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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历史变迁

WWW.GDJY.CN  2018-03-06   作者:何文栋  来源:《高教探索》2018年第2期  浏览次数:0

  摘要:从殖民地时期至独立战争结束美国大学与城市在地域上相分离,但大学与城市都服务于殖民者的利益;从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结束大学与城市不仅空间上相分离而且发展目标也相去甚远;从南北战争结束至二战期间,研究型大学打破了美国大学与大城市在空间上分离的状态,大学与中小城市互动频繁,城市中兴起了一大批城市大学(学院),城市社会学在大学中诞生;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大学参与城市问题的解决,同时城市为大学提供各方面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学与城市在竞争、合作、冲突中走向全方位互动。

  关键词:欧洲;大学;城市;互动;历史变迁

  欧洲大学与城市的共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共栖关系却是后天生成的。美国先有大学后有国家、先有城市后有大学的发展史无不向世人证明美国大学与城市先天的“分离性”,大学与城市间的相依相生关系是后天环境的产物。纵观美国大学与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

  一、殖民地时期至南北战争结束的大学与城市

  (一)殖民地时期至独立战争结束

  殖民地时期北美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以开拓农业为主,这一时期所兴起的城市大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而且这些城市大多是为了适应宗主国对殖民地掠夺和管理需要而建立的。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并非北美的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而是以服务于宗主国而进行多边贸易的商业中心。从城市的功能来看,殖民时期的北美城市并非人口的“集聚区”,而是服务于殖民贸易的“流动站”,这些城市的人口流动性很强,人口停留时间短。具体而言,这些城市的对外功能主要是与宗主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殖民地经济,对内功能是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发挥着地区经济中心的作用。正如格莱布(Gleb)和布朗(Brown)所言:“城镇并非是因农业发展所促成的,而是在推动农业发展和向内陆开发的同时,又是能保持与欧洲大陆联系的枢纽。” [1]这也是殖民地时期城市大多兴起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的主要原因,即北美城市一开始是殖民地生活的灵魂所在。

  17世纪初,受英王迫害的清教徒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此时的北美还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这不仅为殖民者开发此地提供了自由广阔的空间,还带来了清教徒所在的母国文化。殖民者在北美大陆要建立自己心中的“雅典”,使自身的宗教信仰世代相传,而并非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其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的支配下,殖民者每到一个处,就兴建教堂和学校来传播宗教,学院和学校成为这些教徒们延续其文明的最佳手段。在清教徒的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先后创办了9所殖民地学院,主要目的是为各个教派培养教士,也培养了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但是宗教目的是最主要的目的。殖民地学院的目的,主要是传播宗教而并非服务于社会,为了方便其传教,加上土地、租金、地理环境等因素的考虑,殖民者在学院选址上主要选择安静的乡村或者小城镇。例如,1636年创办的哈佛学院建在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小镇;1693年创办的威廉·玛丽学院建在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当时的威廉斯堡只是一个小城堡,1772年威廉斯堡才被授予皇家特许状而升格成为市镇;1701年创办的耶鲁学院建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这里曾称作昆尼皮亚克(意为长河之地)的印第安人村庄,当时的纽黑文市基本上就像一个村庄;1746年创办的新泽西学院(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建立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小城;1764年创办的罗得岛学院(现在的布朗大学)建在距离波士顿45英里的普罗维登斯小镇;1766年创办的皇后学院(现今的拉特格斯大学)建在新泽西州的新布伦斯维克小城;1769年创办的达特茅斯学院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小镇。这些殖民地学院中国王学院、费城学院是建立在曼哈顿、费城这样的大城市,但是并未建立在大城市的中心。殖民地时期大学的“出世”特质与城市的需求是相脱节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利益上的共通点,各自按照自身的目的来发展,所以这些学院大多建立在便于传教的乡村地区。

  这一时期的大学与城市在地域上是相分离的,表面上看大学与城市的发展目标迥异,事实上大学与城市在根本上都是服从于殖民者在传教和经济方面的利益,可以说大学与城市在空间上是毫不相干的独立个体,但是因殖民而兴起的大学与城市必然也摆脱不了被殖民的宿命。

