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友资源开发的拓展：教育评价困境与破局

　　摘要：校友资源是高校的宝贵资源。如何对校友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然而，目前高校对校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受限于校友的支持能力和意愿，亦受制于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价值追求，面临着双重困境即校友对高校的资源支持困境及高校对校友的资源回馈困境。面对困境，要实现对校友资源更有效及更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高校必须重视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第三维度”，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作用。

　　关键词：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双重困境;教育评价

　　在教育研究领域，“校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致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校友概念作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界定。[1]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文所指的高校校友是曾在同一所高校接受过系统教育或培训的各层次、各类别的学生，以及曾在同一所高校工作过的教职员工等人员。校友资源则是指校友自身作为人才资源的价值,以及校友所拥有的财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等资源的总和。[2]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提高，办学资源来源的进一步多元化，校友资源对促进高校发展的重要意义不断得以彰显，校友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

　　我国高校校友工作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校友工作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兴起和深化。2003年9月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获得民政部的批准成立，推动校友问题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特别是“校友资源”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学界掀起一波从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视角来研究校友问题的热潮。[3]不过，无论是实践探索还是理论研究，高校校友工作的中心仍然停留在如何提高校友捐赠上，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对象主要还是能为高校提供财物、社会关系支持的“杰出校友”。校友资源开发利用要取得好的效益，校友掌握资源是前提，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愿是关键。于是，提高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愿，特别是校友的财物捐赠意愿，成了高校校友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成了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点和主要目标。然而，没有支持意愿或没掌握可供高校利用资源的校友有没有资源价值?是不是没有掌握优质资源的“杰出校友”或“杰出校友”较少的高校，就难以保证其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益?如何在校友缺乏客观支持能力和主观支持意愿的情况下，发挥校友对高校的资源支持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可拓宽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路，在目前校友资源开发利用所面临的困境无法根本消除的情况下，不失为进一步提高校友工作实效的有效策略。

　　一、资源的获取: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维度

　　历史地看，高校把校友看作是办学资源的供给者，直接原因在于校友为高校提供财物支持。比如最早的成熟的高校校友会在美国的出现，就是为了组织校友向大学捐款以解决经费问题。1821年9月5日成立的第一个正式的校友组织——校友协会(society of alumni)即是为了通过筹措资金拯救濒临倒闭的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进行削减，导致了大学对校友捐赠资金的重视甚至依赖。[4]高校对校友捐赠的重视使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校友问题研究热潮，也是围绕着校友捐赠行为的形成原因、规律等问题展开的。[5]在我国，政府曾经是高校几乎唯一的资源供应者。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进，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渐扩大，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个人财富的积累，为高校获得校友捐赠创造了条件。20世纪九十年代，清华大学(1994年)和北京大学(1995年)先后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高校基金会，高校社会捐赠尤其是校友捐赠开始成为高校获取办学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人们对校友资源的多元价值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校友资源中的财力资源仍然是我国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目标，校友捐赠依然是高校校友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长久以来，在包括高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在不知不觉地认为，校友捐赠就是校友工作，校友工作就是校友捐赠。”[6]事实上，争取校友捐赠普遍成了高校开发校友资源的主要动力、目标和工作内容。

　　现实地看，办学经费的短缺似乎是所有高校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对增加办学经费的渴求，使高校对来自外部环境的资源支持特别是经费支持产生依赖。这是由高校特殊的组织属性所决定的。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其使命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它无法通过向社会“售卖”自己的产品和成果以换取办学资金来支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使得它成了一个生存和发展资源高度外向依赖的组织。资源短缺，是高校面临的常态，尤其是办学资金的短缺，成了大学一直面临的“世纪难题”[7]。正如有学者所言，“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本质上不属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组织，但却彻头彻尾是一个需要足够资源才能维持和运行的组织，在精神上大学需要高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有资源依赖的需要”[8]。

