阶并步入一个新振兴的创新时期。而在论述高水平大学学术交往的价值意蕴之前,确有必要对高水平大学学术交往的概念作一界定。

  (一)何谓“高水平大学”

  关于“高水平大学”的概念界定,大致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根据卡内基分类法和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采用的“四分法”,认为研究型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11];二是以得到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标准,认为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12];三是按照大学层次、类型、重要程度等因素进行划分,具有“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等头衔的重点大学皆属于“高水平大学”。[1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高水平大学’是一个具有比较意义的相对概念,相对于一般的大学而言可以是整体水平很高的大学,也可以是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大学”[14]。

  总括而言,我们认为高水平大学理应是在与国际一流大学相对照之下,在科研创新成果、专利发明、知识产权等数量上能够“力争上游”;在师资力量上获博士学位/教授/研究员人数占比、生均占比、年龄结构层次占比等方面均为“优良以上”;在校舍占地面积、实验室级别、研究器材等物质资源方面均属“优质高效”;在总体综合测评指标方面走在国内前列,乃至与国际一流大学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方可称为高水平大学。显然,高水平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建设的新计划,任何层次、类型的大学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成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

  (二)何谓“学术交往”

  关于“学术交往”,我们可以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明晰其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由符号协调的互动,它服从的是必须实行的规范,这些规范决定交往双方之行为,而且至少被两个行为主体所理解与承认。”[15]也就是说,交往行为的发生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以“普遍语用学”为工具,以生活世界为基础,以伦理规范为准则而形成的主体间性,最终塑造平等、共识、协调一致的理性化行为。由此可见,交往行为还有三重价值意蕴:一是为交往行为提供前提条件。“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一般假设前提)。”[16]二是创建和谐的交往行为环境。“生活世界的符号性结构是通过有效知识的连续化,由群体团结的稳定化和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者的社会化的途径再生产出来的。”[17]三是形成道德规范并塑造社会人格。“交往性行为是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是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规范(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得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18]

  综上所言,所谓高水平大学学术交往,实则是指学者之间以大学为交往阵地,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人际交往行为,目的是为了智慧的生产与增长,促进人类财富的提升。高水平大学学术交往行为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特质。一般性体现在它是一种人际互动方式,遵循此种行为方式的获益本质;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精神交往,而这种精神活动上的交往方式又体现为时间空间里的文本书写或言语传递、对话交流与讨论等。

  二、高水平大学学术交往的价值意蕴

  如上所述,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学术交往两者之间本然是一种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就意味着高水平大学与学术交往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意蕴。正如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言:“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找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19]

  (一)学术交往对高水平大学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学术的高层次、高质量、高效率交往对大学的学术氛围养成、学术精神塑就、学术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回溯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西方的学术交往最初是学者在休闲之余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的思考与讨论。从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开始,之后的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直以追求真、善、美的智识为旨归,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学术的思辨性发展。到了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为学术交往活动提供了重要的阵地,也明确了“学术为本”和“道德修养”的大学职责。这里的“道德修养”也是要通过学术交往才能养成。反观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始,学术交往一直以格物致知为求学之道,以内在德性为修养之本,以内圣外王为至高追求,勉力于学术与人格的合一发展。到了唐宋时期,传统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推进了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活动,书院中独有的独立自由学术风气、择术辨志学术之道以及良师诤友学术精神也促进了学术交往活动的开展。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由此可见,学术是大学得以存在的灵魂,学术性是大学特有的本质属性。而学者作为学术交往的重要主体,真正能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带来的仍然是具有引领性效用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交往活动。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要想得到发展,必须要明晰学术的职业性、道德性、政治性和社会性四重属性。”[20]

  (二)高水平大学建设为学术交往提供内动力

  高水平大学的繁荣发展能够为学术交往的思想认同、自觉践行提供强大的内动力和支撑力。回溯大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大学本身就是由学术声望高的学者与一批追随者构成的学者共同体,大学“university”也是从拉丁语“universitas”(学者共同体)演化而来,目的是为了追求学术。[21]时至今日,我国高水平大学理念的提出以及高水平大学建设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下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学术交往层面来看,高水平大学为了适应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以提升大学综合实力为目标,以打造大学特色与大学品牌为导向,以培育空间环境与设计教学课程为路径,在协调学者的教学与科研关系基础上勉力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为高水平学术交往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场域。易言之,大学要履行学术创新和文化超越之责,必须要发扬学者的创新和批判精神,方能达到提升人性、教化社会、泽被人类和文化进步之目的。[22]

