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下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困境及治理

  摘要: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组织制度、组织资源和组织人员在发展中仍存在诸多困境。基于文化的视野,认为造成困境的原因主要为: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盛行导致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异化;国家学科管理制度文化不健全制约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建设;大学单位制组织文化限制跨学科学术组织资源共享;学科文化的冲突影响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交流与合作。而强化价值理性文化,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目标必要的乌托邦;完善国家学科管理制度文化,健全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树立协同创新的大学组织文化,建立跨学科学术组织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学科文化融合,促进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是推动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可行策略。

  关键词:文化;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

  2018年教育部颁布《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如火如荼,跨学科学术组织形式也层出不穷。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通常是指打破原有学科和院系学术组织界限,根据科学研究和社会实际需求,通过设置功能定向的跨学科计划、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所、课题组、跨学科研究协会等学术组织模式,将跨学科协作实体化和体制化。[1]组织目标、组织制度、组织资源和组织人员是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的核心要素。随着跨学科学术组织已是大学推动科技创新与变革的重要主体,大学在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目前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困境。导致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化是最为重要的深层次原因。跨学科学术组织身处社会、大学这两个大环境中,无疑会受到社会文化和大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传统学科是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形成基础,学科文化也会直接影响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是基于文化的视角,从社会文化、大学文化和学科文化三个层面探究跨学科学术组织面临困境的原因及其治理策略,以期推动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良好发展。

  一、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困境

  (一)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出现异化

  组织目标是指一个组织未来一段时间内要实现的目的,它是组织中一切成员的行动指南。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是对传统学科模式的再集成,因目标的一致性促进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与交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避免人为地将学术、学科、科研活动进行分割,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合理配置。[2]其核心目标是知识的创新,但目前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组织目标的功利化和寡头主义倾向。

  一是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的功利化倾向。大学围绕着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围绕跨学科研究平台和项目的申报、评价等展开竞争,政府与大学间形成了政府“发包”、大学“抓包”的纵向发包和横向竞争“上下结合”的作用机制。[3]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偏好研究的现实性和应用性,物质利益成为现代大学跨学科组织的重要动力源,[4]忽略个体科学研究源动力即科研好奇心以及知识发展的重要性。跨学科学术组织将满足外部的绩效合法性作为组织的重要目标,[5]仅仅以项目完成的数量和效率为组织成功的判定,从而导致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的异化,阻碍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

  二是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的寡头主义倾向。我国大学中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往往以项目形式自上而下推进,表现出强烈的行政导向。在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因其组织成员自身学科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及其所在学科的地位不同,参与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目的不一,存在着学科话语权的争夺和冲突,强势学科以及“学术寡头”控制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当个人的目标取代组织的目标时,会造成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的异化和组织功能的弱化,成为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巨大阻碍。

  (二)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尚未完善

  制度是组织运行的保障,任何组织的正常运行都有一套与之相对应的制度规范。跨学科学术组织与传统的学科组织有所差异,与之相适应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还在探索中,跨学科项目申请、评价和成果发表制度有待构建和完善。

  一是跨学科项目申请困难。我国现行的项目申请主要分学科进行,虽然项目申报大多设置了“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等跨学科门类,但是划分难以精确,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大都被划分到交叉学科一类,导致项目走向不明确,很难在项目申报中找到落脚点,也就难以得到相对公平公正的评审。[6]单一学科的专家对跨学科的项目申请进行评议时,难以逃脱本学科的评价范式和思维模式的制约以及自身知识的局限,从而影响跨学科项目申请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判断,导致跨学科项目申请困难。

  二是缺少跨学科成果评价体系。现行科研成果评价是以学科为单位进行的,我国目前学科专业目录代码中没有将新学科及交叉学科列入其内,即没有专门为跨学科研究设立评价体系,在我国现行学科分类制度之下,交叉学科及相应的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归属始终处于悬置状态。[7]所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必须挂靠于某一具体学科,采取同行评议的方式进行成果评价,这显然有失公允,也是不科学的。

  三是跨学科研究成果发表困难。现有学术刊物的分类基本上都是按照学科门类划分,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难以界定其“学科属性”从而难以在“学科意识形态”浓厚的刊物上发表。加上期刊的审稿人大都是某一传统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对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也造成了跨学科成果发表困难,可能只有在为数不多的高水平综合期刊上才能发表。

  (三)跨学科学术组织资源存在冲突

  组织资源是组织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学科学术组织要想在传统的学术组织中夹缝生存,就要争取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以获得较好的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政府启动了国家实验室、国家创新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建设计划,引导高校实施跨学科科研计划,以解决国家、社会科技发展中的难题。但是这种组织的运行主要还是依托单学科,就连大学内部的实验室建设也存在着明显的学科壁垒现象,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跨学科研究组织机制和学术氛围,因而跨学科研究的资源共享机制也无法形成。[8]

