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与他的实用主义

　　若是从建国以来的著名教育家群体中，寻找一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将是哪一位?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容易回答，但以我个人的阅历来说，尤其是基于特别的阅读视角，叶圣陶似乎是最佳答案之一。

　　所谓的阅读视角，是我发现，土生土长的叶圣陶与洋生洋长的杜威之间，有一段颇为隐秘的缘分。但比较有趣的是，叶圣陶对杜威的思想，对实用主义哲学，并不是抱着一个简单的“粉丝”心理。他在真正理解，乃至发展、改造实用主义过程中，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鲜明的本土化建设心路。我们不妨透过现象直抵本质，看看他究竟是如何定义践行杜氏的“实用主义”的。

　　一、回归常识的自我排毒。众所周知，叶圣陶生活的时空，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杜威的时代：一方面社会面临着巨大变革，一方面传统势力又异常顽固。叶圣陶本人的求学经历，即是明证：他初受旧式教育，1905年还参加了清廷举行的末次科考;后习新学，睁眼看世界。在这场新旧交替中，教育至少在表面上有了更开放、更包容的形式，但在“改变人心”上却仍少有作为。

　　真正对教育变革产生催化的是杜威。当时，其观念与主张对传统几乎是一场无声的鼎革，而对叶圣陶的帮助，首先是从“自我解毒”开始：教师是学生必须言听计从的权威吗?《四书》《五经》是最重要的教材吗?背诵、八股是最好的教学方式吗?……这些放在今天看似乎有点“呆萌”的问题，其精神实质仍在拷问我们的“常态”：自主课堂适合每一个孩子吗?教学模式是可以轻易复制的吗?权威的教材、专家说的，就一定是对吗?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实用主义本身不视其他学术门派为寇仇，但其主张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同时，也必然无法与旧常态共存。这种颠覆旧“常识”的阶段，就类似于一场“排毒”，将许多自以为是或缺乏独立思考的误区、盲区纠正过来，回到教育真正的常识、常情和常态中来。当杜威指出习惯“端着”“装着”、传圣贤之道的传统教育与儿童生活严重脱节之后，可以说叶圣陶是深以为“与我心有戚戚焉”的。他除了在课堂中积极改革外，还另辟蹊径地撰写童话(如《小百船》《傻子》《燕子》)、注解文言(如选注《荀子》《礼记》等)、指导作文(如出版《作文论》《文章讲话》等)。这一切的目的，只是将教育还原到具体的场景、语言、文化、心理中，一言以蔽之，即是践履“教育即生活”的实用主义哲学。

　　从对当下“以妄为常”的自觉脱离和精神独立，到返璞归真的常态回归，这既需要有勇气和智慧的创生，学术、学理的支撑，更需要有宝贵的阅历、坚持、乃至孤守下去的决心。这不是朝夕可以做到的，但留下的财富和启示却是恒久的。

　　二、“不信之信”的独立行走。叶圣陶以一生的经历，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事实：所有真理，都发生于当时、当场、当条件、当事人中。离开了上面的任何一条，真理都是得打引号的。他对实用主义的躬身践行是从甪直开始的;同样，他对杜威理论从坚信到怀疑、反省，乃至建国以后的自我改造和创造，也是始于甪直。可以说，叶圣陶是满怀着教育理想在甪直准备实现个人的救国梦，但现实却并非这样丰满。1928年，叶圣陶出版了《倪焕之》，这本小说据其子叶至善介绍：“写小说用的材料大多来自生活，并非完全虚构。倪焕之那样热衷于教育改革的心情，可以说正是我父亲在甪直当时的心情”。正是在这本书中，叶圣陶较为细致地描写了自己的失望之情：

　　“学生们拿着应用的农具在农场上徘徊，看看这里那里都不用动手，只好随便地甚至不合需要地浇一点儿水完事。又看见他们执着笔杆写《农场日志》，带着虚应故事的神情，玩忽地涂上‘今日与昨日同，无新鲜景象’的句子。

　　看来，实用主义不是万金油，且不说杜威自己在国内遭遇的种种怀疑、抱怨和指责，也不提国内的种种守旧势力和传统观念，单单就“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好实现的。杜威认为，将社会中的种种行业，微缩化地搬到校园内，让学生在“学以致用”和“用以致学”的两相结合中互为推动，促进生长。可叶圣陶发现，这样做除了让教学处于手忙脚乱地碎片化经营外，知识结构无法建立，知识的连贯性、系统性、深刻性亦无从保证;学生丝毫不买账，宝贵的学习时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自由散漫、偷奸耍滑、弄虚作假反倒是层出不穷。可以说，实践中挫败的打击，让他对实用主义产生了怀疑与反省。

