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卡里斯玛”是指在特定群体、特定学科领域中极具权威的学术“领袖”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其往往通过论文、课题和身份、头衔等多种形态表现出来。随着经济社会、信息技术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大学场域中，“学术卡里斯玛”的变化和转移，受知识的外在需求市场化、知识表达规则官僚化和知识的更新内需原创化等影响。现代大学“学术卡里斯玛”的培育与优化应着眼于：建立学术信仰，坚守学术人格;创新评价体系，引导学术成果功能回归;引导社会舆论，优化外部氛围。
关键词：学术卡里斯玛;内涵;形态;转移
当代学者们关注学术研究成果的转换包装逐渐多于知识本身的研究，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学术表现形态借助现代技术工具不断深度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内隐和精巧的权威控制和权力结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步衍生出了辩论、讲座、考试、课程、论文和课题等多种多样的学术表现形态。为此，笔者试图从学术表现形态的变化去诠释对教师及相关学者的影响，探求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中话语权的变迁。
一 、“学术卡里斯玛”的内涵与表征
(一)“学术卡里斯玛”的内涵
“卡里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Charisma”在宗教意义上是巫术的标志，代表宗教人物，例如祭司、先知和术士等角色，这些宗教人物由于神的赋予而具有某种超凡魅力;在政治经济领域，“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指的是武士、将军或国王。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借用这一词，主要是指某种“特殊的人格品质”，即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普通群众吸引在其周围成为其追随者、信徒的能力。这些代表人物往往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能够引导大众。例如在政治领域，“卡里斯玛”式人物指的是国家或政党领袖;在影视传媒圈里，又可以指影帝、影后或是高人气的流量明星。与其说“卡里斯玛”式人物自身客观上具有某种非凡本领，不如说是其追随者客观上自然崇拜。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则认为韦伯著述中的“卡里斯玛”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指某种“恩典的礼物”，即超自然赋予领袖的能力;第二，指某些群体、角色或物品具有的使人敬畏或神圣的特征;第三，在世俗的意义上，指某种人格特质。[1]在大学场域中，“卡里斯玛式人物”就是一种在特定群体、特定学科领域中极具权威、可以称得上是领袖的人，即学术的“领袖”，大多指学科带头人。这种人物所产生的影响力、感召力也被马克思·韦伯、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称为“学术卡里斯玛”。这种传统型权威具有先赋性和神圣性，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授予，而与之对应的理性权威则通过一整套的规则来约束。当“卡里斯玛”凝结于物时，比如“教授头衔”，原来的传统权威就发生了动摇和改变，特别是在洪堡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等研究性大学兴起时，理性权威随着世俗政府的不断介入而得到确证。克拉克通过研究型大学的产生阐释了传统权威向理性权威的过渡[2]。
在作为研究性大学发端形态的德国大学中，教授代表了理性权威。教授的任命由政府决定。政府采用的是一种“确认”的过程：由政府就相关职位确认“适当的人选”。这种确认适当人选的概念在学术任命中基本上是个新概念。这样，教授所延续的就不是某一个团体，而首先是一种体制。
由此可见，超凡魅力权威天生不具备稳定性，但这种“超凡魅力权威并不等于一种无定形的状况，它指的是一种明确的社会结构，有一个班子和一套适应领袖使命的服务与物资机构”[3]。大学类似于处于超凡魅力统治之下的一种组织，对教师和学者们的学术评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条件的左右，特别是受到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干扰。为此，笔者从学术表现形态的变化来揭示大学场域中“学术卡里斯玛”的转移。
(二)“学术卡里斯玛”的表现形态
从形式上来看，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口头叙述型，例如课堂讲授、辩论、讲座、小组讨论等;第二种是书面叙事型，包括笔试、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科研专著等主要以书面文字方式呈现的类型。结绳记事、泥板书、祭祀舞蹈等形式是古代先民记录经验、保存知识和教育后代的方法，大多为记录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经验。宗教训诫是西欧中世纪的典型教育形式。到近代以后，知识的专业化、科学化，又大大促进了大学学科和专业课程的发展。教育教学形式的不断变化，学术表现成果也随时代的发展出现新的表现形态。人类智力发展早期，神学占据统治地位，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借用神学的思维方式来解释;在人类思维发展的过渡阶段，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取代超自然的“神力”。