  (二)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结束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至19世纪初,美国新建了一些学院,但这些学院主要坐落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边疆地区,只有查尔斯顿学院(College of Charleston)和圣约翰学院(st.John’s College)建在东海岸沿岸城市,即分别建立在查尔斯顿市和切萨皮克港。因为刚取得独立后的美国,不仅需要具有政治和管理才能的领导人员,更需要强化公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而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急需培养和强化西部边疆地区居民的国家意识,使其成为适应美国社会的公民。教育是实现“公民化”的最佳手段,这种“公民化”的教育目的赋予了这些新建学院以及原有学院一种新的政治教育目的,即为国家培养良好公民和领导人才。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美国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同时,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的独立、人口的增加以及西部边疆的开发,各地对高等教育需求增大,美国掀起了“学院运动”之风,大量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美国独立战争虽然使其摆脱了英国的殖民枷锁,但是大学与城市空间分离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新建学院在选址时大多倾向于乡村小镇而不是大城市。正如阿布萨罗姆·彼得斯(Absalom Peters)所说:“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学院之乡。”[2]大学与城市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美国城市发展水平低且数量少,虽然独立后一些城市得到了发展,但是仅仅是一种低水平的、区域性的城市化。“学院运动”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学院,以服务地方为主要目的,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除了本地区的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正如克里斯托夫·杰克斯(Christoph Jacks)和大卫·里斯曼(David Lisman)所言:“内战前典型的学院,无论位于城市还是农村,五十英里之外几乎无人知晓。”[3]

  1862年美国颁布促进农业发展的《莫雷尔法案》,该法案规定各州划拨土地专门用于建立进行“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的赠地学院。[4]法案适应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促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向直接提供服务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些赠地学院并非以服务城市社会发展为目标,而是以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为目标。这些赠地学院的校址主要是各州邻近农村人口集中的地方或者一些小城镇,而并非内战后新兴起的大型工业城市。布尔斯廷(Boorstin)认为:“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异乎寻常的是,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里,很大一部分新的学院都设立在西部边远村落和定居点的边缘。在这段时间创建并陆续办到20世纪的180多所大学和高等院校中,有100所以上建立在原来的13个殖民地以外。”[5]

  由此可见,美国从独立战争一直到内战结束,与大学亲密互动的是偏远边疆地区、农村或者小镇,而不是城市,城市与大学不仅空间上分离而且发展目标也是相去甚远,两者各自遵循自身的轨迹来运行发展。但是大学通过教育和教化来稳定边疆、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间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边缘保障。

  二、南北战争结束至二战的大学与城市

  美国大学的选址具有一种“去城市化”倾向。尤其是美国独立后政府颁布了《西部法案》,该法案指出要积极开发西部地区,加强城市工业化进程。在该法案的影响下,原本创办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于1872年离开了费城市的中心校园,而是在费城西部购买了大片土地并将其迁往至西费城著名的“救济院农场”;原本建在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后来迁往郊区;1861年建立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于1916年迁到剑桥城,据说是为了更宽广的查尔斯河沿岸离开了波士顿;据说当初康奈尔大学建立时,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曾一度试图劝说伊斯拉·康奈尔(Isla Connell)把康奈尔大学建在锡拉丘兹而非伊萨卡,但康奈尔(Connell)最终还是把学校建在了自己的老家伊萨卡小镇。[6]美国学者帕森斯(Parsons)对于上述现象所做出的解释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理想的校园是在小城镇。大学对城市有一种憎恶感,如果它们‘幸运地’坐落在城市中,它们会很快离开它。参与大都市的学术和文化生活不是它们的本性。理想的校园是在乡村。”[7]

  南北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城市的迅速扩展,原来试图“逃离”城市而处于市郊地带的大学反而被城市逐渐包围。[8]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影响之下,新兴的工业城市为了自身的发展必须向大学寻求各类人才支持和帮助,大学为了满足城市的要求也开始“入世”,大学与城市开始进行实质性交往,表征为:研究型大学率先打破了大学与大城市的空间分离状态;大多数大学偏爱中小城市,并以中小城市为中心形成“大学城”;城市当局以财政支持的方式催生了一批城市大学或城市学院;随着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深化,城市社会学派诞生。

  1.研究型大学与大城市

  “(在美国),贯穿19世纪的不断加强的工业革命的力量,给学院和大学所发现的知识以越来越现实的影响。……学术知识,特别是占优势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所提供的知识,发展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9]在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的现实下,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工业化的需求以及留德归国留学生的推动下,美国在工业城市巴尔的摩市创办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该大学的建立不仅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长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还打破了美国大学与大城市在空间上分离的状态。