  事实上,好的学者能够影响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例子,在我国上个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就有不少,我们仅以傅斯年首创“史语所”为例来进行说明。傅斯年在学生时期与同学一起创办学生刊物《新潮》时,即已指出当时我国的民德之不高实乃学术水平之不高,而学术水平之不高乃群众无爱好学术之心,二者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可见,“学术”之不发达与“民德”之堕落有密切的关系。据此,他坚持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的根本原因是“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所以学术之提升与群德之提升不是两件事。”[23]在这样的判断之下,他在《<新潮>发刊词旨趣》中明确表明了办大学院系学生刊物的目的,就是为了重塑群众的爱好学术之心。这里的“群众”指的就是大学里的“群众”,即教师与学生。如此说来,高水平大学里的教师首先是要具有“爱好学术之心”,惟有如此,高水平大学里的学生才会相应地也具有“爱好学术之心”。如若不然,所谓的“高水平大学”则根本就无从谈起。“五四运动”之后,傅斯年负笈欧洲留学凡六、七年之久,1926年回国后,他即刻着手组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这样的研究所名称属全国首创,把历史与语言放到一块儿也是头一回。傅氏明确指出:“‘史语所’的办所宗旨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4]而在与研究相配套的学术刊物《<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傅斯年又再次以号召的口吻指出:“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这一种刊物是达到我们希望的先导,我们祝颂他生命的逐渐发展,他们成就的逐渐增高!校内外的同志们,请给我们以助力和匡正!”[25]这充分表明了傅斯年作为上个世纪的近代知识分子,已经具备了清晰的定位于国际一流水准的治学目标与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眼光和意识。大学所承载的社会使命,到当今的全球担当意识——大国崛起与引领性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脚于何处?至此,已然清晰跃于纸上,无非就是大学要有真学术!而真学术的出现离不开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又是以学者的学术交往活动为本。

  因而,现阶段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必须要以高校为学术研究场域,以坚守真学术研究为内在追求,以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活动为路径,在对学者减负解压的同时珍惜其精神劳动,使之能够回归学术本位,重现学者之义,最终凸显出高水平大学建设与学术交往之间的价值意蕴。

  三、从学术交往的本质维度出发构建高水平大学

  学术交往作为大学的存在之本,包含学者研究、师生交往、环境育人等多重特性。而高水平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其评判标准至少应该聚焦到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上。显而易见,高水平大学的三大职能和学术交往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据此,我们从学术交往本质出发,以学者之大、师生之大、环境之大为发展维度,通过重塑“一流学者”的身份认同感、加强“一流师生”的学术交往活动、创建“一流课程”与“一流校园文化”来推进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

  (一)学者之“大”:重塑一流的学者身份认同感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6],这是上个世纪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提出的高水平大学建设理念。程斯辉在论述大学之“大”时也指出:“当代大学发展应从关注大学的有形之大、有限之大,即重视大学的时空之大、大楼之大、规模之大转向关注大学的无形之大、无限之大,即重视大学的胸怀之大、文化之大、精神之大。”[27]由此可见,高水平大学建设能够将之擎起的不仅仅是实物硬件设施,最根本的应该是有大师(一流学者)的支撑。只有大学里的一流学者多了,在他们的带领下才能建立起真正的高水平一流大学。因此,新时代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必须要从学者之“大”维度出发,注重一流学者身份认同感的塑造。

  所谓“一流学者”,我们认为是那些在学术领域中具有学术影响力、学术贡献并具备学术良知和学术道德等学术品质的学者。但从现实来看,高校在争创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对一流学者过度消耗的现象。申言之,高校普遍以每年论文产出量、国家课题占比、获奖项权重等硬性指标考核学者,导致其丧失了求真的意志而只为数量进行学术生产。与此同时,他们往往因组建或创办“XX研究中心”“XX研究基地”“XX研究实验室”等系科研究所而“重务”缠身,为了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加诸于他们身上的任务而陷入长期处于焦虑的困境中,从而为一系列的研究中心、基地、研究所的申报工作四处打通人脉关系、忙于应酬,心神浮躁难于静下心来做学术研究。