1.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辩论术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智者学派掌握比较丰富的经典文本，他们通过演说和辩论发展学生记忆、逻辑等方面的能力。这种汇报、口头对话和辩论的形式在文明早期非常普遍。智者学派看来，“辩论术可以在赢得公职、在一场政治讨论或司法诉讼中为产生这一种，而非那一种结果发挥关键的作用”[4]。辩论是一种通过心智训练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早期教育的重要形式，和讲座一样是主要的知识传递形式之一。雅典就以良好的演说能力作为衡量一个公民才能的主要标准，苏格拉底在吕克昂创办了第一所修辞学校，主要培养政治演说家和法庭律师这种具备辩论能力的人。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古希腊时期的辩论术就是考量学术行为及其学术水平的具体体现。即便到现代也还保留了答辩这一形式，学生要想获得学位，或是老师要想顺利完成自己的科研成果或论文，也需要进行解释并解答专家的提问。当一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聚集起一批门徒，他的观点和学说就有可能成为整个世界理所当然通行的规则和标准。当然，“卡里斯玛”作为能量不仅可以凝结于人，还可以凝结于物，如学士服、学术称号、教授职位等，现代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中仍然保留着校长、教授为毕业生戴学士帽、拨穗等行为，这也暗含学术权威。
2.作业与考试的传承
作业通常是教师给学生布置的练习或任务，包括实验、口试、书面作答、活动等多种形式。关于考试的最早记载源自于《尚书·尧典》中“亮试之以事”的记载。[5]然而，中国封建时期的考试，主要是指科举制度，是出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作为选拔和评价人才的载体，考试制度仍然在当今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更多的仍然使用笔试来给学生评定能力和决定排名。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教育，都被理解为一种由不断考试所组成的竞争体制。辩论的蔓延扩散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体制提供基础。大多数辩论都是为考试准备的，所以考试也大多带有辩论性质。[6]在西方十七世纪中期以前，“大型考试从属于学位公开辩论，1648年到1848年，随着考试成绩开始成为学士排名的依据，考试逐渐取代答辩，成为授予学士学位时的决定因素”[7]。特别是学术评分制度兴起以后，口试通常用于高级学位，笔试在考试中的分量大大增加，形成序列排名与量化评分的精致体系。
3.大学讲座制
在十一世纪，主教教堂的教士担任学校教师是当时一种普遍的习俗，西欧行会组织出现以后，为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开辟了新道路。学徒们围绕手工业生产的师傅们学习生产经验，逐渐产生行会组织。中世纪大学也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教师们通过对手工业者行会的模仿形成教师行会。由此溯源，大学讲座制的起源可上溯到中世纪时期的行会组织。[8]在中世纪时期(公元5世纪持续到公元15世纪)，教授座椅原为主教布道所用，主教端坐在教椅或座椅上解读经典或是朗读文本，充满仪式感和神圣性，后来教师行会借用该称谓，主教座椅慢慢向教授座椅转变。最后，“中世纪大学讲座教职经由宗教教化权威，向世俗学术权威移植和变迁”[9]。柏拉图学园、吕克昂的建立，齐国稷下学宫的创设、西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等，都曾体现早期讲座的风貌。一般来说，讲座上只有那些有资格、资历的学者才可以当众朗读或讲解经典文本，或者阐述自己的学说。
1809年，柏林大学在学部设立由讲座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并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得讲座组织成为德国大学最基本的教学科研单位，科研水平一度引领世界。[10] 讲座成为大学学科组织诞生以来的第一种组织形态，为分科教学、提高教学效率、方便学术成果的表现及教师晋升等提供了便利，并且沿用至今。讲座制是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重要制度来源，也是现代大学学科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4.课程与学科创建基础上的课堂教学
