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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校智库运行的政策定位

WWW.GDJY.CN  2017-07-31   作者:吴合文  来源:《高教探索》2017年第7期  浏览次数:0

  摘要:高校智库是附属于高校的政策研究中心的统称。明确高校智库的政策定位是顺利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基础工作。在政策价值方面,高校智库要实现研究范式上学术性和政策性的统一、研究立场上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统一以及研究地位上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在提供政策建议上,高校智库要依据时效性、简洁性、可接近性、针对性等特征开发更加灵活的政策建议载体。在开放政策进程模型中,高校智库可以通过参与和影响议程设定、引导公共争论和对话、创新政策行动等方式影响政策进程。在高校智库与政府的互动中,除了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决策,还可以运用启迪模式、人员交流、理性批判等方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最后,高校智库还需要坚守公正立场服务公共利益。

  关键词:高校智库;政策定位;政策建议;政策进程

  一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独立于政府及公司之外开展公共政策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作为一种组织现象主要存在于美国,少量存在于加拿大、西欧和日本。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跨国问题的凸显,智库作为全球化力量的结果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增长。今天三分之二的智库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超过一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1]在一个复杂、相互依赖和信息丰富的世界里,政策制定者需要社会运转、政策运行、解决问题的方案、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益等信息。对这些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等工作需要专业知识作为基础。智库可以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系统分析。智库在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政府治理的延伸,智库的影响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智库”这一术语没有精确的定义,它们在规模、法律形式、政策范围、存在时间、组织结构、调查标准以及政治重要性上呈现显著变化。[2]许多学术研究从智库分类角度对智库进行界定和研究,并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种智库类型:学术型智库、政府智库、合同研究智库、政策倡导智库、政党智库等。

  高校智库是附属于高校的政策研究中心的统称。我国目前可以初步被认定为高校智库主要是那些高校自主设立或政府委托高校设立的以研究某一个、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政策问题为核心的研究组织,在名称上体现为“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战略中心”等。决定高校智库属性的核心是其运行过程中的政策定位,而不是名称、宣称任务、资金来源等。政策定位是这些存在于高校内部的研究组织能成为智库的身份象征。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没有专门界定高校智库的属性,许多高校智库在运行过程中以学术性为主偏离了政策这一定位。在当前我国强调高校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的背景下,理解高校智库运行中的合理政策定位尤为必要。

  一、正确认识高校智库政策价值

  从我国高校智库的实际运行状态来看,其主要任务是从事政策研究,同时也肩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职能;主要以某一学科为基础建立,但逐渐走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承担政府的委托研究,但智库成员也追求自主研究;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类政府拨款,但也从事培训、有偿授课、横向合同研究等营利行为;主要向政府建言献策,但也开展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等活动。中国高校智库在实际运行中的多维状态使其呈现出与其他类型智库或欧美高校智库不同的政策价值。中国特色高校智库的政策价值涵盖了研究者、高校、政府各自不同的偏好、愿望及目标。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决策和社会,高校智库的政策价值应该围绕政策定位融合研究者、高校、政府以及社会不同的偏好、愿望及目标,实现研究范式上学术性和政策性的统一、研究立场上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统一以及研究地位上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高校智库在政策过程中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学术性和政策性的统一。高校智库是一种学术智库,主要致力于承担和传播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公共政策讨论。[3]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主要使用者是政策制定者。为了赢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提高其研究成果的采纳率,高校智库雇佣的主要是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但高校智库在决定是否雇佣这些学术专家时通常运用的还是高校传统学术评价体系。当这些学术专家成为高校智库成员时,其主要使命是促进政策制定者对当前出现的重大问题有更深的理解。这要求高校智库成员从关注学术旨趣转向关注政策问题,对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需求更加敏感,其成果表达方式从论文专著转到政策制定者更能接受的形式。但是高校智库的竞争优势还是源于其政策分析的学术深度、广度和远见。一些智库是通过综合和重新包装现有知识和信息来影响决策,而高校智库的立足之本是基于科学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原创研究。高校智库一般是以学科为基础组建的,并以学科优势为基础在一个或少数几个政策领域实现专门化和影响力,这样很容易构建智库的声誉基础。随着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交互性增强,高校智库逐渐开始探索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模式。高校智库依托高校多学科特征拥有天然的优势,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跨学科融合。这要求高校智库在选择研究方向时,需要从政策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学科出发。也就是说,高校智库受政策问题驱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的是学术定位的研究方法和程序。高校智库不再是生产研究而是定位研究,不再是仅仅关注自己的学术生产,而是在学术生产和政治政策之间建立交互,链接理念和政策。

