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是信仰与尊崇，更是守望与持定。作为一个从事了34年教育工作的教育人来说，心中那份慢慢积聚起来的教育图腾不曾流失与磨灭，哪怕是在最不堪的境遇中。一路走来，纵有艰险，从不言悔，只要心中的教育图腾在，咬定青山不放松，就一定会越过万水千山，迎来暴风雨后的美丽彩虹。细细想来，图腾何来?图腾何为?区区不才，小人物耳。小人物要做出一番小事情，一定离不开一个宏大叙事的背景，离不开这个时代所赋予的、让每一个人都难以置之度外的壮阔历程，离不开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之中一个又一个榜样的影响与指引。
一、小人物就要做小事情
1978年至1999年，在新中国的教育坐标上，是一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导向下的优质均衡”演变过渡的时期。抹不掉的时代痕迹，决定了这个时期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基本上都围绕着“效益”与“公平”这两个关键词打转转、兜圈子。在那个渐行渐远的年代里，涌现出了马芯兰、赵宋光、钱梦龙等教育标杆人物，马芯兰教学法、赵宋光教学法、钱梦龙教学法随即彪炳共和国的教育史册。北京的马芯兰运用思维品质发展理论改造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只用三年时间就教完了小学五年的全部内容;广州的赵宋光运用内化理论重塑知识系统，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六年制小学的数学教学任务;上海的钱梦龙则倡导“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以此为基础首创了“语文导读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诠释了那个“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时代语境之下教学改革的焦急心态与火热激情。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小人物不必奢望做出一番大事情，小人物只要从头开始、敬终如始、坚持做好小事情就够了，小事情如同涓涓细流，如同蜿蜒江河，最终会奔涌流向大事情的宽阔海洋。如果将漫长的职场生涯比作一条河的话，那么，河的源头，往往最令人钟情。1985年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前夕，我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了一名历史教师。悠悠岁月，倏忽而过。年纪轻轻、清瘦纯真的我，拉开了长期执教历史课的职场生涯的帷幕。
今天，站在新中国第三十五个教师节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岁月深处的那个小小讲台，总会油然而生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人生总有起点，那是一张宏伟蓝图在还是一张白纸时的样子，格外动人心魄，也格外令人留恋与回味。
前不久，作为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获得者，我应邀为在青岛举行的“全国中小学课程建设大会”作报告。为了准备这个很重要的报告，利用暑假闲暇，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和整理我的成果孵化全过程的实证材料。那些泛黄变旧了的纸张，得以重新跃入我的眼帘。其中，就有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日记。一页页日记，记录下的就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大时代里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的足迹。以这些原始材料作支撑，在作报告时，我拥有了说出“我的成果孵化期长达30多年”的自信与勇气。我想，这一切都源于从教生涯那个不可多得也不可复制的起点，那里有我不曾离弃的“初心”，那是我这个小人物走向成功的“根据地”和“老区”。我这一辈子，得出一个经验，那就是，教师这个行当不能指望“大器晚成”，谁要是奢望一个人初登讲台时一塌糊涂而等到年纪大了、临近退休之际突然“茅塞顿开”了，谁注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好的开头，对于人生的确很重要，这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1985春风远矣。那一年，我刚刚走上讲台时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日记会说话。
“9月4日，星期三，热。昨天初登讲台，讲了三节，累得够呛。今天下午，上了两节课，因讲的内容都一样，所以越讲越流利。不过，第一节课时在高一二班出了个笑话：把《第一滴血》说成是《最后一滴血》，引起大笑，不过也没什么。晚上，到高一二班看晚自习，备明天的课，不算太熟，待明天再加工一下才行。”
“9月10日，星期二，晴。今天是第一个教师节，照常上课。上午第四节课给高一五班上，乱哄哄的(可能由于下午要游泳)。我嗓子也不大好，再加上讲的是新课，不熟悉，内容干巴巴的，所以课后悔之不迭，自以为是一节不成功的课，幸好没人听课。”
“11月5日，星期二，阴有雨。教研组长宋润兴老师心血来潮，上午突然问我：‘小陆，近来你有什么感觉没有?’我说别的感觉倒没有，就是上课比刚开始时轻松自然多了，而且间或还能随便插上一两句题外话了，对此，他曰：‘这是由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刚开始时谁都这样。’提醒我注意，首先必须把教材弄熟，最好在备课时能发现并提出问题，如提不出问题，泛泛地讲，谁也会。另外，题外话可说可不说，一旦发现说多了，要马上刹车，言归正传，以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这两点，我认为十分中肯)。他还说，校长看了我的教案后，认为备课挺认真，希望努力，将来接他的班。当然，我免不了谦虚几句。”
感谢日记，给我留下了从教生涯第一步原生态的真实记录。三则日记，第一则显示出熟悉教学内容之于教师多么重要，尤其是年轻教师，第二则揭示出课堂最好的评判者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一个教师能否凭直觉判断出自己课的成败得失，不仅是能力与素质的反映，更是道德感与价值观的折射，第三则表明课堂的佳境是游刃有余与炉火纯青，而这要靠语言，拥有一张“铁嘴”太重要了，“铁嘴”的背后一定是美感、文采与蕴藉。