现代高深知识通常以课程的形式呈现。在西方，“课程”(curriculum)一词，最早源于拉丁语“currere”，意即“跑道”(racecourse)，其丰富的寓意为我们提供了多视角的解读方式。从静态、预设的“跑道”，到“跑”的过程与体验，人们关注课程开发以及对课程的理解，却忽视了越来越多的课程内容是如何累积起来的。学科通常是指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比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课程和学科的所指各有侧重，一个偏重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另一个关注对知识的分类。
课程的分化、整合与更新，学科规范的失衡与重塑，让我们重新审视用以组织和传播知识的课堂教学。克拉克认为，课程目录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是实现现代学术秩序的一个缩影和标志，是最为浓缩的学术文件，课程目录可以按照教授的资历排序，也可以按照科学系统的顺序编排。这种课程目录的诞生带有理性化的秩序色彩，现代学者们必须向政府部门报告教学和课程安排，这种做法使教授们成为政府监管的直接对象。课程也是进修学位的必要承载，并不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哪些课程和学科能够被接受和认同?哪些课程容易被追捧和被消费?这些都在随着时间的快速更迭而产生显著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和高新技术的进步，不仅催生新的学科设置，也带动旧专业焕发新的生机。
5.学术论文和著作
书面语是语言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区别于口语的语言功能，有各自的风格。大约十二世纪，纸张经由阿拉伯商人传入欧洲后，学生开始在纸上做笔记，而早期教徒做礼拜时，听众通常是不做笔记的。况且，在中世纪也只有教授或者是主教才有纸质书本，当然更多的也只是手抄的讲义或经文。书面语在相当长的时空上压倒口头学术文化后，学者们更多的是利用书面文字，借助思辨理性求证已经存在的东西，逐步建立包罗万象的普遍知识体系。论文和专著就是表现学者成果的典型代表。
学术论文，就是用科学、系统、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个问题的学理性文章，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著作类成果主要指公开出版发行的创造性文章，包括专著、译著和讲义的出版等;其次也可以包含编著类书籍，比如教材、工具书和集子等。我国知名高校普遍设立了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教师、学者编写的各级各类教材、教辅资料和学术专著。十七世纪的学位答辩要求学生从口试转变成为撰写对导师的文本进行辩护的论文,哲学博士学位的出现及其对学位论文写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使撰写学位论文逐渐成为获得大学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11]
当下，由于学术评价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个体学术权威的产生主要还是依靠出版物和书面学术论文、专家和同行审查、教授资格评定等方式，旧时的学术争鸣显然早已被取代。文书作为政府的重要工具，是实施官僚制的重要载体，书面文本已经体现出来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角力，从教育部、学校行政部门不断下发的纸质考核文件中也可以窥探。
6. 课题和项目
课题是提出并解决一个相对独立而单一的问题，多个相关性的课题也可以组成一个项目，也就是学界经常说的“立项”，因此有的人把“课题”称为“项目”，实际上课题与项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课题较为单一，项目则是由若干个彼此有联系的课题所组成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带有综合性的问题包。一个课题或项目从建立到完成一般经过以下步骤：撰写申请审批书、收到立项通知书、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科研成果鉴定、结题。各国大学及科研机构对科研项目的划分主要还是按照学科知识的标准，分为自然科学课题、工程技术课题、人文科学课题、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等。
从管理模式来看，国内外高校对科研项目的管理差异较大。在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的科研资助是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其次是私人基金，尤其是人文学科，更加依赖基金的投入。英国对大学科研的支持依靠“基于水平的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基于项目的研究委员会”[12]，被称为“双轨制”或“双重资助系统”。2012年，英国政府借助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建立了专门的REF(科研卓越框架)评估体系，增强对科研评估的引导和经费分配的公平性。我国高校科研项目的资金一般由各级政府审批补贴，纵向上可以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横向主要是由企业或个人资助的科研项目。