　　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校友工作之所以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直接原因在于高校期待校友捐赠带来经济支持。但后来人们发现，校友除了可以为高校提供经济支持之外，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而且有些可能比单纯的经济支持还要重要。有学者总结了美国高校校友研究可应用于五个方面：一是经费筹集，二是招生就业，三是提高学校声誉，四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五是改善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9]随着人们对校友资源认识的拓展，校友捐赠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包括校友对母校提供物质、智力、精神等多方面的捐赠[10]。“校友资源”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突破校友工作限于校友经济捐赠的局限性，大大拓展了校友对高校发挥支持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就目前我国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校友把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赠予高校，为高校的发展直接提供资源支持，即校友捐赠;二是校友积极营造对高校发展有利的社会环境，包括舆论环境、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为高校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高校获得更好的外部资源支持;三是校友自身作为高校教育活动的“产品”，“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以及学校的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反馈信息对于学校改进人才培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1]，是对高校办学成效进行监测、评价和反馈的重要资源。

　　这三个维度从不同的角度为高校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然而，目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探索者，都把关注点集中到了前两个维度，对于第三个维度，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毕业生的反馈关注不够……校友资源信息应用到高校教育质量改进的并不多见”[12]。而与此同时，目前的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着双重困境，这凸显了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重视“第三维度”的必要性。

　　二、资源交易的局限：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双重困境

　　(一)能力及意愿局限：校友对高校的资源支持困境

　　无论是校友向高校捐赠财物，还是校友为高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都取决于校友是否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备支持高校的能力，或者拥有支持高校的资源;二是具有支持高校的意愿。校友对高校的支持能力的高低与高校对校友在校期间的培养有相关性，但高校往往无法把握和预测，而且校友的支持能力的提升并非校友工作的结果。于是提高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愿成了校友工作的重要目标。为了得到更多的校友资源支持，高校往往更青睐于拥有优质资源的校友，因为只要能激发或提高这些校友的支持意愿，这些资源就可为高校所用。于是，校友资源的开发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提高校友对母校的支持意愿上，校友资源的利用则被局限在高校对校友所拥有的资源的占用或者借用上。

　　对有较强支持能力的校友的青睐，导致了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精英依赖”。校友资源的获取主要依赖少数“杰出校友”，而对更多数的“普通校友”则往往关注不多;数量更多的“普通高校”与名牌学校相比，由于“杰出校友”更少，校友资源的开发效益普遍偏低。这种“精英依赖”忽视了多数“普通校友”的资源价值，其后果是“这些校友对母校的发展和关注渐趋降低，参与母校发展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对高校而言，也失去了从最大校友群体获得支持的渠道”。[13]不过，对精英校友的重视，不仅普遍存在于我国高校，国外高校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比如，美国一流大学的校友捐赠无论是捐赠数量还是质量相较于一般大学而言都更为优质，而且研究也表明校友捐赠水平虽与学生的第一毕业院校高度相关，但更倾向于捐赠精英高校。[14]但如果大多数的“普通校友”的资源价值无法得以充分彰显，将极大限制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对此，有学者呼吁，高校要以平等的校友文化将所有校友团结在一起，吸收每位校友参与学校事业发展。[15]

　　而对校友支持意愿的期待，往往导致“校友—高校关系预设依赖”。校友与高校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然而高校往往有意无意地预设校友对母校都必然怀有感恩之情。如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对校友捐赠进行分析，认为校友社会资本对母校而言是一种“或有债权”，隐含着一种待偿“义务”，而这种“义务”的履行只能靠人情来维系，所以校友捐赠是一种“人情式契约”，校友捐赠的实现，是“或有债权”的兑现和“人情式契约”的履行。[16]