  另外,高水平大学建设中院系的院长一职皆为一流学者,这就导致一流学者往往兼任学院行政要职而精力不济,偏离以学术研究为重心的主业。与此同时,作为学院领导班子的一把手,院长还负有招揽人才、为学院挣钱谋福利(经济创收、每年学院教职工奖金的提升等等)等职务重任。然而,在目前全国各高校全面进入争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大环境下,优秀人才与青年才俊愈发难求、并不易得。如此一来,作为一流学者的院长必定更为着急,急火攻心之下更难静下心来读书治学做研究。而且,院长的头号重任就是为了学院教职工生谋福利,这就需要其去联系并开展各种横向项目。仅以高师院系的创收项目为例,主要是筹划各种国家级或省地州市等的中小学教师职后培训、课程改革培训等工作。像这样一类的培训活动课程通常周期为3~5天或十天半月不等,院长不仅需要统筹安排受训人员的食宿住行、在训期间的活动情况,同时还要出面参加开班讲话与结课呈辞等迎来送往的社交礼仪活动。再者,本应以学术为日常写照的一流学者还因担任着院长一职,需要以院长身份参加学校行政事务大小会议、国内外校际间的交流活动、新生毕业生迎新欢送会等大型校园活动,发表公开讲话、注重公共形象等等的“前台生活”,诸如此类的行政工作使得学者已经偏离书房的沉潜读书生活,与孤灯下一人一影的治学研究形象相去甚远。

  因此,在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过程中,必须要重塑一流学者的身份认同感,使其能够回归学者本位,回归学术研究本体,从而在学者之“大”维度促进学术交往。譬如,北京市从政策层面出发,以建设高精尖中心为导向,以“搭平台、聚人才、接任务、出成果”为目标,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每年投资5000万至1亿元),培养高水平人才,推进北京高校的高水平大学建设。[28]

  (二)师生之“大”:开展一流的师生学术交往活动

  教师与学生作为大学的重要主体,学术交往活动的开展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影响不容忽视。由此,从师生之“大”维度出发,以师师、师生、生生学术交往为主,力促一流师生的学术研究。

  从学生学术交往层面来看,大学自主招生是保障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培养出一流学生的基本入口环节。但如果不重视对这一入口处的把关,学生进入大学后的一切教育教学工作只能是事倍功半。换言之,如果高水平大学从招生的入口环节就认真抓起,做好招生宣传工作,办好暑期夏令营活动或各类为高中生开设的大学暑期系列课程等项目,这将能够吸引真正对大学本身热爱、对拟报考专业院系感兴趣的学生。这样的话,学生自进校开始就有了明确的求学目标,大学本科四年的时间也不会再显得那么迷惘、漫无目的、找不到方向或为了明确将来的就业方向而浪费掉不少的时间。事实证明,以传统的全国招生统考方式录取进来的大学生们因为缺少学术引导,通常要到大三时才有些许的紧迫感。当他们意识到该好好抓紧学习了,却已然来到了毕业的门槛儿,这种状况在大学自主招生的优化方面应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从教师(青年教师)学术交往层面来看,大学青年教师入职后的学术发展定位及培养机制也是一流学者后备人才的来源。以一流学者(特聘教授或学科带头人)为引领的学术研究路径来构建高水平大学,其中最为基本的是不可小觑教师的学术发展潜力和群体间的学术交往活动。以学术沙龙活动“席明纳”为例,“席明纳”一词是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Seminar的翻译,其在《留英记》中说,Seminar简单地可以译作讨论会,但是讨论会这个名称还传达不出它的精神。“席”,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明”,把问题讲明白、听明白、弄明白;“纳”,大家都从讨论中有所收获,这是对传统治学之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精彩注解。[29]因此,Seminar式的教师群体学术沙龙活动如果能够得以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持之以恒地有效开展,它实可被视为一流教师得以产生的“摇篮工程”。而且,教师间的学术沙龙活动开展起来的益处,首先在于保有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同时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以学术为本。每月固定的学术沙龙活动,不管教师多忙,不论有多少杂务事,至少能保证高校教师自己每学期都能认真地读完一本书,只要读了书做了报告又听取了同行们的意见与建议,那每半年至少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也是自然的结果。其次,让教师们一直处在读书治学的进程中,就不用担心他们的学术之心与学术水平会后退、会僵化等问题。最后,学术沙龙活动还能起到促进教师群体间在思想上深层交往的作用。大学作为以学术研究为立身之本的机构,目前在建的高水平大学里的教授人员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陌生之象,要么是彼此隔阂(好几年下来单位同事的名字甚至认不全的大有人在),要么就是因为一些行政上的琐碎事务而凑到一块儿来,开个例行的会、投个例行的票,或参加例行的新老学生欢迎会欢送会等等,基本谈不上什么真正学术上的交往与交流(本、硕学生的答辩会也并非教师同仁间的学术交往与交流)。这样一种日常的大学教师学院生活常态,我们能指望从他们之中产生出什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彼此间在一起对真理的探求、思想的激荡,一切课题申报、论文撰写与发表都不过是空泛无根的“糊口之作”“临时应付”“交差了事”罢了。