随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当代学术表现形态呈现出一种多元共振而不是一枝独秀的面貌，课堂讲座表现出多元互动的特征，新兴的课程和学科不断丰富。然而，由于评价机制的片面和单一，我国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和席位晋升始终与国家课题、教育部课题等重大课题挂钩，学术论文被过分放大，高校教师和学者都迫切希望通过申请学术项目、挂靠基金或到某个研究所任职，来强化其自身的“卡里斯玛”。多数有志于教授席位的教师过度关注专业学术的建设，忽视了教学学术的培养。依靠雄厚项目资金造就出来的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成为新的学术带头人，从而孕育出新的“学术卡里斯玛”。新型“学术卡里斯玛”的强弱也成为各大高校彰显其师资队伍力量大小的最大确证。
二、大学场域中“学术卡里斯玛”的变化与转移
(一)知识的外在需求市场化
高等教育是一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学科。前工业化时期，高深学问为的是知识本身的目的;后工业化时代，知识进入市场逐渐商品化。知识表达形式由口说言传向书面化方向递进能更好地适应商品市场交换，但是当知识的性质不再单纯，高等教育的目的也不再纯粹，而是“越来越具有商品供应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13]。知识外化为商品后，“知识者经由心智训练获知的原则失效，知识不再以本身为最高目的，转变成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14]。谁最快拥有对知识再生产的能力，便控制了竞争的主动权，知识的商品化使得知识的生产者和接受者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在此背景下，知识不再是根据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得到开发研究和传播，而是以被动的姿态进入社会关系网，参与权力角逐。德国、美国等国的大型研究所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没有强大的科研经费支持就难以为继。科学研究走向市场，知识产业化成为大学科研的使命。这种趋势使金钱左右了科研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个人的学术生涯成为一场疯狂的冒险。
互联网与现代科学技术纵深发展，大数据在社交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帮助下，知识以商品的形式活跃，市场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越来越重要。不管是高校工作者还是社会中介，瞄准学术期刊利益市场的人越来越多，审稿费、版面费、加急费等反映了期刊市场化的运作，学术研究严重受市场经济影响。知识商品化使得部分常年坚持坐冷板凳的教师逐渐边缘化，社会地位无形降低，话语权甚至被网红型、段子型教师剥夺，知识无力成为普通教师的共识。由此，学术界普遍遵循“效用”标准，趋向有利于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取向，整个知识界充斥着功利主义的色彩。当代学者擅长使用各种图标和计量工具，颠覆、取代甚至是消灭了传统叙事与口说艺术，而工具的意义又在于方便人们自由选择当下最便捷的沟通方式。由此可见，知识表现形态转变下知识的商品化推动了“学术卡里斯玛”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变。
(二)知识表达潜在规则官僚化
“范式是共有的范例”。[15]一种范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将其理解为可供效仿的一种固定模式或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模式。对学术表达方式的研究而言，这种所谓的范式就是学术水平表现形式。当然范式的形成也是一个学科达到成熟的标志，大多数学者都是借助某种固定的范式来表现自己的学术成果。在高等教育发展的早期，人类文明尚不够发达，西方学者或中国古代的“士”更多地采用口头言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当某种书面符号被认定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或掌控者便拥有了话语权。因此，做好文章、写好论文成为目前一种可靠的变现手段，也是一种通约的范式。然而，很少人思考过知识背后的话语以及范式身后隐藏的约束力。
猴子吃香蕉的故事告诉我们潜在规则的力量。尽管饲养员逐一换掉了原来所有的猴子，但是新的猴群中每个猴子都因为试图去拿取香蕉而被打，从此，不能试图去触碰香蕉成为这个群体中的潜规则。米歇尔·福柯曾提出“规训权力”的涵义：“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形式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可以被各种机构或体制接过来使用……。”[16]规训权力展现出来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范式，它描绘出一整套的技术、方法、方案和数据向我们施展权力的力量。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潜意识告诉你游戏法则是这样，且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循着参与者之间的契约。