　　这种分析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解释了校友捐赠行为的发生缘由，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校友捐赠行为的发生机制，也的确是一些校友为高校提供支持的真实原因。但事实上，校友未必都会对母校持有积极的支持意愿，校友与高校的关系也未必都是良好的。李俊义总结了高校与校友四种类型的认同关系即互认恒常型、双强双趋型、强趋弱避型和双弱双趋型，指出了校友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校友对高校而言，所发挥的并非都是积极的影响。比如双弱双避型的校友—高校关系，表现为高校与校友彼此的认同强度不高，高校不愿提及校友，以隐蔽或公开方式划清与校友的界限;校友缺乏对母校的认可，表现为公开场合不提及母校或回避母校的名称。[17]

　　在“校友都对母校怀有感恩之情”的关系预设下，高校把“校友”想当然地看成“慈善捐赠者”或“办学资源自愿补充者”，在与校友的交往中往往表现出目标的功利性(如仅看重校友作为捐助者的价值)。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我国校友资源开发中出现了一种偏颇之论，认为校友是高校多因素努力的结果，校友资源的积累是高校学术资源投入的产出，校友对母校‘反哺’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回馈’‘感恩’‘慈善’构成了传统校友文化的核心语境”[18]。因而，有学者呼吁必须突破校友和高校的这种功利性“募捐—捐赠”关系模式。“否则，我们的大学总有一天会发现，现实的校友工作很难建立在‘校友总会对母校怀有感情，总会回报母校’的假设之上，也会发现校友捐赠并不总是能够稳定、持续的增长。”[19]

　　基于此，一些学者呼吁高校应该努力构建一种交互服务模式实现双方互惠共赢、共同发展[20]，或主张构建校友资源与高校学术资源的共生机制，实现校友与高校双方资源的共享共生[21]。总而言之，就是要构建校友—高校双方共赢的关系，努力构建“命运共同体”或者“利益共同体”。然而无论是构建何种共同体，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始终无法遮盖两者利益或者资源的“交易本质”。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之所以具有“交易本质”，是由于高校作为一个组织，必须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为了获取所需资源，组织必须与环境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交易”[22]。但是，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这种交易，也往往给高校的办学自主性带来挑战，面临“当大学最自由时他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它则最不自由”[23]的两难处境，使高校陷入对校友的资源回馈困境。

　　(二)回馈局限：高校对校友的资源回馈困境

　　为了克服校友支持能力及意愿局限的问题而提出的建议，往往都主张构建校友—高校良好的利益互惠关系，以保证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

　　这种主张显然受到了互惠利他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影响。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1971年提出的互惠利他理论指出，非亲缘利他行为以互惠为基础，合作的出现是因为利他者期望自己的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可以在日后某个时间给自己带来利益补偿。资源依赖理论是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菲佛和萨兰基克认为，组织无法做到资源供给的自给自足而对生存条件有完全的控制力，“为了获取所需资源，组织必须与环境中的其他因素进行交易”[24]。

　　构建校友—高校的利益互惠关系，意味着高校和校友双方都有进行资源交易的需求，而校友对高校的支持意味着要把自身拥有的资源让渡给高校或为高校所借用，是一种利他行为。对校友来说，如果只有对高校的资源给予而没有需求和利益的回馈，其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但高校能回馈那些给予它资源支持的校友们什么?或者说，高校能用什么来与校友进行资源交易?

　　从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功能来看，高校能回馈校友的主要是在培养人才、业务合作、技术支持等方面。当然还有两种隐性的回馈：一是高校本身是校友之间实现利益和需求交互的天然平台;二是高校可以帮助校友实现某种情感满足，比如校友纯粹的慈善情怀。

