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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星拱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WWW.GDJY.CN  2018-04-27   作者:杨敏 陈闻晋  来源:《高教探索》2018年第4期  浏览次数:0

  摘要:王星拱是20世纪中国卓有成就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其科学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潮,同时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理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教育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富国强民为志业,力倡科学的普及与发展,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在大学教育管理中充分贯彻科学精神。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实施于大学的办学实践之中,尤其在国立武汉大学创下的办学辉煌,使得其科学教育成就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大学教育

  王星拱(1888—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是罕见的历任多个大学校长且卓然有为的学者。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参与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并出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尤其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达12年(1933—1945年)之久,为后起之秀的武汉大学跻身“民国五大名校”立下了卓越功勋。与同时代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等大学校长一样,王星拱怀抱“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梦想,为现代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殚精竭虑、振臂鼓呼。他的教育思想既具有科学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中国教育学人的共同思想特征,又因其科学哲学家的特殊身份显示出独特之处。本文侧重对王星拱的科学教育思想进行溯源和探析,力图揭示其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学术转型及大学建构的开拓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王星拱科学教育思想的文化溯源

  (一)西方文化科学实证之陶冶

  20世纪中国学术和教育的最大特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文化。这既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日益追击、逼迫的无奈之举,也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生机制”,即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以及清代朴学研究形成的求实求是精神。经世致用的外显性与求实尚朴的内生性,极易与西方19世纪的科学主义传统走到一起,形成“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作为“西学”的大力倡导者,严复等维新派代表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认为“西学”的价值并非仅是经世致用,在思想启蒙方面还具有“炼心积智”“变吾心习”的重要意义。严复提出“科学教育化”“教育科学化”两大命题,使“科学教育”的内涵由学校的科学知识传授拓展到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从而孕育了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思想,并开启了中国科学主义的思潮。王星拱早年(1902-1907年)在安徽高等学堂求学时,严复曾执长于此,他是严复所力推之“西学”的受教者,其聪颖好学也深得严复欣赏,严复的科学教育思想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1908年,王星拱负笈英伦,于伦敦大学从预科读到获得硕士学位,历时八年之久。此间,他一方面刻苦钻研化学,一方面对当时流行于西欧的马赫实证主义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曾专门研读过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逊的著作。作为中国第一位马赫主义哲学传播者,王星拱非常认同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以科学化、实证化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科学教育观念。他于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中发表的《科学与人生观》一文,便是从马赫主义出发定义“科学”“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阐释科学所凭借以构造起来的两个原理和生命演化的进程,还竭力探寻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途径。王星拱的科学哲学体系在1930年出版的《科学概论》一书中达到成熟,他将哲学看成是“科学的科学”,以马赫的感觉复合化为思想渊源,对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而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成为自严复以来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1]

  (二)中国文化经世济用之传承

  虽然沐浴于“西学”,王星拱并未因此彻底否定传统,而是与蔡元培等学人一样,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王星拱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少年时代曾考取过秀才,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并贯穿于他一生的科学、教育实践。在学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始终抱着强烈的入世态度,无论著文还是演讲,都反复强调科学、教育对于“民族之兴衰”“国家之隆替”的重要意义。他对于大学治理的殚精竭虑,对于学生道德教育的大力倡导,以及率先垂范的言传身教,都内在承继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儒家教育观念。与此同时,他对政治又采取“出世”的态度,身为国民党元老却冒着丢官弃职的风险,抵制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以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尤其他极力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推行教授治校、“无为而治”的施政方略,显然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多元”包容、自然“无为”的思想一脉相承。由王星拱及其同代学人向往西学而不忘本源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学习、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理想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西学为体、中学为根”显然是王星拱科学教育思想的文化内核。

  二、王星拱科学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王星拱的科学教育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杂揉的产物。它既有对前人思想的承继,又有对已有主张的超越,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以富国强民为志业,力倡科学的普及与发展