“从欧洲传统大学到现代德国研究性大学，教授作为‘学术卡里斯玛’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其确证方式与过程却有着本质性差别。这一结构性变迁过程是在伴随世俗政府取代宗教而成为社会权力中心的背景下产生的。”[17]政府通过系列法律政策、资金补贴等方式介入大学学术事务中。教授的任命由政府决定，若想要得到任命，必须符合系列政府官僚化标准，由政府就相关职位确认适当的人选;学者若要成为“学术卡里斯玛”，也必须满足政府理性化条件的设计。政府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配套奖励机制，对候选人资格的规约，使其站到了科学研究的前台与最高点，为国家级科研项目作为科研的“学术卡里斯玛”奠定了组织合法性基础、技术合法性保障与坚实物质支持。在高等学校组织观念及其实践场域中，国家级项目的科学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主流，没有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科学研究者也很难在学术职业道路上畅通行走。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说，获得项目资助的级别与总额更为重要，研究成果对解决问题和催生新知识的贡献被忽视。在这种气候下，面对收入等各方面压力，学者们内心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即把资助研究看得比非资助研究更有价值。[18]这也是当下高校科研普遍注重以任务为导向，设置有限期的项目制科研岗位的主要原因。
(三)知识的更新内需原创化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语法规则和话语系统，后现代科学的任务是促进小叙事的发展，为人类生活编制丰富的意义。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终身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灵活的学习方式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改进和丰富。后现代知识的不可通约性，人们对差异的包容和对小叙事的尊重都推动个体“卡里斯玛”的快速增长。超大规模的公立性综合大学是否将为自身的局限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而走向衰亡尚且不知，但是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宏大叙事的式微，个性化表演的崛起是毫无疑问的。近年来迅速风靡的慕课、微课堂等在线教育形式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知识爆炸的今天，表达窗口不断推陈出新，在网络媒体日益大众化、数字期刊不断涌现的当代，通过传统范式来表现自己的学术成果似乎越来越难被人们接受。以何种学术形式来表现业已完成的学术研究以及如何展示学术成果，对学者本人和学术期刊而言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而迫切。[19]因此，作为表现学术成果的必要方式，学术表现形态也需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如果一个学者只是满怀激情，努力工作，却没有灵感和创新成果，那么他在学术上也不会有太高的建树。事实上，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学术形式已处在一个不断摒弃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的过程中，并且渗透着权力角力的寒气。
当下，教师的人格魅力被不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所削弱，“知识”成为进入这个时代的交易入场券，掌握与后现代社会相关的知识及其语法规则的人能把东西推销得更好。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无法被表达出来，就可能遭到抛弃或搁置。并且，知识有且只有按照一定的范式标准被转译为“信息量”进入新的渠道后，才可能成为可操作的标的。个人或小集体的微博、公众号等学术型自媒体的繁荣都可看作是学者个体“卡里斯玛”的复兴。
学者们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紧跟潮流，不断加强原创性。通过知识原创化促成教师作品的原创性，是现代学术体制的典型特征，也是教师们获得“卡里斯玛”权威的基础。当教师拥有了独具一格的原创性作品，才有可能在圈子里甚至更大的范围产生“学术卡里斯玛”权威，进而获得“任命”及金钱方面的效益，逐渐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现代大学“学术卡里斯玛”的回归与优化
(一)微观层面：建立学术信仰，坚守学术人格