  客观性是智库基本的研究立场。客观性主要指智库在研究政策问题时运用的是科学和技术的方法,而不受政党立场或意识形态所左右,也不是主观臆断。高校智库通常被认为是公正的、无党派的研究组织,通过科学研究探究问题提出结论,通过知识辩论和分析影响决策而不是直接的游说,更不是为资助者提供合法性和辩护。保持客观性要求高校智库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科学探寻,而不是基于教条或教义。高校智库是围绕政策问题提出某种理念,而不是由理念限定研究问题。虽然高校智库强调研究立场的客观性,但在具体实践中没有绝对的客观,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高校需要在公正性的前提下实现客观性。首先,在涉入当前一些有严重争议性的议题时,高校智库应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引导公共讨论,教育民众,进而实现社会改善。其次,在涉入一些“零和博弈”的政策问题时,高校智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提供多项政策方案,由政府基于自身的考量去决定最优选择。第三,在公布一些研究成果时,高校智库不要预设某种价值立场,但要关注现实可行性以及更大的政治政策背景。

  独立性一直是欧美国家界定智库的主要标准,但是各类智库在组织隶属、资金来源、研究倾向的某些方面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依附性。西方的观点认为智库要与政府、公司或其他利益群体保持独立或自治,为了做到自由思想。[4]思想独立是智库的必要条件,假如智库的观点不是新的或有所不同,它就没有听众。如何实现和维持其独立性使其能够给决策者讲真相是所有智库面临的共同挑战。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智库都拥有财政、知识和法律上的独立性使其能够活跃于政策领域。我国高校智库也是这种独立性和依附性的结合体。高校智库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其在知识来源上拥有独立性,它可以自主生产知识。我国许多高校智库可以依托高校自由申请各类项目并独立开展研究,智库成员也可利用个人渠道开展政策分析,也就是说高校智库在设定研究议程上是独立的,可以做到自由思想。欧美国家一些政党智库往往和一定的党派结盟,一些倡导智库也和利益群体或游说组织结盟。我国高校智库则很少和某些利益群体、游说组织以及类似西方的政党结盟,它不是为了这些群体谋取利益,而是怀有改进政府治理、促进社会发展的理想。但是我国高校智库在组织隶属和资金来源上又同时依附于政府。高校智库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多委托研究项目,即使是自由申请的各类项目也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政府既是高校智库的资助者,也是高校智库的消费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高校很容易在具体政策研究上投合政府所需,进而丧失其思想的独立性。要实现高校智库组织上依附和思想上独立的统一,需要在高校内部保持智库在资金分配、研究议程、组织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实现一种“受保护的独立性”。同时政府也要在委托研究之外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高校智库的自主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高校智库的具体研究过程不能受到外部干扰,特别是要避免受到政府或其他资助方的干扰。