  面对国势衰微、文化萎靡的社会现实,对于王星拱等一代学人而言,科学教育的首要功用自然是富国强民、文化振兴,这也是其身为“科学主义者”禀持“科学至上”理念的内在动因。早在英国留学期间,王星拱便怀抱“科学救国”之志与其他学生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后与留美学生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合并),力图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实业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王星拱作为北大化学系教授,坚定地站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阵营,发表《科学的起源与效果》《物与我》等多篇文章,宣传现代科学知识,批驳封建迷信和旧宗教意识,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在后来的“科玄论战”中,王星拱旗帜鲜明地支持丁文江及其科学派,其《科学与人生观》一文明确主张“科学为智慧发达之最高点”,科学的因果原理和齐一原理可以用于解决人生问题。针对经济落后、物品匮乏的现实,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于科学的不敬不信,“到了这样的地步,而负思想先进之责者,还要压迫明物致用的科学,还要摧残维持生活、改良生活的无上利器的智慧,我也要套一句老文章来嗟叹一番,‘呜呼,是亦不可以已乎’!”[2]抗战时期,执长武汉大学的王星拱对科学的救亡图存功用寄予厚望,他强调,“谁都知道,中国的科学实在是太不发达。谁都知道,现在非努力发达科学,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3]他还曾专门以“科学与抗战”为题演讲,呼吁“中国在抗战的现阶段,正是十分需要科学,我们现在虽然落后,我们就要在我们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内,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科学,把工业基础建立起来,以供抗战建国的需要”。[4]抗战胜利后,他对科学教育的前景更加充满期待,“我们在中小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机构里,把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技术,普遍的灌输与训练,养成一般的良好科学风气和基础。更于专门和大学教育方面,加深并提高科学的探讨,那将不愁不放出光明的火焰,使整个国家和民族走上康庄大道。”[5]可见,王星拱是站在国家隆替、民族兴衰的高度对科学予以重视,从而使他的科学教育思想具有前瞻的视野。

  (二)以科学思维为要义,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

  在王星拱看来,科学不仅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和价值观体系。在北大,他既是化学系教授,也是哲学系教授,不仅讲授化学专业课程,还曾为哲学系、中文系学生讲授“科学方法论”“哲学与方法”等课程。1920年,由其讲稿结集出版的《科学方法论》一书,对以培根、穆勒为代表的西方归纳逻辑进行了系统阐发,成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专著。王星拱认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说,就是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概括起来,科学方法有五个特点,即“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试验之证实”[6]。通过系统的比较,他得出结论,“哲学方法是偏重理论的,科学方法是偏重事实的。哲学方法是偏重思想的,科学方法是偏重试验的。……现代的科学自然有科学的方法,现代的哲学,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换言之,具此科学的精神,方能称为哲学。”[7]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与后来出版的《科学概论》及其翻译的罗素《哲学中的科学方法论》,尽管都有马赫主义等西方哲学理论的深刻印迹,但在那个科学贫瘠的年代,对启迪国人的科学意识、对学术界科学方法论观的自觉、对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在科学教育还是在大学治理方面,王星拱都反复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科学教育,可于两方面并进,一是普及方面,一是提高方面”[8],“现在要想发达科学,一定先要唤起一般人对于科学的同情,并要定出有系统、有步骤的合作方法。”[9]他重视将科学观察贯穿于整个科学研究过程,将之视为掌握事实材料的基本方法,因此在大学教育中注重理论和应用(实验)并重、教学和研究并重,尤其重视实验实习对于学生素质能力的培养;在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探索方面,他强调“启迪”和“教导”教育方法应各有侧重,“专才发展个性,通才推进社会事业,智慧发启自内心,而知识来自外感。在教育事业的应用上,启迪派和教导派都应充分的采用,尤以通才教育而论,则教导的方法,更不应忽视。”[10]他甚至还在全校性大会的场合专门为大学生传授求学的方法,“把理论、事实两个标准记在心上,于应付考试也是有用的”[11]。科学方法是王星拱为改造中国旧式教育而努力寻找的一条路径,在他一生的科学教育与大学治理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三)以发展科学为宗旨,注重科学精神培养

  王星拱重视科学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在其著作中,多次热情赞颂科学的精神价值,尤其在辅佐人文学科、破除宗教迷信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大学应该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根本,无论是在北大的十年执教(1917—1927年),还是执长于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他都秉持蔡元培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鼓励师生探究、实证、创新,并努力维护独立自主、崇尚科学的大学精神。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之时,王星拱对于自己心中的理想大学寄予热望,“我们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12]虽然他深知学术与教育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但“因为军事、政治、教育三种事业的性质不同,所以从事于这三种事业的人所应当采取的精神和方法,也应该不同”,“我们在这个时候,必定要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才能造成研究的空气,才能希望得到学术独立的效果。”[13]