作为学者，尤其是在领域内有一定话语权的知名学者，在评优评先过程中往往不知觉形成虹吸效应，鲜有人会质疑其学术能力。为尊者讳，人们常常恰当地忽略掉学术大牛自身素质或人格水平上的瑕疵。但是，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教师和学者不论在事业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污点一旦被曝光，往往会迅速传播，给自身和学校都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广大师生应恪守学术良知，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坚定学术信仰，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坚守自己的学术品格。
(二)中观层面：创新评价体系，引导学术成果功能回归
当下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教师和学者个人魅力被潜在的学术规训制度所削弱，被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所牵绊。为此，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做出适当调整。
首先，要摒弃不合理的评价标准。当下高校科研评价过分地强调论文的数量和等级，强调一篇论文有多少注释和参考文献;看重是否有课题有支撑，作者本身是否有较高的学术头衔和学术地位;发表之后的转载率有多高等等。这都是形式主义学术，是伪学术的表现，影响因子设计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衡量知识价值。为此，要丰富评价标准，注重成果的效益，并根据研究内容确定评价周期。
高校管理和评价也要充分尊重师生的劳动成果，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营造自由公正的学术研究环境，鼓励师生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自由表达。发表论文是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课堂教学同样也是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而且应当是大学最为原始、最为基础的表现形式。
其次，充分利用“互联网+”，建设多元评价系统。通信技术的便利极大地增进了同行交流，同行评议、专家组和第三方机构等均可在统一平台共同参与，避免机械量化地去审议评价成果，增进了公平性和客观性。目前，“评审代表作制度”将人才的代表性成果作为评审的主要内容，注重考察成果质量，淡化论文数量要求，在克服量化评价和同行评议方面的缺陷具有一定的效果。
第三，综合考虑，打破单一的评价结果。众所周知，论文发表的质量、数量及被引率，几乎成为教师在申请课题、评定职称、获取项目资助金额等级的决定性影响因素。从长远发展来看，学校需要激励大批教师服务于人才培养，而不是单纯选拔几个高精尖。为此，课堂教学、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综合素质等多方面都应该体现在评价之内。
(三)宏观层面：引导社会舆论，优化外部氛围
“互联网+”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追名逐利的风气，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背景和世界大学排行榜(US News、QS、THE)的盛行，使得教育的领导者们一度陷入一种效率与声誉的矛盾境地，再加上学术成果指标化，社会对贤才的渴望变成了比快、比量的学术竞赛，学术垃圾、学术泡沫泛滥，高校和政府公信力降低，现代大学教育培养人的职能衰退，“学术卡里斯玛”让渡于评价制度的规训。为此，在社会范围内，破除以“学术头衔”“人才帽子”“身份关系”定薪酬待遇的制度规定，开展论文买卖的打假行动、规范学术市场，引导社会舆论、回归对人才本身的尊重，十分必要。
四、结语
真正的学术不应当拘泥于形式，真正的学者也不会趋从于压制。尽管“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不得不面对官僚体制和市场经济所形成的种种精神压力，体制中的学者们还是得通过各种学术形态来博取属于自己的“学术卡里斯玛”。所幸的是，丰富的学术表现形态和自由愉悦的接受方式有助于学问探讨过程中的人格平等和有效对话，并且每个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来的人都应该享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也许人们是会质疑一些表演式的知识传递形式来充当严肃学问的范式，但我们不能以一种或略多几种话语的权威去约束其他模式的发展，限制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特别是在学术研究的领域，更应该是一个不评判外在包装和表现，只看重内涵的地方。未来“学术卡里斯玛”将逐步挣脱传统身份等级观和行政权力的影响，而更多地受到知识经济规则和学者个人超凡魅力的影响。在新的学术评价观里，不存在任命、罢免和升迁，具有相同特质的学者以其对超凡魅力领袖的尊重和信赖，自动形成超凡魅力共同体。在这里，不存在社会特权，不看重关系背景，高深学问将变得更纯粹，同时也更加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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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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