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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仪式的结构要素

WWW.GDJY.CN  2018-03-27   作者:汤小静 张新标  来源:《高教探索》2018年第3期  浏览次数:0

  摘要:大学仪式是大学发展的象征符号。大学仪式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始终与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和要素特征密切相关:劳动分工围绕知识特性展开,由此在大学内部形成二元权力结构,信仰成为维系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象征。作为大学文化的载体和表达形式,大学仪式围绕知识——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展开,在二元权力结构主导下的校园空间里运行、展演,表达、传递大学的信仰与价值体系,是凝聚师生共识、达成集体认同的重要形式,其结构必然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素:知识、权力、空间与信仰。四者有机联系、相互作用,是大学仪式内在结构的基本逻辑单元。

  关键词:大学;仪式;结构要素

  大学仪式是当代中国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现有关于中国大学仪式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已初步回答了“大学仪式有什么”的问题,即:大学仪式的内涵、类型、特征和功能,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启示。虽然对大学仪式功能、价值回归的呼唤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现有研究对抑制大学仪式功能发挥因素的简单归因,事实上也会陷入一个语义重复的研究困境,难免予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归根结底,大学仪式功能的发挥,必然是其内在结构的外部运行结果。因而,对大学仪式尤其是大学仪式功能的研究,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即:大学仪式是什么。本文将从结构要素的角度出发,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回答。

  作为知性人的集合,大学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和内在逻辑,亦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它“不仅是追求知识的场所,更是一个追求共同价值和更大的‘善’的教育集合体”。[1]大学仪式发生于大学这一场域之中,通过专门的程序与规范,传递大学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信仰,凝聚大学的组织认同,是大学精神的价值象征,具有个体建构和组织整合的基本功能。

  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建基于三个要素:知识、权力和信仰。[2]“知识是包含在大学的各种活动中的共同要素”[3],大学自诞生以来,劳动分工围绕知识特性展开,并在大学内部形成学术与行政二元权力结构,信仰则成为维系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象征。作为大学文化的载体和表达形式,大学仪式的内在结构始终与大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密切相关:大学仪式围绕知识——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展开,在二元权力结构主导下的校园空间里运行、展演,表达、传递大学的信仰与价值体系,是凝聚师生共识、达成集体认同的重要形式。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大学仪式的结构必然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知识、权力、空间与信仰。其中,知识构成大学仪式的基本内容、权力是大学仪式的动力要素、空间表征大学仪式的关系结构、信仰则是大学仪式的价值旨归,四者有机联系、相互作用,是大学仪式逻辑关系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基本单元,使大学仪式呈现为一个结构性整体。

  一、大学仪式的内容要素:知识

  阿什比指出:“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4],意指大学不仅是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也是随着时代和环境变化不断创新的成果。“知识”作为大学仪式的文化要素与积淀成果,主要是指由历史传统与地方性知识所构建的集体记忆,并由一系列具有鲜明指向意义的符号、影像、文本所组成,是大学仪式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景观”,大学文化传承谱系及区域地方性知识。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记忆,大学仪式始终呈现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景观”,使之涵化大学成员,达成政治文化认同。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政治合法性是被表演的,而不是神授的”[5],国家权力通过庆典仪式再现文化传统、国家意志,并通俗化为校园生活的政治文化“常识”。例如,在以庆典、升旗、党团宣誓等为主的大学政治仪式中,空间、器物、人及表情被高度政治符号化,领导代表成为执政党的化身,并与国旗、国徽、国歌一同成为代表国家权力的符号,借助文本、影像、声音等知识符号体系,控制庆典节奏,调节仪式气氛,并将参与者带入特定的政治情感体验中,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告知”——传递信息,更在于“感动”——制造效果。大学各类仪式的文本写作、修辞与宣读,旨在确定一个基调或框架,彰显国家意识形态在大学秩序中的权力与权威,一般包括几个结构段落:历史叙事——对学校发展脉络和业绩的叙述;政治宣示——对政治时局、教育方针与政策的确认与阐释;愿景描述——对学校发展前景的展望。由此,广大师生不仅增强了对权力关系“常识化”的认知,更成为历时性的庆典仪式的主体,进而转变成为代言人,召唤其他同伴,层层推进意识形态召唤,使被召唤者归置于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主体世界中,打上政治烙印。从而,仪式所营造、传递的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国家政治生活的理念就涵化了大学成员。