  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和榜样作用下,美国建立一批新的研究型大学,这些新建的研究型大学在空间上不再远离大城市而是直接建在大城市中心,特别是建在新型工业城市的中心,例如波士顿学院和东北大学建在工业城市波士顿,芝加哥大学建在美国重要的工业城市芝加哥,美利坚大学(也称美国大学)建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等。这些新建的研究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而建立的,不仅在空间上开始与城市融合,而且大学在使命上开始关注城市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在科研方面对研究型大学的鼎力相助以及美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使这些大学在美国经济、文化等发面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学与城市之间很难再离开彼此而独立存在,两者间的融合与互动越来越密切。

  2.大学与中小城市

  南北战争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不仅为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还为美国建立新型大学提供了社会经济背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美国城市发展的进程,美国的城市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络。对此,有学者形象地说:“美国诞生于农村,后来搬入城市,这个过程是19世纪后期完成的。”[10]同时,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大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城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型工业城市的发展,需要掌握先进技术和新知识的高级人才,而城市这种需要只有大学能够满足。这一如1869年哈佛学院新院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Elliot)发布就职演讲时所说:“美国大学要承担起即将到来的城市化、工业化社会所负有的责任就必须把自身演变成一幅图景。”[11]换言之,大学要主动适应所依存的城市所发生的变革并为其服务,但是此阶段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尚处于初始阶段,并且互动主要集中在大学与中小城市,在这些中小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以大学和学院为中心的“大学城”。例如密歇根州的安阿伯、佛罗里达州的克雷斯特维、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等大学城,这是在欧洲或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奇特景象。正如有学者所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美国这样有如此多城市以学院和大学为主,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大都位于大城市和全国的首都。在欧洲,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大学主要位于巴黎、伦敦和罗马等大城市以及经济繁荣的中心城市,只有少数例外,如德国的图宾根、意大利的锡耶纳和英国的剑桥。即使在历史和政体颇似美国的加拿大,这样的‘大学城’也很少,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都位于各省首府或主要的都市区。”[12]

  3.城市与城市大学(或学院)

  随着大学对城市社会的作用不断地被认可,同时也为了满足城市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城市当局主动出资兴建了一些市立学院或大学,例如纽约和底特律分别建立了亨特学院和韦恩大学。在城市政府的推动下,阿克伦、威奇托、奥马哈三座城市将原来的私立学院或大学转变为市立的学院或大学。“如果说赠地学院和其他州立大学是为美国的小城镇而设,那么市立学院和大学则是为城市而设。”[13]市立大学主要依靠城市政府的财政支持,并且主要为所在城市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服务,这也决定了市立大学自建立起就与城市政府、所在城市市民有着依赖与合作的关系。市立大学的兴起,密切了城市社会与大学之间的联系,使大学开始真正考虑城市社会的需要。同时,由于市立大学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城市政府,城市政府能否为大学提供充足的财政支出,直接关系到市立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由于城市政府不能为城市学院或大学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一些市立大学难以维持而转为州立大学。

  4.大学与城市社会学的诞生

  城市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就像是一个承载各民族、各文化相互作用的熔炉,不同类型的群体生活在城市中,彼此相互依赖。城市这种极强的包容性,将城市的各种常态和病态充分展现出来,所以,可以将城市作为一个实验室来对其中呈现的各种病态进行研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下,大量移民在城市集聚,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的移民,在改变城市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芝加哥作为一个人口一半以上是由移民构成的工业城市,文化的多样性、迅速的城市化以及特殊的历史地位等因素,使其成为孕育美国社会学的温床。伴随着芝加哥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不同种族集聚在城市引起了城市住房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这些城市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对城市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这些城市问题也吸引了大学的注意力,芝加哥大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引导师生关注城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病态现象,在帕克教授等人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的师生对芝加哥市各个区域展开了实地调研,并且写出了外国移民、种族聚居区、青少年犯罪等社会现象的分析报告,对于这些城市问题还提出了一些解决途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研究城市发展的理论。1892年,社会学家A·W·斯莫尔(Dinsmore)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也因此被视为美国社会学的发源地。城市社会学最早诞生在芝加哥大学,离不开学者的努力,也离不开城市对芝加哥大学的财政支持、道德支持,城市社会学的诞生是芝加哥大学与芝加哥互动的产物。