  20世纪20年代以后,动荡紊乱的政局加上空前紧急的国难,使得理性的科学精神在愤懑、忧戚、焦躁的民族情绪笼罩下难以为继,对于大学的认识众说纷芸。针对“大学无用”“大学是装饰品”“大学应当专攻浅近的、切实的学术”等观点,王星拱态度鲜明的表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14]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教育”“国难教育”观念盛行,王星拱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行为,但坚持“战时要做平时看”的教育信念,并不主张大家为了抗战都放弃学业。在他看来,越是在国难深重之时,越要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标准,越要不断地探索与创新;抗战离不开科学知识,大学只有“探研高深的理论”,方能担负起救亡图存、赓续国脉的使命。作为现代科学精神的启蒙者,王星拱对于大学价值的追求充分体现出对于科学的崇尚,以及科学精神所具有的理性、求实、求新的内涵。

  三、科学方法论统领下的大学办学实践

  “西学”的盛行催生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以科学教育作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在科学发展规律的指导下谋划大学教育,是王星拱及其同时代教育家的共同抉择。作为参与创办国立武汉大学并主政12年之久的校长,王星拱秉承“科学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的教育管理理念,为武汉大学的发展殚精竭虑、深远谋划,最终实现了将武大建成国内一流大学的夙愿。

  (一)多学科发展与名师荟萃:王星拱的大学管理贡献

  科学是不同专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外部世界及人们行为的反思、研究与综合,唯有多学科的交流才能对世界进行整体反思,学科单一的大学发展势必局促。王星拱对之有着深刻的认识。“1928年9月国立武汉大学刚刚改建成立之时,学校仅设有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下设政治经济学系)和理工学院(下设数学系、化学系)3个学院及5个学系,学科基础十分薄弱”,[15]只能勉强称得上“大学”。以蔡元培为首的谛造者(蔡元培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包括王世杰、李四光、曾昭安、周鲠生、王星拱等人)以远大的教育眼光,本着建设“文化中枢”的目标,为国立武汉大学确立了“文、法、理、工、农、医”的学科布局,以及宏伟的校园建筑规划。王星拱作为国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全程参与并辅佐首任校长王世杰处理校务,亲历了这所新兴国立大学的发展壮大。当1933年王星拱接任校长之职时,学校文、法、理三个学院的学系设置已趋于完善,而工学院仅设有土木工程学系一个系,学科综合实力也相对薄弱。他到任3年多时间,便推动在工学院增设了机械工程学系(1933年)、电机工程学系(1935年),并成立了农学院(1936年),实现了文、法、理、工、农五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可惜的是,抗战爆发使得医学院未及设立,农学院也于1938年并入中央大学,使得王世杰的学科建设理想受到重挫。

  王星拱深知“大楼”与“大师”对于大学发展的意义。他不仅继王世杰之后基本完成了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极大充实了学校图书、仪器设备等重要办学资源,在物质条件上为学科发展提供支撑;而且还通过聘请大批国学功底深厚、多有海学留学经历的学者到武汉大学任教,为高水平的科研产出和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政治系、经济系,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几乎所有教授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其中从哈佛大学归来的著名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家汤佩松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并成为当时中国同时在《Nature》《Science》两大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人。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期,王星拱求贤若渴、延揽人才,并努力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国内大批一流学者到武大任教。较为典型的是,1938年底四川大学的教授因抵制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而联合罢课,以朱光潜、张颐为首的十多名川大教授先后赴武大任教。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虽然暂时失去“大楼”,却出现“大师云集”的空前盛况,教授人数一直保持在百名左右,维系了学科的持续发展,并取得堪称世界一流的成果(在《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5篇学术论文),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这一时期的毕业生中有12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院士),对于民族的战后重建与未来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与意义。