  二、开发多种载体提供政策建议

  提供政策建议是高校智库的核心职能。囿于高校智库在研究范式上的学术性倾向,开发多种政策定位的载体是提高高校智库研究成果采纳率和使用率的重要途径。即使是最好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抵达它的目标受众那里,它也是没有价值的。高校智库需要意识到营销其政策研究成果是其组织运行的一个重要部分。高校智库在开发政策定位的载体时需要了解政府的需求。对当前的政府治理而言,问题不是缺乏信息而是信息泛滥。政府需要在繁杂的信息中遴选出可资利用的信息,并快速做出决策。高校学者擅长于专著、论文等形式的研究成果,在有效信息之外有大量的专业术语、严密的推理和论述。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时间和不愿意去读这种形式的研究结果,他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及时、易理解、可靠、可接近的有用信息。学者的政策研究成果很有逻辑和思想,但缺乏政策定位,因为难以被理解和采纳。对高校智库而言,这种状况很常见:我们的书是为政策制定者而写,但最终阅读的却是学院学生。[5]高校智库的政策研究成果的直接效用没有得以体现。高校智库的研究与一般学术研究不同,智库研究往往围绕具体的政策问题展开,最重要的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有一个答案或结果。高校传统学术研究看重的是学术影响,而高校智库则看重其研究成果的政策影响。因此,在那些有深度和长度的著作、论文之外,高校智库要在与政策制定者对话沟通的基础上开发一些即时、简洁、精炼、可靠的表达政策研究成果的载体。

  高校智库开发的政策建议载体需要具备下列特征:(1)时效性。高校智库虽然也可以自主决定其研究议程,但这些研究议程仍然是受政策制约的,高校智库必须尊重政策议程的时效性。高校智库研究需要紧跟政策问题进展、政治进展和社会进展,在一定的时间框架内提出政策建议。高校智库成员在很多议题上不可能花费数年去精心打造。(2)简洁性。高校智库在政策研究过程中会有复杂冗长的分析,但它提供给决策者阅读的应该是剔除了繁琐论证后的清晰和简洁的概要。(3)可接近性。高校智库要将科学分析的知识转化为让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容易理解和阅读的形式。这需要高校智库学会将学术语言转化为政策语言,将一些学术用语转化为政策用语,在行文逻辑上考虑到政策制定者的阅读习惯和查找重点的方式。(4)针对性。研究成果要在正确的时间讲给正确的人听。高校智库要运用适切的载体有效影响对应的受众。高校智库政策建议的主要受众是决策者,但是不同的决策者在不同的场合需要的信息会有很大差异,有时需要分析的深度,有时需要分析的广度,有时需要确证的信息,有时需要简单的理念。那么,选择传递这些不同信息的载体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在当前信息公开、传播快捷的时代,高校智库政策建议的间接受众还包括普通公众、媒体和其他专家。在给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后,高校智库还要为公众准备更形象更易懂的成果表现形式,为媒体提供具有导向性的成果表现形式,为其他专家特别是批判性专家提供更具体分析过程的研究表现形式。

  高校智库应该基于上述特征开发承载政策建议的载体。除了最常用的政策报告之外,还可根据情况开发更加多样的载体,比如简报、活页、年度报告、专家建议、蓝皮书、政策定位的期刊等。简报、年度报告、专家建议等可以使高校与政府建立一种互动关系,而不是高校被动接受政府的政策咨询任务,这些载体可以使高校智库获得影响政策制定者的主动权。年度发布的蓝皮书和政策定位的期刊是持续影响决策者和公众的有效途径。为了提高影响,智库还可通过主流媒体散布其政策研究成果。西方一些政策倡导智库通常在主流报纸上开辟专栏发表简短的社评类论文。高校智库虽然不需要有意去倡导某种政策理念,但也可以通过与主流报纸合作发布其政策研究成果来教育公众,提高公众的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与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的合作也是引起决策者关注、提高组织可见度的简易方法。对高校智库来说,政策建议载体不仅仅是那些直接递交给政府的报告,也包括其他将其研究成果传递到决策者那里的渠道,这也是高校智库保持独立性不至于过度依赖政府的途径。最新和最有权利的发展是基于网络的工具。高校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微博发布研究摘要,通过官方网站发布详细报告。微信这种媒体逐渐成为新兴一代的主要信息来源和阅读渠道,高校智库也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促进受众及时阅读其研究成果的渠道。不管高校智库开发何种载体,内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最为重要,这是高校智库赢得决策者和公众信任的核心优势。

