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博士生教育之省思

  摘要:在整体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情形下,博士生教育培养的质量疾患逐步暴露出来,其中,文科博士生教育的问题较为显著,发展矛盾尤其典型。因为学科边界不清和办学盲动而诱发似是而非的教育行为,又由于标准的模糊和资源的诱导致使学科边界进一步失守。文科博士生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离“专门化”轨道并疏离“高精尖”特征的倾向。质量重建需要正本清源,通过创设理想的博士生教育生态系统,从“谁来教、谁来学、谁来办”等基本问题入手,不断调整完善“招生入门、培养过程以及毕业出口”等质量环节,努力建设真学科,聘到真导师,引来真弟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质量保障体系,有效促进教育风气改变,稳步提高培养质量,继而使得文科博士生教育名至实归。

  关键词:文科;博士生教育;教育质量;名符其实

  教育质量保障是永恒的话题,但是这一话题在不同时空、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以及不同的语境里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诉求。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最高层次的学业形态,中国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近年来逐步显现,一系列极端的质量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不需要提及更久远的历史,时光仅需回溯一个时代,在二十世纪末,如果听说谁是博士的话,所有人立即会投以仰慕的眼光,报以钦佩的神情,因为这个封号代表着高深学问,彰显出文化精英的标签,享有这一称号的人或学识渊博,或思想精深,绝非一般人所能及。进入新世纪,一转眼五分之一的时间又过去了,拥有博士头衔的人已经充盈于校园内外,是为常态。相应的,坊间的认可度也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时下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被称为“博士”的人无非多读了几年闲书而已,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高”,也不“精”,更不“尖”;“少数”在规模化业绩和光鲜名号之下生存的博士,钻研学问稀薄于原创,探究人文远离于情怀,高谈社会欠缺于思想;科学实验疏于理想的导引,教书育人少有沟通的艺术。缘何如此?

  毋庸置疑,中国近年来的博士生教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与此同时,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品质与规模发展间出现的反差与不适也相应成为了业界的反思热点。如若从学科内部隐含的深层次问题挖掘下去,不难发现不同学科专业的博士生教育质量表现其实不一样,虽然都属博士生教育的范畴,但文科培养的问题显然与理工科教育迥然相异,因此在统一的质量诉求下很有必要进行单独的反省。本文在充分肯定文科博士生教育整体业绩的前提下,仅就局部质量症候展开点滴议论,以为商榷。

  一、良莠不齐:文科博士生教育差强人意

  论及博士生教育培养及其品质,可以取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切入分析。总体上看,博士规格的教育质量标的还是有明确规定及核心指向的,虽然这种标的并不一定能够用简单化、数量化的指标甄别出来,用一句俗话来表达,就是“要像个博士的样子”。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并如愿获得博士学位,少不了专业攻读的志趣,具有厚实的学科基础,兼备相应的学术经历,还要经受严谨的学术磨炼,随时迎接苛刻的学问筛查,并始终知道且能够栖身于本学科的学术前沿。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情并非人人可为,更不是人人能为。作为学术金字塔尖的教育类型,决定了博士生或博士只是人群中的少数分子,学有规矩,问有逻辑,符合逻辑、遵守规矩方可学有所成。当前,在文科博士生教育领域凸显的质量问题不容小视,某些已经在读的博士生或者已经头顶桂冠的博士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淡漠理想、疏于责任、缺少情怀、远离学问、逃避训练、不循规矩等症候,以至于其中的一些人“除了自己的专业不懂,其他的什么都懂”。