　　但是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组织，良好的社会声誉及追求卓越是它的价值追求，这决定了高校对校友的这些回馈是有底线和顶格的。对我国高校来说，其底线就是不能改变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其顶格就是不能损害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提出了“四个服务”的明确要求，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也是向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出的具体要求。高校与校友之间的“资源交易”不能突破这条底线。同时，这种交易也不能损害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在美国，高校成立校友会、重视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摆脱政府的控制。比如哈佛学院(Harward College)在1840年8月26日成立校友会，于1852年开始为大学筹款，1865年完成了“哈佛摆脱州政府控制的任务”[25]。然而，这显然不是中国的高校开发利用校友资源的目的和方向。本来高校获得校友的支持，其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加强自身的办学自主权，但接受校友资源支持往往意味着“吃人嘴软”，须避免出现校友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干预高校治理的情况。对此，有学者警惕地指出，校友工作应“杜绝校友假借校友工作委员会的名义或趁校友会工作之际拉帮结派，把校友工作沦为违法犯罪及实现不良企图的‘温床’”[26]。这就是说，高校对校友的回馈空间是有限的，也意味着高校不能仅靠与校友的资源交易来获取校友的支持。因为“无论是公司、基金会还是个人捐赠者，假如他们只是有为大学捐钱的机会，而钱却只能按照大学的意愿来花的话，他们都不大会给予捐赠的”[27]。

　　对高校来说，无论是通过激发校友的母校情结来提高校友的支持意愿还是通过“资源交易”来构建校友—高校的利益共同体，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这两个维度都涉及到“资源交易”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的作用，就成了克服前述双重困境、实现对校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解困之策。

　　三、可取的解困之策：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作用

　　从构成来看，校友资源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校友群体自身，二是校友所拥有的资源。从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维度来看，高校从争取校友捐赠和校友为学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两个维度来对校友资源的“开发”，实际上是把校友所拥有的资源转化为可供高校利用的资源。而对校友资源的“利用”，则实际上是对校友所拥有资源的占用或借用。这种转化、占用、借用，意味着校友所拥有资源的消耗或者折耗。正因此，才需要借助“资源交易”来维持其持续性，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种交易存在难以突破的困境。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对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针对校友所拥有的财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会影响力，对校友自身作为高校教育评价和反馈的资源的价值往往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是校友所拥有的资源尤其是财物资源是高校可直接利用的现成资源，而这也是高校最紧缺的资源，短期内即可产生开发利用效益。加之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第三方组织公信力有待提高[28]，高校办学评价结果对高校治理的反馈机制(如高校外部利益关系者信息反馈机制尚未建立)[29]、校友自身所蕴含的信息反馈功能无法得以充分发挥，这也意味着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缺失了一个维度，制约了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教育评价是根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或教育目标，运用可行的科学手段，通过系统地搜集信息、分析解释，对教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不断优化教育和教育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教育评价在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誉为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30]在我国，长期以来高校内部开展的教育评价主要针对教学工作、课程、教师、学生等对象开展评价，重点主要放在对“教师教得怎么样、学生学得怎么样”的微观评价，而针对高校治理水平、发展决策科学性等宏观评价长期以来被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工作考核、评估所代替，既缺乏高校对自身的宏观评价和把握，也缺乏独立专业的第三方组织评价。直到2015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我国高校的第三方评价组织才得以规模化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第三方评价组织中，非完全第三方评价组织基本上承接的是此前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而更加具有独立性的完全第三方评价组织由于在商业化浓厚、营利性质明显、评估公正性欠缺等方面受到质疑，其评估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一直不足。[31]

　　校友与高校产生联系并进行交往，除了校友工作所起到的联络作用之外，从利益关系人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的视角来看，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学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而“大学生只要选择了某所大学，将终生成为该所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校友是高校的关键利益相关者”[32]。作为高校的利益相关者，校友除了可通过“资源交易”来表达利益的关切，还可以作为高校教育评价信息反馈者来彰显这一身份。

　　在目前的校友工作中，并非不重视校友的评价反馈。例如很多高校经常通过召开校友座谈会、学校发展研讨会等方式了解校友对学校的评价。这种评价可充分发挥校友作为高校治理“智囊团”“外脑”的作用，以提高高校管理效率以及治理水平。美国耶鲁大学发生的重组事件就始于校友对于学校运行方式的不满，特别是对学校保守管理的不断诟病。1917年秋，校友委员会调查发现大学的账目和财务、管理机构和入学考试、制度成效以及本科生课程目标和特色都存在问题。于是耶鲁大学聘请有影响力的知名校友成立大学发展规划校友委员会(Alumni Committee on a Plan for University Development)为学校的改革发展提供咨询意见，最终于1919年正式实现了耶鲁大学的重组。[33]这是校友发挥智囊团作用的经典案例。校友对学校的办学成效进行主动评价、对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或者进行监督，是校友对高校的主观教育评价。