  为了更加高效地开发这些政策定位的载体,高校智库可以在内部设立专门职位负责研究转化工作。雇佣专门人才负责营销智库研究成果,将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将研究成果带入公众领域。许多学者不屑做这些事情,高校智库要建立人事分类管理模式激励部分研究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从长期来看,高校智库需要建立与院系不同的科研评价原则,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这些政策定向的载体,以此鼓励其成员形成政策定向意识。

  三、探索多元途径影响政策进程

  早期智库的最初目标是关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探究和知识生产。[6]随着智库作用的凸显,其任务和功能也在扩展。智库可以积极参与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从议程设定、草拟政策建议、制定政策执行规划到评估现有政策。[7]这与政策进程从封闭模型向精英模型最终向开放模型的转变直接相关。在封闭的政策模型中,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是统治集团的内部事务,这种模型很少给智库留有空间。在精英模型里,有限的精英社会组织被整合进政策进程,智库作为一个精英组织参与政策进程。这种参与是单向被动的,主要是政府向智库提出需求,智库拿出方案。在开放政策进程模型中,更多的群体和组织都可参与政策进程,智库可以利用这些群体和组织来影响政策进程。在开放政策进程模型中,并不是所有智库都有能力或必要参与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但可以寻求更多的途径影响政策进程。政府智库和政党智库有更多的政治资源直接参与到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高校智库缺乏必要的政治资源直接参与政策进程的所有阶段,但它要寻求在更加广泛意义上影响(而不是参与)政策进程。目前我国政策进程正在从精英阶段向开放阶段转变,虽然主要是精英群体和组织直接参与政策进程,但公众对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在转型时期,精英群体和组织有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使政策为其服务,公众的理性参政能力有限,精英和公众之间的分歧较大。这时就需要高校智库运用科学研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影响政策进程。

  参与和影响议程设定是高校智库影响政策进程的主要途径。罗斯把议程的设定定义为“把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转化为(议程上的)项目,以及争夺公共官员注意力的过程”[8]。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很多,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政府采纳进入政策程序。高校智库应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影响政策议程。被动方面就是高校智库响应政府需求将议案从政府转移到社会,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议案已经有一定的预期,但需要经过社会动员形成官方议程,这可以被界定为动员模式的议程设置。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它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9]在动员模式中,高校智库可以运用科学专长更加精确地论证该议案,从科学、专业、客观的角度在受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主动方面就是高校智库自主进行问题调研和舆情分析,将议案从社会转移到政府。我国目前处于社会问题爆发的时期,媒体宣传和直接利益人表达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高校智库通过科学分析将最真实的情况描述出来,形成政策议程可以采用的直接证据。高校智库还可建立舆情分析程序,就一些一旦明显化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问题提出预警。

  引导公共争论和对话是高校智库影响政策进程理性发展的途径。从议程设定、政策制定、规划到执行,争论和对话都不可避免。有些政策会因为理性的争论和对话走向良性发展。有些政策则因为无序、感性的争论走向失败和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争论和对话变成私人利益的宣泄。在政策所有阶段社会和政府需要的都是一个公共对话。公共知识分子是依靠自身的学识和良心进行公共对话,但是在当前社会问题复杂的情况下,其观点的说服力和影响力都在下降。政府智库、政策倡导智库和政党智库由于其代表一定的利益也不能承担引导公共对话的功能。高校智库站在政府和利益群体之外可以在公共争论和对话中实现中立化和合理化,并凭其长期积累的科学专长引导公共争论和对话走向有序和理性。高校智库可以就一些社会问题、政策议案、政策执行、政策效果等举办公共论坛、研讨会、讲座、沙龙等。高校传统的学术会议相对封闭,而高校智库在举办这些公共讨论和对话活动时,需要与外部互动,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一个互联渠道。这些活动的参与对象或听众包括政策制定者、其他学者、公众、媒体记者等。