  在目前高校的学科制度下,学科资源是以学科所属的院系为划分标准,各个学科的仪器设备也为院系独有,缺少资源共享机制,传统院系的教学和科研资源无法达成共享,依附于传统学院的跨学科组织会因为资源而与传统学院发生冲突,使得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资源共享陷入困境。

  (四)跨学科学术组织人员整合困难

  跨学科学术组织人员包括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研究人员(学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其中学者主要来自跨学科学术组织和其他院系。跨学科学术组织中来自于其他院系的学者具有明显的学科和院系隶属倾向,在学科组织和行政框架相结合的现行体制下,学者固定在所属的院系内,其职称评定、晋升、考核以及人事管理都在各院系,很难摆脱院系的行政组织,影响跨学科学术组织人员的整合。

  此外,学者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学者为了让自己的科学成果和专业身份得到同行的认可,学者研究的问题会越来越“专”。[9]因此,学者只希望能在本学科的高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取得良好的同行评价,以期获得相应的声望和职位的晋升。由于缺乏合适的评价机制对学者跨学科成果进行评价,导致其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身份认同感和团队感低,从而造成学者参与跨学科研究的内在动力不足,影响跨学科学术组织人员的整合。

  二、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困境的文化致因

  (一)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盛行导致跨学科学术组织目标异化

  工具理性主义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斯·韦伯对人的理性的定义,指的是一种以理性的态度通过标准控制、精确计算等技术工具追求结果效率最大化的思想行为定势。工具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效率最大化成为评价和衡量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当工具理性主义与市场功利原则合流,工具理性主义呈现了无限扩张的趋势,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盛行,社会生活日益技术化、效率化和功利化,强调效率和产出,造成工具理性主义文化下人的“奴化”和“物化”。

  在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盛行的影响下,我国大学治理呈现极为鲜明的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化倾向,“绩效至上”的科研文化是其重要表征,深刻影响着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生成与发展。加上我国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基本上是以外生性的行政管理推动和国家政策主导模式为主[10],是大学对外部社会需求的一种被动回应,而不是基于学科知识演化的逻辑,缺少学科会聚与内生性的知识整合创新,导致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目标演化为服务社会需求的工具和手段,热衷于以数字化指标衡量建设进程与成效。在具体的课题和项目研究中偏重于风险小、周期短、见效快的研究。“大学人”愈来愈急功近利,使大学中充斥着一种赶超情绪和功利导向,科研变成工具、学术变成数字、学生变成产品,使得人们无暇去审问大学文化的本质和归属[11],从而导致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研究的目标越来越偏重实用性,功利化色彩日盛,异化现象日益严重。

  (二)国家学科管理制度文化不健全制约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建设

  目前,我国大学学科管理实行国家学科制度,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发挥着学科管理功能,高校的学科建设必须在学科目录下通过国家学科审批才能进行。只有在取得学科建制的前提下,学科建设和发展才能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编制岗位和人员配备。[12]

  在现行的学科管理制度文化下,国家政策主导者通过分配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主导跨学科学术组织的目标、架构和文化,建构了学科化和效率主义的科研体制和文化。[13]跨学科研究在学科分类中难以找到其归属地位,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代码没有将新学科及交叉学科列入其中,课题基金的申报、学科的资助和评价等都是按照学科进行,跨学科课题相对较少也难以得到传统学科专家评审的认可,导致跨学科的申报、资助和评价制度不健全。在国家层面也尚未建立起跨学科资助和评价体系,跨学科研究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战略和远景规划,对于跨学科学术组织战略规划和政策支持不足,也导致了跨学科组织面临着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资源共享机制缺失、资助体系和评价机制滞后等问题。国家关于大学学科管理制度文化难以满足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需要,没有为跨学科留下空间,制约了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的建设。

  (三)大学单位制组织文化限制跨学科学术组织资源共享

  我国大学的学科组织形式基本沿袭了英美的组织模式,即以学科为基本单元构建“大学—学院—学系”的三层组织架构。这种学科构建方式实行以学科专业划分为基础的金字塔型层级管理体制,与我国特有的“单位制”文化和体制结合,产生了将学科嵌入“单位制”的学科建设和管理体制,形成了学校内部院系设置、学科资源配置、教师人事归属、学科岗位设置、工作绩效考核和评价的基本单元。[14]这种大学单位制组织文化限制了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资源共享。