  如果只用一两个辞藻来描述博士教育特征的话,显然离不开“专门化”和“高精尖”。满足了这两点要求,才可以成为与博士名头相称的“专家”,而不是时下流行的“砖家”。能够成为博士者,或博约或精深,大都应该位于某一学科专业金字塔的上端,其学科基座坚实,学问关联有度,学术前沿凸显,探究方向明晰。绝不可以稀里糊涂,似走亲戚逛市场般随便串门。农学、医学、工学、理学、天文地理各有其途且泾渭分明,可以相互借鉴交叉,但却不能够轻易涉足,隔行如隔山。而文科专业却完全不是这样,政治学可以指导社会学,社会学可以关联人类学,人类学可以联动民族学,民族学离不开历史学,历史学可以牵涉经济学,经济学可以结合法学,法学脱不了哲学,哲学造就了文学,文学激发了艺术学,艺术学打通了教育学,教育学关乎到管理学,管理学再联动一切,循环往复,无始无终。

  在大文科领域,无论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乃至在所属的专业或更细微的培养方向上,如要检讨博士生教育质量的话,断然绕不开“谁来教、谁来学、谁来办”三大基础问题。反观现实不难发现,当下的文科博士生教育似乎是经不起拷问的。

  首先,谁有资格指导博士生?简单说来,现在的博士生导师可以粗略分为三款:其一是志向恒常、潜心书斋、专于学问、关注社会、秉持个性、清心寡欲的科班学者;其二是上岗指标齐备、课题等身、C刊丰硕、资质合格、顺理成章受聘的教书匠;其三是具有“不可比”特征,能够曲径通幽,取不同路径汇入的各色兼职博导。第三种人构成十分复杂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不乏有教研人员提拔起来的双肩挑干部,还有许多“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所谓柔性引进人才,更有一些在校内由于工作安排错位又特别想当博导的正高人员,有人甚至在A学院任职,在B学院任课,在C学院指导研究生。在这种情形之下,谁有信仰和威望引领新人,谁有水平或才情激励后生,谁有资格或能力指导博士,谁有精力或时间沟通弟子?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次,谁有资格攻读博士学位?这个问题十分关键,人与人相近,才与才不同。杀鸡宰牛屠龙各有其术,也各具风采和成就。金字塔尖的高学历高学位并不属于大众产品,并非人人都要攀附到顶,手到擒来。探究人文雅韵,辩驳社稷学理毕竟是茫茫人海中少数人的事,因此能不能让合适的人有机会去做适合的事,也就成为现代开放社会以及教育大众化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文科博士生现实构成而言,大体也可分为三种:其一,理想执着、志趣明确、才情兼备、功底扎实的求学者;其二,报考条件齐全、有现实的成长目标并具备升学条件的择业者;其三,外语好、会考试、工作不理想或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者。如此一来,博导们将面对什么样的求学者,招进来的博士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进步,入门弟子又会以什么样的表现重新去服务社会?这些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相关的问题大体是可以预见的。假定师父的角色和功能是周全的,那么,第一种弟子在正常情况下很有可能取得学科成就并顺理成章成为新一代学术接班人;第二、三种弟子也自然各奔前程各有所成,经时间洗礼之后一花开五叶——或建功立业或有辱师门。

  第三,谁来兴办博士生教育?此即学校、学院和学科的办学资质问题。对标建设,校校争先,当仁不让。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放眼看去,有众望所归的博士点,有表里如一的博士点,有合纵连横的博士点,当然也不乏拉郎配巧立名、拼凑而成的博士点。模糊界分为这样四类:其一,是学科历史悠久、学术成就斐然、研究风格凸显、知名学者云集的院系;其二,是研究特色独树一帜、顺应时代创新、专业成果迭出、新人辈出的新兴学科机构;其三,是大校名声显赫、局部学科条件不错、正高职称教师众多的院系;其四,是借资源整合或学科交叉名义实施跨校组合或跨院组人,只求满足指标寻求上位的院系。这样看来,卧薪尝胆,想方设法挤进象牙塔的新人将领受到什么样的博士生教育,也就高下立现了。如果求学者考入了第四类学科学位点,导师们也就不得不勉励弟子要努力“自学成才”了。