　　所以，理论上的“相信”和实践中的“做到”，中间隔着的，既可能是付出努力的汗水，也可能是永远无法跨越的天堑。我们循着叶圣陶的实践与思考之路，不妨深入设想：“儿童中心论”是天然正确的吗，“从做中学”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所有阶段吗?仔细一想，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叶圣陶没有否认杜威，否认实用主义，但他发现简单照搬杜威说的那些，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依然沿着实用主义道路在走。只不过这种“信”必先建立在“不信”之上：凡事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学情、风俗、文化去思考去实践，“彼之蜜糖，吾之砒霜”，究竟是否“实用”，还应以事实说话。所以，叶圣陶以甪直的经历，完成了一次“不信之信”的转身。

　　第三，独立主张的个性表达。在传统教育中，学生的身心自由几乎是不会被允许的，至少是不提倡的。这一明显的违背教育常识之处，即便在我们今天堪称“完美”教学设计里，在我们把“向45分钟要效益”喊得震天响的口号中，在我们“师道尊严”的潜意识下，依然阴魂不散。叶圣陶从履职言子庙开始，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其实那就是一种消极的抗争。时光百年之后，今天的学案、教案，依然如工厂里的流水线。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一步步地被引入彀中，完成教师预设的种种目标。自由也好，个性也好，因其不利于营造“静听的环境”(杜威语)和统一的测量与标准评价，就很难有真正发挥的余地。为什么当下的小班化教学或者点对点的教学非常流行，因为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原装”的，他本身特质是独一无二的;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来自于人类的天性，它们当然会广受欢迎。

　　教育者为什么需要自我申辩?原因就在于抵抗外力的戕害，最大程度地还原教育之初衷、初心。在实用主义看来，就是为了真正达成生命成长的实效、实绩。世界的解释权从来不在权威那里，而是基于每一个个体的经营和积累，由此导致的解释一定是个性的，自由化的，包容化的。所谓申辩，就是指以个人的立场解释教育存在的理由与价值。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叶圣陶先生。

　　毫不夸张地看，正是实用主义的催生，不管是学院派的，还是田野派的，他们始终都相信教育要坚持回到孩子个人的实践经验，须在田野、社会的真实环境中去磨炼，教育的最大秘密就在于改造孩子的经验。这正如杜威所说，无论何人，不论是农民、医生、教师或学生，如果不知道他所提供的对别人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其内在价值的经验过程的副产品，他就没有领会他的职业。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唬人术语，而是有着人性的温度和血肉的。叶圣陶终其一生，均在不断地自我申辩中。1914年，他的自我申辩是培养出“谨守规则，举止安详”的学生;1920-1930年代，则为“我们不能把什么东西给予儿童;只能为儿童布置一种适宜的环境，让他们自己去寻求，去长养”;1960年代，“教是为了不教”的著名论断第一次问世;1979年，高考刚恢复时，许多学校唯升学率是从，他又呼号“难道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难道国家办中学就是为了给大学供应投考者”……

　　在每一个时代，教育都无法独立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她更接近于一个在多种利益、立场、影响相互掣肘和制约下形成的综合体。教育很多时候也不能按照自有的规律运行。每每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有良知、有责任心、有行动力的教师都会产生并坚持个人的教育申辩，或娓娓道来，或大声疾呼，或慷慨激昂。这一爱智求真过程的实质，是要对纷纭复杂的教育乱象，发出一位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的呐喊。教师，就是要做一个富有独立思考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人。

　　“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在”。今天我们用穿过历史的烟云，去重新审视叶圣陶，梳理那个时代的教育探索、教育研究和教育践行，见证我国教育在近现代的求索和改革之路，以及在与中西方教育哲学、教育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完成的本土化解构和价值回归。

　　德兰修女说：“即或那光辉只是一支微小蜡烛所发生的亮光，但集全世界的黑暗也无法熄灭它。”在战火频仍、民生维艰的国难岁月，一心救国图强的叶圣陶在江南烟雨中邂逅了杜威，杜威又将实用主义的烛光传递到他手上。因了这场具有世纪影响的关键邂逅，影响了叶圣陶一生教育征程的走向。建国后，百废待兴，教育也经历了种种的困境与反思。但这场“使人成为人”的上下求索，叶圣陶始终没有停过，他吸收、汲取乃至自我定义、改造实用主义思想，深思慎取，躬身践行，勤勉一生，终将自己定格为烛照后世的一盏教育明灯。

　　我们正追逐着这盏明灯，朝着下一个充满希望的岁月走去。

　　(作者单位：江苏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