  一是大学单位制组织文化强化了大学的组织架构。跨学科学术组织作为一种增量的新型学术组织,普遍实行虚实结合的组织架构,并由国家计划驱动,与传统基于学科驱动的系科组织存在一定的组织架构冲突。而我国的学科建设是以院系单位为中心,院系掌握着各自学科的预算和经费的执行、教师的聘任与晋升。在国家和院校层面均缺乏对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整体战略规划、整合和执行体系,导致教师参与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和动力严重受挫。

  二是大学单位制组织文化影响跨学科平台资源共享机制的建立。跨学科研究需要集中利用各学科的资源,但在以学科为单位的大学组织文化下,不同学科组织的学科目标与学科利益有所不同,学科资源难以相互共享,从而导致跨学科学术组织和传统组织在资源上的冲突。在现行大学单位制组织文化下,高校资源配置按照学科所在的单位进行分配,在学校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单位科层制资金分配方式,导致大量的经费资源流向了学院、学系等单位中。政府对学科的资助也是以项目为主要形式,而高校科研项目的申请主要是学科大类为主导,项目被纳入学科体系中,跨学科学术组织仍然被学科所禁锢而难以获得其应有的政府经费资助。因此高校跨学科学术组织在经费以及其他资源上与院系存在明显的冲突,那些依托于院系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尤为突出。

  (四)学科文化的冲突影响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交流与合作

  学科文化的冲突指的是学者之间由于学科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不同而导致的“话语体系间的差异和沟通障碍”。[15]托尼·比彻认为,学科是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每个学术部落都拥有独特的学科亚文化,具有被认可的身份和文化属性,会对学科的整体文化产生压力,从而威胁学科的统一性。[16]学术部落会形成独特的学科文化,使部落中的学者具有与其他学科学者不同的学科价值观和理念、思维方式和学科范式等,拥有不同的符号语言系统和知识体系。因此,各学科因不同的学科文化存在一定的冲突,从而影响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一是不同学科的学者由于受到不同的学科文化所规训,其价值理念、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学科语言等有所差异,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中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不同学科文化的学者之间有时很难取长补短、互相融合,他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熟悉的学科立场自说自话,难以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这与强调开放、融合的跨学科研究文化形成矛盾。一般来说,学科文化差异越大,学者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激烈,跨学科研究就越难以进行。

  二是在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学科话语权的争夺和冲突影响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由于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来自于不同学科,为了捍卫本学科在多学科中的地位,他们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对学科话语权和学科控制权的争夺,来自“弱势学科”的学者和本身处于“弱势地位”的学者因担心学科被归并和自身的人微言轻而缺乏参与的积极性。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学科话语权往往被强势学科和“学术寡头”所控制,导致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名存实亡。

  三、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文化治理

  (一)强化价值理性文化,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目标必要的乌托邦

  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对人的行为目的划分的另一维度,与工具理性相对,指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某种固有价值的信守和承诺,来自于人对自身价值的体悟,建基于高度的自我自觉意识之上。[17]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前提、动力和方向,指导工具理性的践行。在价值理性指导下,实现理想化价值目标成为人类活动方式的价值导向。但对效率的渴求使工具理性逐渐异化为狭义的交往对象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成为人和事物发展的主导价值,与之相得益彰的价值理性却逐渐式微。[18]因此,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要强化价值理性文化,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目标必要的乌托邦。

  一是政府应转变管理模式,注重为跨学科学术组织培育宽松环境并引导其发展,激发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的自主性。大学要明确强化主体意识,大学文化建设必须有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思想动力源,营造有利于保护学科知识自由健康生成发展的环境,立足学科内部发展传统和特有规律,根据大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布局建立校级或院级的跨学科学术组织,而不是一味迎合国家的项目导向。同时要鼓励大学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爱好自下而上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政府、大学和院系应给予制度保障和政策倾斜,提高跨学科学术组织内在竞争力。

  二是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建设不应以经济和物质效益等量化的标准作为学科发展的导向,应以大学学科知识创新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基点,寻求学科的内涵式发展。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不仅受到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解决问题的需求,还要面临学科内部对学科交叉综合发展的需求。所以在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和发展中,除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功利性目标外,还应从学科知识创新的内在逻辑出发,满足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内部交互需求。通过不同学科之间异质性知识的提供与获取,建立起多层面的知识共享机制,促进不同研究领域或项目中的知识资源互补,是大学跨学科发展的源头和重要目标[19],也是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发展目标必要的乌托邦。