  作为一个“历史容器”,大学仪式参与生产个体对大学的记忆,使之获得一种校园实践性知识,从而转化为集体记忆。大学通过校庆庆典、校史教育与展览、校友活动等仪式,建立一个关于本校历史的文化传承谱系,形成一种共享的文化信念模式,使基于共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集体记忆得以复活、再现与延续。节庆日的周期性安排也由此不断积淀、凝刻于校园成员的集体记忆中,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在大学校园普及并日常生活化。大学文化传统自此转化为一种独有的集体记忆,完成了对“我的大学”这一意象的象征性再生产。例如,校史展览中通过对展览主题“议程”的设置与掌握,在校史叙述、展品选择和文本修辞的有意引导下,一所大学独特的历史沿革、文化记忆及意识形态都潜藏于展品之中,从而使校园成员在观看的过程中,接受展品所投射出的主旨影响,增强对大学的认知。进一步地,这种局部共享的知识与信念,又区分了校园内外、“我”与“他者”。在此,个体不仅成为仪式展演的参与者,也成为这一集体文化记忆的生产者。通过消费习俗与传统,参与生产个体对大学的记忆,从而获得一种校园“实践性知识”,构成个体仪式化和社会性行为能力的基础。

  大学仪式征用地方性知识,成为建构地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仪式是一种族群的、社区的、具有地方价值的功能性表演,是一种地方知识系统。区域社会的历史变革、文化特色、风俗人情,以文本修辞、图片影像等形式嵌入大学的本土化叙事之中,使大学与大学所在地之间建立一种互嵌、共生的互动模式,获得自身观念与价值观的延续,形成一个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校园认同。运用文化文本对特定地方进行描述,可以巩固大学的地方性知识建构及其形象的重塑。地方则通过人们主观性的重构与定义,超越空间实体单一的物质性,成为一种充满意义且不断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实体。如“燕园”之于北京大学,“清华园”之于清华大学,“康乐园”之于中山大学,“珞珈山”之于武汉大学,“岳麓山”之于湖南大学,皆是“地方”在大学的文化再现,成为体现大学地方特性的标签。大学师生也往往在学术论著、散文随笔中,以大学所在地指代大学本身进行落款而无需作更多注解,显示这一地方性知识已经“理所当然”地凝结为一所大学的指涉意象。进一步地,持续的集体记忆与日渐积淀的地方性知识,不仅为大学师生提供了一个关于大学与地方的叙述,强化了地方认同,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嵌入世界的路径。作为大学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声音符号——校歌,在各个场合不断重复建构、确认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将这一地方性知识移植、延展为民族国家叙事。大学校歌往往在首句标明地域,如“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清华大学),“东湖之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白云山高,珠江水长”(中山大学)。结句则指向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与个人愿景:“大同寰宇向未来,我创辉煌。……今朝多磨砺,明日作栋梁”(武汉大学)、“振兴中华,永志勿忘”(中山大学),这一“地方-国家”、“校园-社会”的文本结构与修辞递进,正是仪式对地方性知识的征用、改造与升华。

  二、大学仪式的动力要素:权力

  大学组织是一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存的二元权力结构。内隐于大学的权力实践需要借助符号化表述——仪式加以实现,“仪式不仅仅是一种被借用的工具,其本身也是一个建构性权力话语”[6]。在大学仪式的运行机制中,政治权力为其合法存在赋权,使之成为国家意志的道德干预手段,大学仪式则反作用于权力,参与大学二元权力结构的建构。

  政治权力为大学仪式赋权,仪式成为国家意志的道德干预手段,体现为国家权力对大学的组织、管理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雅思贝尔斯看来,国家让大学的存在成为可能。[7]由于国家的基本义务包含“促进个人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生活”[8],因而,国家对社会成员的道德生活进行干预具有天然合理性,并通过道德法令、政策和行动计划等手段来完成。在大学,国家则通过仪式活动来实现对道德的干预,大学仪式由国家意志在大学的代理人——大学领导者主导,通过常见的政治性仪式和周期性重复的节庆日,将“国家”这一概念以显在或隐现的两种形态进行在场的表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