  再从师生学术交往层面来看,Seminar式的学术沙龙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教师群体,在师生群体间同样可以开展。教师面向学生开展的学术沙龙活动,其定向与定调也是一个夯实基础的过程。对于教师而言,面向学生开展的读书会与面向教师群体间自身开展的学术沙龙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教师群体间的学术沙龙活动,主旨在新、在难、在深、在专,追求学术的前沿性,结构形式上也较为松散随意;而面向学生所开展的读书会,既是为了学生的系统性读书习惯养成、热爱学习之心塑造奠定基础,也是为了教师自身的“温故知新”“传而习之”提供可能的保障。如若不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教师自己的知识就会变得不牢靠、有遗忘,最后是没有更新而只能沦落为僵化与退化的状况,却反而还要自欺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因此,从师生之“大”维度出发,加强一流师生的学术交往,不仅有利于师生之间学术的交往,在推进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层面同样存有价值。

  (三)环境之“大”:创建一流的课程与一流的校园文化氛围

  高水平大学的环境之“大”主要是由一流的课程与一流的校园文化共同构筑而成。以往我们总是认为课程应该是在教室里来实现,但放眼世界一流的大学,不难看到,当大学生们身处于其所在的大学校园里时,就已经在接受着某种泛课程、大课程的学习与校园文化的熏陶与浸润了。因此,区别于以往,我们特别将课程与校园文化放在环境维度进行透视,意于重识高水平大学空间环境建设之内涵。

  作为大学发展中的重要元素,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实施有多重价值意义。一方面,良好的课程设计有助于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成长需要,因为学生的成长就是一门门课程的积累;另一方面,课程的完满实施有益于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培养目标的实现,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再一方面,课程还可以看作是师生的情感纽带、学术交往的内核、“知”与“行”合一的“中间媒介”。从大学课程设计的数量来看,我国一般本科院校的本科生课程总量在4000门左右,有些大学会更多一些。从大学课程设计的种类来看,我国除了重视“第一课堂”(文化课程)设计以外,还重视实验课、体育课、音乐课等“第二课堂”(活动课程)的规划。而这里所指的“一流课程”正是一个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和第二课堂的“大”课程系统。[30]因此,展望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进程,除了有一流学者作为“镇校之宝”的保障、一流学生得以产出而面向世界形成“品牌效应”以外,还需要迎合时代教育发展的大学课程群建设。如广东省高等教育内涵式建设以“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为建设目标,着力建设一批原始创新能力强的高峰学科,到2025年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31]课程按照内容可分为:大人文课程群,大科学课程群与生活技能实用课程群;按考核制度可分为:选修课与必修课;按学生兴趣及未来就业需求可分为:专业课程的主辅修制度(双学位);按课程的形式则分为:通识课与专业课(核心基础课+中高级专业理论课+拓展应用实践课)、学术报告与讲座课、小型研讨课(学习小组,有指导教师的师生读书会)等等。与此同时,高水平大学有了高水平课程群建设工程后,其师资力量也要相应地形成知名教授+中青年教师的团队化模式,课程内容按学科方向形成模块+整体网状的模式,在信息技术与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上则更具多样性,如慕课、微课、优课等网络课程。另外,还要加强高水平大学实践技能训练模块等方面的课程建设。总之,具备一流的课程是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的依凭。