  (二)完善国家学科管理制度文化,健全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

  政府要营造有利于跨学科学术组织制度建设的外部制度环境,完善我国国家学科管理制度。从国家层面设置跨学科学位制度,促使跨学科真正成为一个学科,以合理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编制岗位和人员配备,稳固跨学科组织在高校中的合法地位,从而健全跨学科学术组织的评价、项目申报和成果发表制度。

  一是建立跨学科学位制度,培养跨学科人才。调整目前学科专业目录代码,将新学科和交叉学科纳入其中,从而为跨学科建立一套独立的、科学的、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为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申请和成果发表奠定学科基础。

  二是国家级科研基金的课题申报设立综合交叉科学部,对跨学科研究项目进行优先立项资助。同时加大对跨学科研究的资助力度,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增加对跨学科研究项目资助的比例及经费额度,并在人才、项目、基地等各类评审中给予政策倾斜。

  三是为解决跨学科成果难以发表的问题,我国期刊应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借鉴美国跨学科专业协会设立新的跨学科期刊、版面等做法,增设跨学科性质的期刊,或开辟跨学科研究专栏、版面,改革期刊评审标准。跨学科学术组织也应积极寻求与一些行内顶尖期刊合作,为跨学科学者的成果发表提供支持。

  (三)树立协同创新的大学组织文化,建立跨学科学术组织资源共享机制

  大学单位制组织文化固化了大学直线式科层制的学术组织架构,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很难打破科层制而进行革命性的制度选择,应该在既有的组织架构中找出变革的突破口。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生存。”[20]因此,作为一种理性的改革路径,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和发展必须树立协同创新的大学组织文化,建立跨学科学术组织资源共享机制。

  一是以协同创新文化推动大学学术组织架构变革。“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构建协同创新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真正使不同利益追求、不同背景和身份的创新主体形成合力,需要打造一个能使大家都能认同的文化价值基础,形成协同创新文化。矩阵式学科组织结构可以作为大学学术组织架构变革和跨学科学术组织协同创新体构建的重要尝试。它是按照学科分化设置的纵向院系组织与按照课题、项目、问题等横向跨学科组织的有机结合。这种矩阵式学科组织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直线式单位制学术组织模式,克服了各机构间互相脱节的现象,能够做到合理调配资源。此外,基于协同创新文化,在国家创新战略指引下,以项目和协议为牵引,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应发挥知识创新的主体作用,与企业、政府等建立实体的或虚拟的动态联盟,构建超校园的跨学科学术组织协同创新体。

  二是以协同创新文化促进学科之间资源共享。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是打造协同创新文化的基本条件,可以通过设立高度集成、开放共享的跨学科研究平台等方式为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提供对话机制和交流平台。系统变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打破传统的单位制聘任结构,形成院校内不同学科研究人员自由流动和资源分配开放共享的机制。同时秉承协同创新文化的理念,从校内、校际和国际三个层面加快推进协同创新,促进资源共享,加强实质性合作,形成推进跨学科研究的强大合力,促进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

  (四)推动学科文化融合,促进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学科文化融合就是逐渐消解学科边界即学科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一些共性的文化。只有推动学科文化融合,才能真正促进跨学科学术组织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一是重构学者学科信念,探寻“共同认知参照框架”。学科文化的本质就是学科信念,在同一学科文化圈内的成员共同分享着本学科理论、方法、技术的信念,学科文化就是通过其强有力的价值与信念体系对学科成员的行为进行着规训和激励,使其在不断的熏陶和内化过程中选择着合适的行为方式,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进而导致对学科的承诺和忠诚。对于跨学科学术组织而言,就是要重构跨学科学者的学科信念,探寻赫伯特·克拉克所主张的“共同认知参照框架”,即共同认可的研究方法、技术以及专门的术语体系。每个跨学科学者除了恪守自己学科信仰外,还要具有理解其他学科知识、价值和信仰的能力。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是对所谓“共同基础”的整合,形成可供拥有不同学科信仰的学者进行交流的“共同认知参照框架”,从而达到跨学科研究学者的共同理解,实现其实质性交流与合作。

  二是形成跨学科文化,实现平等的学科对话。跨学科文化是跨学科学术组织成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跨学科学者接受彼此的语言符号、形成共有的话语、坚持共同的合作愿景是跨学科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准。只有跨学科文化的形成才能促进跨学科研究制度化的全面发展,因此,跨学科学术组织要致力于跨学科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学者应在尊重各学科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多科融合的价值观,正确看待学科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其他学科文化持开放的态度,并尝试去理解和逐渐接纳不同的学科文化。在合作的过程中找寻学科之间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学科价值观的共识,从而形成一套共同认可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这就是跨学科文化的生成,也是实现跨学科学者平等对话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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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