  三、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与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批的退伍军人回来安家落户,一方面刺激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退伍军人的入学浪潮也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入大众教育。1957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美国政府开始反思,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太空方面落后于前苏联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此联邦政府开始以财政拨款的方式干预和帮助美国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创新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民主运动不断涌现,各种民权运动、反越斗争等此起彼伏,这些问题的出现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一方面,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197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另一方面,美国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日益增强,在空间结构上逐渐形成了包含中心城市区和周围郊区的大都市区。城市的蔓延和扩张势必会带来城市问题,民权运动与城市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城市危机加剧,城市危机势必会波及城市中的大学。

  为了解决城市中心下层居民住房问题,联邦政府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治理中心城市运动,在以科技和知识为主导的时代,大学作为中心城市的重要有机体之一,联邦政府和城市政府意识到大学在城市更新运动中的特殊作用。这一时期的大学大多位于城市贫民窟周围,恶化的周围环境影响大学的发展,大学需要与城市政府合作来为其扩展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1959年国会通过了被称为“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和解”的《国家住房法第112条》。该法案规定,大学或大学的非营利机构在邻近或属于城市更新计划的范围内,为了获取土地、建筑物或其内部设施而进行的拆毁……重新安置居住者和恢复建筑物等活动,每花1美元,便可获得3美元的联邦城市更新补助。这些获得、拆毁或恢复的土地和建筑物必须用于教育,而且要和城市更新计划以及大学或其非营利机构提出的发展计划一致。大学通过城市更新运动获得了更多廉价的土地,但是大学也因土地问题与周围社区产生冲突,使大学与城市社区处于一种敌对状态。城市更新运动并未能如愿地治理中心城市的问题,反而使种族隔离和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离心化倾向明显,从而使城市出现了新的危机。对于城市出现的危机,起初大学并没有主动参与解决,反而成为学生和市民攻击的对象,后来城市危机的恶化威胁到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大学开始通过为城市穷人提供教育、主动与社区发展良好关系、开发城市问题研究计划等方式,参与城市问题解决,主动化解大学与城市社区之间的各种冲突和矛盾,这些做法也增强了大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而高深知识源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科技发展使高深知识不断社会化、实用化,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美国城市已经进入到大都市区化,大都市区中也出现了种族主义、吸毒、环境污染、青少年犯罪、贫民等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出现了第二次危机,作为城市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都市区化时代发展的人工智能,大学以都市大学模式对城市危机做出反应。90年代都市大学在美国教育中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和新型模式崛起并且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都市大学既不像传统的研究型大学那样封闭与顽固,又不像社区学院那样缺少学术性,它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新型机构”[14]。都市大学以“地方中心论”为服务理念来取代以大学自我为中心的理念,都市大学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与都市所在地区建立一种合作共生关系,它与周围环境、社区相互作用、相互合作,其服务范围具有地方性倾向,都市大学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主要智力资源,通过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为都市大学周围社区解决复杂问题,能够根据城市社会的动态发展需要来迅速应对各种挑战。

  在新技术时代,美国大学尤其是一些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融合共生,主要是通过大学“科技园”来实现,例如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航空街,以及东南部由杜克大学、波士顿地区的128号公路、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构成的“三角研究中心”,这些科技园和研究中心以大学为基础来推动整个都市区的成长和发展。都市大学成为大学与城市之间进行互动的纽带和桥梁,大学主动参与城市问题的解决是大学与城市取得共赢的互动过程,城市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不仅是大学进行各项研究的对象以及进行理论检验的平台,而且大学还能从中获得一定的回报和收获,即大学赢得了城市社区对其尊重和信任,获得了城市当局对其各项财政支持,还提高和扩大了大学的声誉,促进了大学的成长和发展。

  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学与城市

  历经两次城市危机的洗礼,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大学与城市在各方面的彼此依赖程度不断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更加深入人心。大学与城市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形成了全方位的互动与合作。同时,由于大学与城市在价值追求、任务使命以及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异也存在冲突和竞争,大学与城市的共生关系兼具竞争与合作双重属性,大学与城市之间这种竞争性和冲突性的共生关系并未使两者走向分离,相反竞争、冲突的结果却是拉近两者的距离并且延伸新的“合作点”,在竞争、合作、冲突、新合作、新竞争、新冲突这个无限循环中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10]王旭.美国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53.

  [2][3][7][13]郄海霞.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5,66,47,51.

  [4][12]郄海霞.美国大学与城市关系的形成特点及相关思考[J].比较教育研究,2008(1):1-6.

  [5][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185.

  [6]赵俊芳.大学郊区化及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0(8):64-71.

  [8]李鹏佳.大学与城市发展中的冲突及其协调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7:19.

  [9][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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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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