  大学仪式参与行政权力的建构,为大学的政治活动及信息交流提供纵向空间,重申校园等级、纪律与秩序。比如,作为一校最盛大庆典的校庆,即是权力选择乃至改写的结果。南京大学校庆日由旧政权确认为6月9日,新中国建立之后,其办学主体发生变化,而改为5月2日。这一过程,呈现的是权力对大学历史知识主流叙事和记忆资源的争夺,仪式便成为权力对大学系谱、知识与秩序的重构过程。与此同时,随着大学日益面向市场,其办学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各种形式的办学力量和资源共同作用于大学的办学实践,大学权力也相应体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由此,大学仪式不仅表达、巩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建筑物命名、讲座与奖项命名、荣誉学位和名誉职位授予等,同时又将这种关系反作用于大学仪式的最初目标:通过参与成员的选择来凝聚校园共享的身份认同。

  大学仪式为学术权力加冕,为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习得提供必要的肯定与确认。作为大学阶段最为重要的通过仪式,学位论文答辩、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等活动所具有的规范要求和行为方式,既规划了“兴奋点”——获得承认和肯定,又规定了必要的“禁忌区”——一旦未达标准要求,即宣告学业生涯一无所获。由此,学术权力透过仪式,成为贯穿学生全部学习过程的规范性话语,意味着每一个个体要达到的教学基本目标。在学术权力统摄之下的神圣仪式空间中,正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包括准博士向博士、准硕士向硕士、准学士向学士过渡阶段的参与者,得以重新审思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接受由校方代表社会所进行的教化,并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和稳定点。参与仪式的学生从表面看似乎是回归原点,但其角色却发生了质的变化。通过了学位授予仪式就意味着仪式参加者的个人品行和学术能力得到了学校的认可,获得了毕业的资质,从此可以脱离学校的管理,开始独立承担新的社会责任。在经历这样的仪式后,学生被赋予了一定的期望值———表现应当与社会的要求相当,并需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三、大学仪式的关系要素:空间

  大学仪式的展演在一定空间内进行。在此,空间不仅指涉大学仪式所发生的地理坐标和文化场域,而是更多体现为大学仪式内部各种要素、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所构建出的等级秩序与行为边界,是仪式参与者实现自我内视和外化的想象的共同体。

  大学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空间实践,侧重于校园秩序、关系的生产。一方面,作为权力控制、生产的场域,大学校园的“空间生产”绝非任意为之,不仅是由校方构想、规划以符合官方意识形态而营建、改造与重组的空间结构与秩序,更是依附于尺度、体量、风格等空间符号,通过固化的建筑空间隐性传递出的选择性物化的集体记忆,从而成为大学仪式的实践场域,以期让人们接受含有大学理念与精神的空间意涵,并由此展开符合权力构想与认同的空间实践,达到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借助空间实践,如会场布置、建筑语言、服饰和标识系统等方式,大学仪式构建了具有神圣秩序与氛围的体验性与象征性空间。另一方面,仪式参与者通过在空间中的感知体验与实践,解读仪式在空间语境中所传达的意涵,构筑关于大学精神、校园文化、个体价值的经验与想象,实现自我的内视和外化。师生在这个空间中能够超越自我、摆脱惯常束缚、克服校园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建构稳定的秩序和共同的归属感。教师、学生通过教学互动、活动组织、文艺竞演,获得对空间流动性和集体仪式的感知,并由此获得一种情感体验,同时,也获得纪律、禁忌的认知。当师生从公共空间转入私人空间,从非日常生活进入日常生活,这种仪式实践习得与情感涉入个体感知中,则会被推广、演绎为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校园秩序和关系由此得以建构。

  进一步地,大学仪式作为一种空间表征,规定了校园的等级秩序与行为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这一“边界”反映的是组织内部结构与功能、活动形式与内容、身份与角色规定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参与、排斥与身份问题是大学仪式空间权力的核心,仪式操演者的控制力不仅仅体现为而且事实上划定了明确的组织边界。仪式通过空间营建了“安全区”——组织凝聚与身份认同,同时又划定了“边界”——将大学成员从高阶到低阶进行连续性区隔,从而规定校园成员个体的行为边界。当参与者进入仪式空间,便在无意中成为空间景观构成的一部分,人成为“物”中的一个“物”,并涉入他者的凝视与想象中。身处其中的群体,则通过与自己有相似情绪、感知、知识联想等的人建立联系,并把外围者屏蔽于这种联系之外,使自身“局内人”的身份得以彰显,从而在互动和想象中实现自我的内视和对群体的认同。在大学仪式中,群体意志与群体价值观在参与者中得以感知、想象与整合,形成一种空间意象,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在现实生活中伦理价值对人们的限制隔阂压抑,使人们产生一种反叛和抗拒的能量”,仪式则充当了化解矛盾、宣泄冲突的“安全阀”。借助大学仪式,所有参与者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无法宣泄的消极情绪、不公正得以合理的释放”[9]。