  以上简列的三款导师、三种学生、四类学科点综合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其间的相互关系经过排列组合之后自然出现千百种变化,这些微妙而迥异的变化必将先后发生于三至六年的博士生教育生涯之中,从而造成各种各样的教育“后果”。

  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高精尖人才的匮乏,特别是文科领军人才的稀缺确已引发了从政府到民间的忧思并形成了共识。博士生教育的表现无疑是差强人意的。纵观偌大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科博士生教育生产线,解剖世相的哲学家在哪里?揭示社会规律的社会学家在哪里?刻画世间百态的文学家在哪里?警醒社稷的法学家在哪里?描绘人类进程的史学家在哪里?提高时代效率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哪里?致力于文化觉醒的教育家在哪里?……当然不是没有,而是不够!进一步追问下去,高山仰止的思想家现存几许?高山流水的诗人仙居何处?卓尔不凡的艺术家栖身何地?时下“大师”遍野,要么就是自称的,要么就是脑门上贴满了标签的。文科世界热闹非凡,既少见皓月当空,也不常有繁星闪烁……情形如此这般,孕育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生教育真的难辞其咎。

  凡此种种,仅只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文科博士生教育欠佳的事实。文科教育无边界以至无底线;少内涵以至易入侵;缺乏权威以至可以随便调整;无原则以至胡乱创设。审视眼下的文科学者作为方式:多发文章以为就有思想,多做课题以为就有贡献,多出书以为就会赢得读者。再观察一下专业评审或学术会议的情况:宏大叙事、天马行空的发言成为主流;专业问题的研讨极少深入落地;端坐主席台的兴趣超过研讨问题的兴趣;朋友会面的动机甚于辩驳学理的动机;跨专业的“砖家”夸夸其谈,什么评审活动都敢参加,什么话题都可以说几句,什么结论都可以画押投票。所以才会有学者撰文称:时下的学术会议甚至是专业评审已经和学术无关了!

  高等教育有规律,博士生教育有规范。往前看,一旦漫无边界的学科交叉,鱼龙混杂的专业组合,浑水摸鱼的伪师生从“个别”变成“一些”,再从“一些”变成“一般”之后,首先造成局部学位点的品质下降,继而一类学科的形象会被连带侵蚀,然后就是大面积的博士学位点被污名,迟早就会危及到宏观博士生教育体系的整体信誉,从而辜负国家的信任和时代的重托。因此,在国家整体加强教育质量管理的形势之下,文科博士生的培养确有必要单独反省,以利于从根子上辨析成因并查找相应对策。

  二、边界失守:文科博士生教育标准模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因为文科类研究生学科专业的边界模糊,才给博士生教育的质量症候留下了口实:专业界别不清楚的文科博士生教育既为院校的创新预留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学科的插科打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文科博士生教育既可能成为天才们不拘一格的汇聚点,也可能成为庸才们学无所成的杂居处。

  资源整合,学科交叉,自主设置?这些原本正面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动词词组经由大幅度的变通运作之后,在行政壁垒明晰而学科壁垒松散的中国式大学组织系统中,其初始的教育管理内涵和院校的行动取向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异化。文科博士生教育因为学科间关系的松散连接诱发了越来越多的跨界行为。许多大学近年来如火如荼开展的学科调整与专业重组活动,也有意无意地助推了平庸的人才培养局势,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博士生教育的专门化壁垒。