  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的学术文化生活在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发展中的价值不容忽视。从现实来看,由于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处于初步的创新探索、实践发展阶段,目前各高校都勠力于校园学术氛围的营造。如发展大学生创新研究项目等各类课题的立项、大学生主题辩论会、学术嘉年华、校园文化节、学术报告活动周、对外交流与国际办学等学术文化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普遍性的学术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校园学术文化的养成,但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短暂化、形式化、工具化的致命缺点也不容忽视。基于此,现代高水平大学校园学术活动在秉持学术文化本位的同时,要真正沉得下心去构建深层次的校园学术文化生活建设工程,这是一个需要全面思考、规划、实践的事业,也是一个长期性的事业。

  通观世界各国的高水平大学,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建筑设计、建筑布局、校园环境等外在因素,恰恰是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学术文化氛围就是大学的内核精神,也可称之为高水平大学的灵魂所在。而高水平大学校园里的学术文化活动,通常是由一流学者所牵引前行的,这在不少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等传记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大都会以“XX教授的星期五之夜”“XX之家”等主题活动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如维特根斯坦时期的剑桥大学(或剑桥大学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晚近以来围绕在维特根斯坦周围的不少传奇性故事中,一直颇具较高“谈资”热度并传为“佳话”的“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讲述了科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波普尔在维特根斯坦家里的小型师生研讨沙龙上引起的二人之间的争吵,当时维氏情急之下竟然动用了拨火棍来指着波普尔。①事实上,这种家庭式的学术交往活动,除了学生自主选课之外,更多的是教授的邀请,它们主要针对的是研究生以上的高年级学生,当然也不排除有学术天赋、悟性较高、学习志向浓厚的本科学生。这些学生在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影响下,由这所大学的一流学者相带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与能力聚集到某一研究领域中,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所学校所具有的独特的校园学术文化氛围。进言之,这样的学院生活既有益于学生在学术与科研上的迅速成长,又能保障一流学者的学术长青,促其思、促其想。而师生在为了追求真理而聚集到一起的每周定期学术活动上形成思想交锋、唇枪舌战、以笔为剑,一篇一篇的论文如同雪片一般的降落下来也是不难想象的。至于其他的有份量的经典性著作或其他科研创新成果,在这种充分学术化的学院生活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也是一种自然进程中的结果而已。可以想见,在我国目前“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高校如果能够将大学校园学术氛围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部分,构思如何将之切实有效地建立起来,我们认为这是真正能促使高水平大学走长远之路、形成一个城市/地方深远文化底蕴的恳切做法。

  四、结语

  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时代背景下,以学术交往赋能高水平大学内涵式建设,本质上是为了让学者重新回归生命存在之本的学术交往本职工作。从学术交往的“学者之大”“师生之大”“环境之大”三维度出发,重塑“一流学者”的身份认同感、加强“一流师生”的学术交往活动、创建“一流课程”与“一流校园文化”,建立起符合高水平大学本义的以学术建校、以学术立校、以学术治校的有效机制,从而让特聘教授等“学科带头人”承其本义,由之带头做好学术研究团队建设的工作,带领所在学校的中青年教师乐于治学、勤于治学,兢兢业业,真正创造出我国未来具有一批高水平大学的成就,从而堪与国际一流大学一较高低。

  注释:

  ①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他家里开设的师生聚会也即小型课程研讨会,几乎持续了他后期重回其校任职大学教授的整个学院/学术生涯。比较集中就其间发生的两个知名学者间发生争吵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叙述可参见以下两个汉语译本:[英]David Edmonds,John Eidinow.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两位大哲学家十分钟争吵的故事[M].方旭东,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英]戴维·埃德蒙兹,约翰·艾迪诺.维特根斯坦的火钳:两位大哲之间的十分钟争吵[M].蔡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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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

  [27]程斯辉.何谓大学之“大”:关于我国大学之“大”的回顾与反思[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1):99-106.

  [28]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9-05-22)[2022-06-25].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201905/t20190522_59391.html.

  [29]席明纳书社简介[EB/OL].[2022-06-25].https://www.douban.com/group/285212/.

  [30]巩建闽.大学之大也在“课程之大”[J].教育发展研究,2012,32(11):3.

  [31]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EB/OL].(2021-08-19)[2022-06-25].http://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491966.html.

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