  四、大学仪式的价值要素:信仰

  大学之为大学,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形态,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在形态。信仰是大学的灵魂,仪式则是信仰表达的方式。信仰透过大学仪式为大学提供本体论依据,大学仪式则是大学信仰标识化、可操作化的过程,通过一定情境、氛围的营造,引发大学成员对大学的信仰,从而使大学成员从中实现从规范伦理到德性伦理的超越。

  信仰为大学提供本体论依据。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总是与其所承担的特定使命密切相关,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意义之所在。信仰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确证性依据,首先表现为特定的使命意识与精神理念,包括对学校未来及自身发展目标所坚持的追求与信念。大学最初由一群高度异质化的个体构成,要凝结成一个享有共同知识、价值和道德的共同体,则需使集体意识得以复苏,因而,“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10]。这一集体意识复苏的过程,体现为群体周期性更新自身与共同体情感的积极互动关系。大学成员通过仪式的组合、凝聚,体验到共同的身份带来的荣誉感和组织感,从而产生维持群体团结性的集体意识,最终形成一个共享知识、信仰、道德准则的校园共同体。比如,升旗、党团宣誓、开学典礼、社团成立等仪式行为,使仪式参与者接受校园生活中的政治、伦理、道德关系,也使现实的校园权力结构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学位评定、文娱竞赛、颁奖典礼等,则是权力选择和群体竞争的“合谋”,体现大学知识生产的标准化裁决与典范表彰,不仅可以积聚、提升个体情感能量,也增进了群体团结与群体道德感的回归。

  信仰透过大学仪式进行展演,内化为大学成员的价值信条和行为准则。大学的信仰,实质是一所大学优秀文化传统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它只有通过大学成员的一致行动才能使大学担负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实现其特有的价值。大学仪式是大学的一种制度生活,通过对大学精神与文化的历时性传承和共时性展演,使其固定、凝结为相应的价值与行为准则,为全体大学成员所共同遵循并付诸实践。例如,作为一所大学价值诉求的重要表达,校训在不同仪式空间内反复宣示,本身就是一种提升个体自律、促进大学成员凝结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学获得外在认同和支持的一种重要途径。[11]在形形色色的大学仪式中,大学成员结成一个临时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的对话、情感表达方式被规定为一定的行为规则和程序,师生在其中被不断灌输、确认大学及个体的信仰与责任,使大学信仰逐步内化为群体和个体的价值、思想感情和态度等,从而维系了大学校园的结构与秩序,最终构成大学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由此,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借助大学仪式具化为面向群体和个体的价值共识和制度规约——道德守则与行为规范,嵌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大学仪式促使大学成员将信仰转化为德性生活。道德是信仰的自我体现,德性追求是大学教育的基本面向所在:“失去道德热情的教育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教育,不知何方是自己的目的地。”[12]大学仪式为其成员提供一种充满德性的生活方式,是以情绪体验、观念传播为主要形式的道德实践,为道德学习提供素材,并为道德学习提供实践场域。仪式是个体道德实践的角色性存在方式,仪式中的角色分配正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13],是个体习得集体意识、进而形成“群体”的操演过程,为道德学习确立价值向度,即超越规范伦理而追求德性伦理。由此,大学仪式最终成为一个可以共享价值观的象征性生活世界,使大学成员从中完成对自我、日常和差异的超越。

  五、小结

  综上所述,大学仪式作为一个基本规则整体,既有其外在形式,也有其内在结构。虽然大学仪式的外在形式在不同的时空境遇中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无一例外地由相对稳定的结构要素所规定、制约,不仅体现大学的本质属性与要素特征,也体现大学仪式结构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基本特征。然而,当代中国语境下,大学仪式趋于式微,不仅表现为研究者“有意的忽视”——或因科学理性主义之观照而遭“祛魅”,或因将之视为愚昧的操演遭到压抑,或仅重于形式而忽略其文化价值,抑制了大学仪式应发挥的作用。研究大学仪式的内在结构要素及其运行机制,有助于正确认识仪式之于大学的影响及价值,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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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赖佳)
关键词:要素仪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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