  高校智库还可通过首创政策行动的方式影响政策进程。这种现象被称为“行动中的智库(think-and-do tanks)”,也就是智库发起并支持一些社区项目、政策实验、项目评估、监测等事务的贯彻实施。[10]这种高校自发的活动,规模较小,还没进入政策进程,可以说是一些项目而不是政策,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给政府制定执行类似的政策提供经验。这种活动还可以成为高校智库给政府提供前瞻性政策的基础,打破高校智库研究往往滞后于政策的情况,实现研究走在政策前。实际上高校智库因其灵活性,以及依托高校雄厚的学科和专家背景,还有更多的途径来影响政策进程。

  四、拓展组织视野促进科学决策

  国家政府管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的公共决策系统,进而促进和改善社会发展。政府智库及政策倡导智库主要是对即时问题和具体政策问题做出反应。高校智库在知识储备上更加多元和丰富,能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下看待政策。同时高校智库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使其有一个相对独特的视野。基于这些优势,在政府决策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高校智库越来越倚重,政府与高校智库互动的频率会逐渐增多。在高校智库与政府的互动中,除了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决策,还可以运用启迪模式、人员交流、批判精神等方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

  启迪模式是说高校智库在和政府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其科学探究精神和政策研究技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高校智库运用一套政策分析方法界定问题、收集信息、设计选项和建议、评估效果,开展政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是科学的探究精神和严谨的专业素养,这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校智库要将这种政策分析方法、科学研究精神和严谨的专业素养传递给决策者。这种传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高校智库不能仅仅将政策研究结果呈现给决策者,还应该吸纳决策者加入其政策研究的关键环节。另外,高校智库成员多数来源于传统的教授学者,这些教授学者的一大特征是在政策研究过程中偏好总结提炼出学科范式和学术理论并形成教材或专著,这些产出可以以培训方式向政府官员传递科学决策的伦理、原则和程序等。

  高校智库可以依托其人才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与政府交流人员,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这种人员交流通过一种“旋转门”机制实现。“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显现,其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即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11]我国也存在这种“旋转门”现象,但还没有成为一种机制,主要是一些在任官员或退休官员到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及管理工作。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和媒体的质疑。实际上,这些官员的政策实践经验毋容置疑,但是其教学和学术管理经验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由此,这种“旋转门”现象最好限于高校智库和政府之间。这些官员进入高校智库从事政策研究,一方面可以为高校智库的政策研究提供丰富的经验和现实视角,提高高校智库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采纳率,另一方面这些官员的影响力也可增强高校智库的政策影响力。我国也存在学者向政府流动的现象,学者可以直接运用其知识专长来影响决策的科学化。这种人员交流还可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实现。高校智库邀请决策者参与政策分析会、研讨会以及一些政策研究项目,籍此提高决策者的科学决策能力。智库成员也可到政府部门挂职,了解政策实际运行,进而在将来的政策研究中更加关注现实可行性和政治复杂性。高校智库还可通过培养掌握政策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毕业生来为政府提供人才。

  批判精神是高校智库与其他智库相比的一个特质,这是因为高校智库的人员主要来源于具有批判精神的教授和专家。虽然在常规的政策研究中或委托研究中,这些研究者以建设性意见为主,但他们还会以其他形式承担批判角色。一些高校智库成员撰写一些批判性的著作,从鞭策的角度刺激政府官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高校智库就成为变革的代理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催化剂。但由此高校智库成员会在建设和批判之间产生角色冲突。为此,高校智库可以通过一种“内部旋转门”机制解决智库成员的这种角色冲突。这种“内部旋转门”是在高校智库与大学内部其他院系之间形成的内部转化机制。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有80%以上由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由胡佛研究所和其他院系分别支付相应的聘任费用,使这些研究人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校之间相互转换。[12]这种“内部旋转门”可以转化为一种常规机制,智库在组织结构上与院系保持独立。研究人员在高校智库内从事一定期限的政策研究后必须回到院系,用来总结反思形成累积性知识,撰写具有批判精神的政策论文和著作,从批判的角度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