　　但事实上，我们还应该重视校友对高校的客观教育评价。客观评价则是校友的“无言评价”，既包括校友的工作单位、社会关系密切人对校友的整体素质与高校教育的关联性的评价，也包括校友群体毕业后的生涯发展情况对高校办学水平的客观检验。这种“无言评价”客观存在，无需校友本人主观言说，但却是对高校治理水平、教育成效的最真实评价。然而这种评价不容易获得，必须对校友成长轨迹密切关注并收集海量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地梳理、总结、分析才能把握，因此它的获得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例如通过校友离校后的表现与高校的教育行为效果的关联性研究，可以对高校的教育行为进行客观的综合评价。在这些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比如，美国高校校友会的主要职能已经由过去的单纯筹措教育经费拓展到创造条件让校友参与学校管理、吸纳校友参与学校的发展规划、收集校友对大学教育满意度信息等方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则资助专门机构开展对高校毕业生的四项调查，包括毕业生去向调查(GDS)、毕业生课程经验调查(CEQ)、研究生科研经历调查(PREQ)以及毕业生轨迹调查(GPS)，以收集毕业生、雇主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反馈信息，了解毕业生对大学教育的满意度，以及雇主对大学毕业生的满意度。[34]国内也有高校开展了相关的工作，比如清华大学曾做过多次大规模的毕业生调查，校友们为学校专业设置、学科布局、培养目标的调整以及完善对学生的培养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反馈信息，为学校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35]

　　高校要获得和把握宏观教育评价，有多种途径，也应该充分发挥不同途径的综合评价作用，但是校友作为重要的评价信息承载者及供给者，是高校开展宏观教育评价研究的重要资源。校友发挥教育评价和反馈作用，既可摆脱能力和意愿的局限，又可摆脱资源交易的局限。在这个维度中，每一所高校的每一名校友都可以彰显其资源价值。而且相对资源的占用和借用，立足于校友本身所蕴含的资源价值的挖掘，似乎更切合“开发”的本意——“用垦殖、开采等方法来充分利用荒地或天然资源”[36]。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特别是客观教育评价和反馈作用，是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维度，应该纳入高校校友工作格局中，作为高校校友资源开发利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高校应从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和发挥校友评价及反馈的作用。无论是校友的主观评价还是客观的“无言评价”，都是对大学治理水平和能力进行检验的重要维度。充分发挥校友的教育评价及反馈对促进高校内部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高校治理效能，是高校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其次，高校应完善高校校友工作的组织机构，为实现校友信息收集的全程、全员有效覆盖提供组织保障。目前我国高校负责校友工作的机构一般是校友会，根据校友会与学校的依存程度的不同，分为独立型校友会、半独立性校友会以及混合型校友会。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校友会，都存在专职度不高、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高校校友工作的要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把校友会办成美国顶尖大学那样的校友会存在体制、文化、政策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根据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高校应该成立学校党委校友工作部，与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以及离退休职工工作处、高校校友会、发展基金会等部门一同承担不同对象、不同阶段的校友工作。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成立校友工作委员会，专司参与校友工作的各部门的协调和统一领导，从而为建立高校与校友深入、持续、全面的联系以及建立详尽、科学的校友信息库提供组织保障。

　　最后，高校还应构建校友教育评价反馈的收集—研究—应用机制。校友信息库包含了校友的教育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与高校办学成效之间的相关性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把握和澄清。研究成果的应用，则主要在于改进人才培养方式，提高高校校内治理水平以及改善高校与校外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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