  (二)科学方法与科研组织建设:王星拱的科学办学品格

  在推进大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王星拱不仅强调科学、知识的价值,而且强调科研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发达科学,一定要先唤起一般人对于科学的同情,并要定出有系统、有步骤的合作方法”,[16]建立有利于分工、合作的科研组织。在1934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王星拱曾向全校师生报告“大学的任务,不仅仅在贯输已有的知识,还要在知识的世界增加未曾发现的材料,所以教学和研究并重。武大的历史,已经有了几年,现在应当采取二者并重的政策了。近来又奉到教育部颁来设置研究院的训令。在本年度内,我们要增设研究院。用节省切实的方法,渐渐地把研究院的规模树立起来。”[17]在他的主持下,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工科研究所于1935年得以建立,并于当年暑期开始招收研究生;文、理两科研究所从1936年起开始筹设,克服抗战时期的重重困难,于1942年成立并招收研究生。武汉大学研究院也因之宣告成立(由校长兼任研究院院长),其下属拥有4个研究所和6个学部,在规模上仅次于当时的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山大学,位居全国第四。[18]在文科与理科搭配、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并进的研究所设置格局中,足以显现王星拱对于科学研究长久发展的战略眼光。

  (三)科学技术与人文素质融合:人才培养的科学期许

  作为集化学家、科学哲学家与教育家于一身的学者,王星拱非常重视大学教育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贯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早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便积极响应蔡元培校长的号召,在开设化学专业课程的同时,为文科学生讲授“科学方法论”,在教学实践中极力革除“文理分驰”的弊病:“因为‘文’‘理’不能沟通,那文学哲学方面的学生,流于空谈玄想,没有实验的精神,就成些变形的举子了。那科学工程方面的学生,只知道片断的事实,没有综合的权能,就成些被动的机械了。这种两种人才,都不能适应将来世界之环境。”[19]到武汉大学任教后,他又一度为哲学系学生开设“科学概论”课程,并以教务长和校长的身份在多种场合教导学生,要注重各种学科的密切联系,不要以为本系以外的科目不重要而敷衍对待。

  在王星拱等人的大力倡导和推行下,武汉大学的本科课程设置注重基础、贯通文理,并将高深理论与特殊应用相结合,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初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当时武大大多数院系的本科学生,都要学习国文、英文、数学、论理学(又称逻辑学)等基础课必修课,并须跨文理学科互选课程,“一年级注重共同相关的基础,二三年级注重本系的必修科目,四年级注重高深的理论及特殊的应用。”[20]这种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学习,充分遵循了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和学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体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蔡元培立足培养学生的“完全人格”,提出通过“五育并举”(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革新旧君主时代的“政治教育”。王星拱的人才培养观念与蔡元培“五育”思想一脉相承,注重学生德性培养(德育)、知识增长(智育)、体格强健(体育)和群性养成(群育),并将“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作为“大学的任务”之首。在他看来,“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个四维以复兴民族而使国不至灭亡之责任,大部分都在大学学生的肩膀上”。[21]德育关乎大学生个人的德性与人格养成,关乎学校的学风与秩序,关乎整个社会的德行、风气,甚至关乎民族的存亡。“倘若精神委靡,事业做不成,学问也求不得”,[22]这位早期倡导“科学万能”的科学家,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重视知识提高,却不偏废人格培养,显示出科学的育人态度和深邃的教育发展眼光。

  纵观王星拱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奋斗不已的一生,他作为最早呼吁“赛先生”、倡导科学至上、科学救国的学人,助力科学精神的传播,在科学启蒙、科学发展、科学教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仅建立了科学方法论的哲学体系,更笃行于大学办学和教育管理实践,与“知行合一”的中国学术传统不谋而合;他在武汉大学主政的成绩,更是不逊于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等同辈大学校长。王星拱先生的科学教育成就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我们不仅向他表示景仰,更要通过研究、学习其博大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精神,将今日之教育科学事业推向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19]李维武,王星拱.科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5.

  [2]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J].努力周报, 1923(58).

  [3][4][9][16]王星拱.科学化运动的使命[J].中兴周刊,1934(46).

  [5][8]王星拱.中国教育的新展望[J].广东教育,1947(2).

  [6]王星拱.什么是科学方法?[J].新青年,1920(7).

  [7]王星拱.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J].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4(2-4).

  [10]王星拱.启迪与教导[J].广东教育,1946(1-2).

  [11]王星拱.总理纪念周演讲[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1(104,105).

  [12]王星拱.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0(13).

  [13]王星拱.让武昌变成文昌[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29(31).

  [14]王星拱.大学的任务[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3(148,149).

  [15][18][20]吴骁,程斯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239、408、177.

  [17][22]王星拱.准备实力救亡[J].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34(209).

  [21]王星拱.大学之使命[J].中兴周刊,193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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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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