  五、坚守公正立场服务公共利益

  责任是建构行政伦理学的关键概念。[13]高校智库从事的事务不是直接行政,但其任务是改善行政,其伦理的中心问题也是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与高校智库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高校智库)向委托人(政府)负责。如果高校智库仅仅将对政府负责看作其责任,那就可能出现高校智库按照政府喜好和意愿提供建议的情况。这实际上缩小了高校智库的责任范围。高校智库在运行中面临两种责任: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客观责任产生于委托者的期望和要求,主观责任基于一种信仰、价值和癖好组成的内在驱动来指导我们如何去做。[14]从政府委托任务来看,其直接目标是为了解决政策问题,但根本目标是为了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改善,也就是公共利益。我国高校智库没有西方国家其他类型智库需要承担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责任,从事的是公共知识工作,其基本信仰和价值也是公共利益。所以高校智库的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最终都表现为公共利益。在复杂的政策问题上,公共利益有时很难界定,甚至会分裂为各种具体的利益。这时高校智库需要以科学论证为基础,坚守公正立场服务于公共利益。

  坚守公正立场服务公共利益,首要要求高校智库提供全面、开放的信息。这是高校智库做到公正的第一步。有些智库为了支持资助者利益,会在隐藏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向公众呈现一个客观公正的假象。一些智库在隐瞒部分信息或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向决策者推销其政策观点。这都不是客观公正的立场。高校本身是一个以荣誉为资本的组织,声誉对依托高校的智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旦高校智库存在这种欺骗行为,就会被政府和公众所抛弃。失去荣誉就失去一切,再想重新塑造客观公正的形象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高校智库要坚守发现事实、促进社会进步的承诺。要在信息尽可能全面的情况下提出政策方案,即使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也要加以注明,不能为了赢得决策者认可而丧失客观性,更不能为了组织或个体利益误导公众。有一些信息不全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缺陷所致,比如单一学科思维下的政策建议和方案也可能出现不客观的情况,为此高校智库要保持多学科的立场,特别是当要处理复杂和跨领域问题的时候。从高校智库的公共利益导向来看,高校智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子集。高校智库的存在有助于创造一个坚定的公民社会,一个坚定的公民社会相应也会加强高校智库的存在。高校智库在不涉及保密和安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其研究的信息,包括研究结果和研究过程,由此促进公民社会建设。这样也可避免资助者试图从自身立场影响研究结果或终止研究项目。

  其次,在难以形成一致的公共利益或存在利益冲突时,高校智库要呈现科学研究,而不是预设立场。(政策分析家)不宣称他的价值和利益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换句话说就是承认它们会对一些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伤害。[15]这种诚实的态度既可赢得公众的认可,也会给政府提出预警。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捍卫公共利益的代表已经衰落,高校智库成为表达公共利益的一个出口。但是高校智库政策研究人员本身不能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公开随意行事,他们代表的是智库,个体的不当行为很可能危害整个组织的声誉。所以只能是智库作为一个组织对外谨慎表达政策观点。

  第三,高校智库要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复杂的政策问题,不能短视。公众可能短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政府可能短视,只想解决眼前的危机。而高校智库则需要扮演启明灯的角色,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在提出政策建议时,既要考虑政府的眼前需求,也要从长远发展角度启发公众和政府。

  第四,高校智库要多元化收入来源,在研究议程上增强自主权和支配权。组织生存是一个优先于荣誉的关注点。组织不安全、竞争压力以及财政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智库发展的常态。[16]这种局面使得智库走向与利益集团联盟,从利益集团那里获得生存稳定性。高校可以代表智库从政府、私人赞助者、公司、非营利组织那里以及从商业化活动中吸取资金,为高校智库自主从事政策研究提供资金,而高校智库则通过服务公共利益赢取声誉回报高校。

  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效智库建设的政策背景下,我们要在明确高校智库的政策定位基础上,从制度保障、组织管理、质量评估等层面维护好这一定位,着力建设高水平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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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第红)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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