对于教师来说，越是基于内在需求的专业发展越有效，越是基于自我实践的专业发展越有效，越是基于课堂反思的专业发展越有效——当2001年课程改革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设计者之一钟启泉先生说过的这段话，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了我，令我刻骨铭心，就在于之前很长时间我已经从三尺讲台之上找到了这段名言的注解了。如果说，2001年以后令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物中有钟启泉先生的话，那么，在此之前，我崇拜的教育名人是马芯兰、赵宋光和钱梦龙，尤其是钱梦龙先生。
一滴水折射太阳。历史是个小学科，一直到今天，搜肠刮肚地深度思考，也没有从记忆中打捞出真正值得咀嚼与回味的历史教改大家。想当年，我苦苦寻觅课堂教学突围的路径时，总是失望。最后想出了一个窍门，软化学科边界，到相似度比较高的大学科譬如语文那儿去借鉴、去取经，我清晰地记着李吉林老师久负盛名的“情境教学法”最初来源于同样是语言学科的外语!文史不分家，与历史算是“近亲”的语文学科，就成了我关注的对象。闲着没事时，我总爱在阅览室里浏览语文教学杂志，就这样，我成了钱梦龙等语文名师的忠实拥趸。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岁月，更是一个教学改革如火如荼的年代，从钱老师等人那儿，我渐渐取到了“真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人物，受益于改革大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不知天高地厚地琢磨起课堂教学改革来了。
怎样才能让孩子更喜欢历史课?这是那时的我苦思冥想的话题。招数，慢慢地琢磨出来了。一是“撒胡椒面”，二是“搭脚手架”，前者力求课堂开放化，后者追求知识结构化，二者有机交融，成为我最初的研究课题。
面壁十年图破壁。工作第十个年头，1995年，我的研究成果开始见诸报刊，公开发表了，第五期《中学历史教学》发表《略论历史课堂的信息反馈》，第六期《历史学习》发表《考前历史复习方法浅谈》。在此基础之上，我相继提炼出“历史课多维信息交流教学法”和“历史课网络教学法”，2000年第一期的《历史教学问题》和《教育探索》两家中文核心期刊分别发表了我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不能不说，钱梦龙等教育标杆的课堂研究，对我这个并不教同样学科的小人物起到了很强的辐射作用，提供了足够的养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耳熟能详。不妨套用一下，“教育是没有边界的，教师有学科”，想必能够成立。
二、奋进的脚步不曾停歇
1999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素质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围绕素质教育这个鲜明的时代主题，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2013年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先后成为热门话题。整整20年，中国教育跌宕起伏，凯歌奋进，一大批熠熠闪光的思想观念、典型经验与标杆人物涌现了出来。宏观教育领域的钟启泉、叶澜和刘海峰等，微观教学领域有“镇江三先生”之美誉的李吉林、于漪和洪宗礼等，交相辉映，群星璀璨，映照着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辽阔苍穹。
1999年，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教师变成带领一方历史学科发展的教研员，变换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一个沿海开放城市历史教研员的岗位上，我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耽误了这个学科的发展，耽误了师生的进步，从业危机与本领恐慌交互重叠，让我须臾不敢放慢学习的步伐。那一年的全教会，高擎起素质教育的大旗。一下子，让我此前14年的很多探索、迷茫和困惑有了相对明晰的答案。
紧接着，2001年课改启动。我所在的青岛成了最早的38个国家级课改实验区之一，幸运地赶上了头班车。机遇，就这样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如何率领全市历史教师在课改大潮中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曾经的一线探索，变成了发展的基石。2001年9月课改实验启动。也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在许多人尚未能搞明白什么是课改之时，我先行先试，将自己既有的实践经验与崭新的课改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陆续发表了一连串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文章，在全国历史教学界甚至课改理论界都开始崭露头角了。
检视课改初期的成果，我都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竟然一口气在业内重要刊物上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影响那么大。假如没有课改，或许我不会关注教育理论界权威、华东师范大学知名教授钟启泉和叶澜。前者一句“教师即课程”的名言深深地打动了我，后者那个“构建具有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的论断让我深以为然。他们的很多观点与思想，让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们的很多专著，我翻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真正是“好书不厌百回读”，最终融化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指引自己在课改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动力与明灯。
宏观教育领域，从搞考试评价学理论研究的学界前辈、华中师范大学廖平胜和厦门大学刘海峰两位教授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有机会与考试评价学的权威近距离接触，总是受益匪浅，让我后来的重大获奖项目“变革与转型：基础教育历史课程及评价的创新”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泉。
这些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造诣很深的专家，他们的振臂一呼，他们的愤世嫉俗，他们的铁肩道义，他们的辣笔名篇，都在不同程度上校正着教育改革的走向。正是深受这些名家的影响，我开始两条腿走路，除了课程论之外，对于相对冷僻的考试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3年12月，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发表《知识性·科学性·开放性·创新性——新课程理念下改革初中历史评价方式的探索与尝试》;2004年9月，在《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上又发表《让考试成为推进历史课程改革的动力》;2004年10月，在《考试研究》上发表《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历史评价改革》。捧着密集发表的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考试研究》杂志编委，在考试评价学研究领域拥有了立足之地。
也就在这个时候，号称“镇江三先生”的李吉林、于漪和洪宗礼进入了我的视野。先生们都教语文，语文与历史是相邻学科，近在咫尺，语文是个大学科，历史却是个小学科，苦苦求索历史教育改革之路的我，对三位先生天然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搜罗了很多与之相关的作品，仔细研究其成长历程，认真揣摩其宝贵的思想精华。李吉林，“我，长大的儿童”“我是跳高运动员，我还是竞走运动员”，两句话切中了心灵之中最柔软的部位;于漪，“我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让生命和使命结伴同行”，让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拥有了全新的感受;洪宗礼，“我从来都是把工作当学问做的”“要从讲台上站到书架上”，让我对教书育人与著书立说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三位先生，不约而同，都诞生在文脉优长的江南鱼米之乡，带有江苏知识分子浓得化不开的文化修养与精神气质。巧的是，我也是江苏人，与洪宗礼先生长期工作的学校泰州中学同一个故乡，为此还专程赶到泰州中学去寻访洪先生成长足迹，近距离地触摸那方沃土。
正是在吸纳“镇江三先生”思想精华的基础之上，我开始对自己的课程论与考试学研究注入更多“人”的养分。为了大写的“人”的成长和成才，才是一切教育教学研究的出发起点与最终归宿。
当我开始琢磨“人”的要素时，我的课程论与考试学研究顿时豁然开朗，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很多文章是我有感而发、为了师生作为大写的“人”而大声疾呼的一个缩影。教育教学本质上就是为“人”的事业，离开“人”这一安身立命的根基，教育教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我写的很多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2005年3月至5月，最权威的业内杂志、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历史教学》连续三期刊发我的文章，《原生态：历史课堂的一种境界》《由“二战史”教学引发的思考》《拿什么拯救你，历史课—— 一个教研员的课改札记》，宛如石击静水，激起串串涟漪。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著名老专家龚奇柱教授，专门投书该刊编辑部，这样评价：“2005年《历史教学》3-5期，连续发表了山东青岛市历史教研员陆安同志的三篇文章，笔者读后深受启发。青岛市通过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使‘缺乏功利驱动的历史课’走出了困境，使多年被冷落的历史教师找回了‘失落已久的职业自豪和创造自信。青岛的经验值得研究’。”得到了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如此肯定，更坚定了我信心与决心。
2009年到2019年，又是一个十年。能不能“图破壁”?能不能再“磨一剑”?
2009年，我接受德国INWENT基金会的邀请与资助，远赴德国马格德堡大学访学进修。在德国的日子里，我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恨不得把每分钟都攥出水来、用到极致。我亲眼看到了德国的历史课究竟是什么上的，亲耳聆听了德国的同行对教育的理解与认识，收获满满。在异国他乡，我笔耕不辍，将学习体会与研究成果通过邮箱发给国内报刊，陆续发表了30多篇。
2009年10月1日，正当我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中国大使馆欢度国庆60周年之时，一个好消息从国内传来，教育部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出版了一本《名师人生》新书，作为国庆献礼之作。从该刊介绍过的名师中精心选择了43位，瞄准其人生历程、成长轨迹和思想观点，融汇成书。李吉林、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依次排列，我有幸忝列其中，位列38位。这是我职场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倒不是自己如何如何，而是与我崇敬和仰慕的共和国教育大人物一起被纳入了《人民教育》的怀抱，这是何等的荣幸与肯定，这是何其的骄傲与自豪。
一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小人物就是要干出一番小事情来，小事情必将孕育出大事情。干小事情时，离不开仰望，仰望那些榜样，不仅可以少走弯路，更会不断地增添心智、勇气与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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