  首先,就是攀升路径多样化。高等学校为了抢占尽可能多的博士学位点,无所不用其极。国字号著名大学不断地锦上添花,省属重点大学追求“多,还要更多”,一般院校无不把“申博实现零的突破”列为学校当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学校,大家都打着教育资源整合、以及学科交叉互补的旗号,无边无际地调动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资源,在短期内迅速拼装出一系列新的学位招生点。紧随其后,各色博士生导师应运而生。以专职聘用、兼职上岗、双肩挑结合、柔性引进、联合共建、创新团队等各种名义广揽有名号、有正高职称的教师担任博导,其中不乏少数名声极大或地位极高的博导,事实上极少有时间与学生一起交流互动研磨学业,甚至有的博导从来没给学生上过课。接下来,由于培养模式高度统一,所以许多学位点的培养方案表面上雷同,本质上松散。一些学科虽然自称经过整合创新之后构建了新的课程体系,但无非是在学科帽子之下因人而异、“因点制宜”地拼凑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培养框架,许多学校所谓的特色研究方向或自主设置学科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性课程资源支撑,有的甚至偏离学科的主体知识架构而与同学科的硕士生及本科生教育相脱节。进一步深究下去,不难发现有学校的博士生教育过程随意,既缺少有意义的培养环节设计,更遑论精准的、个性化的教研方法。一些学位点在特色建设的旗号下随意开课并开展指导,以因材施教的名义扭曲专业教育的标杆,忽视专业教育的基本训练并欠缺对培养质量的基准把控。除了迎评促建时刻的亢奋及相应的突击准备之外,日常教育活动松散,培养环节不连贯,培养计划形同虚设。带来的结果就是,只要敢于选择文科,有的人竟然可以在尚未入门或并不知内情的学科轨道和学术体系里直接攻读博士,而且还能顺利摘冠,活得优哉游哉。就像“不知道‘知网’为何物”的ZTL,照样轻松获取了BD大学博士学位;又如只花两年时间即拿到H大学管理学博士,然后又以一年天才般的“攻读”摘取W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ZBS等。这些个案其实已经不在少数,足以危及到“一般”博士的健康形象。如此这般,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学术高地必将失去骨力,高品质教育的金字塔必然倾斜。

  继续解剖下去,学科边界失守的纵横演化路径也常常是别出心裁、出乎预料的。一般情况下,大学都是先集中各自分散的学科学术及人力资源整体去冲击某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成功之后紧接着借鸡下蛋,迅速衍生出若干个二级学科博士点;随后短短的几年间,再通过开辟自主设置专业的“创新”路径或假借所谓的“特色”研究方向建设连带出一系列的博士教育单元。以上仅仅是纵向方面的扩展,接下来还有大面积横向领域的联动可以合理地施展手脚。或以学科为单元进行校内外整合,或以学校为主体贯通区域内办学条件,从这个学科跨到那个学科,再扩展到相关学科甚至无底线渗透到更细微、更煞有介事的学术领域;对于那些远离了团队的个别教授,要么安排A在B那个一级学科下面找一个语词相关的专业方向,要么请C在D那个一级学科之下延伸出一个说得通的招生口径,因人设岗,因点及人,通过种种融通操作,大量预想不到的学位点经过乔装打扮都先后攀上了博士生教育这趟“贵族列车”。这是一个看起来像模像样但根本上经不起拷问、且不甚严谨的学科建设路径和演进发展逻辑,正是这样的情形,才促成了博士生教育规模在极短的时间内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如此折腾之后,各级各类大学所希望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很快就通过攀附指标的快捷方式得以实现。

  上列种种倾向在大文科教育的不同领域均有所涉猎,恕不详列。有理性批评的声音说,中国大学普遍热衷的上位取向属于“盲目升格”。其实非也!盖因为整体的教育资源投向一直都是与升格状态密切相关的,院校通过每一个角度、每一级台阶的上位行动都可以博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只要质量堤坝没有抵达崩塌的边缘,大学及其学科教育自然会像气球般越吹越大。所以,上列所有行为统统是有明确意图的,绝对属于“非盲目的升格”。

  回到起点来看,原来学科的生发与演进是有边界的,相应的教育行为可以模糊一些但变通不能突破尺度。高等教育及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活动的开展与进步也是有规矩的,可以与时俱进,但不能脱离学科特性和发展轨道太远。说到底,文科与理科不同,文科与文科也不同,文科学术与文科教育依然不完全相同。文科学术成就与文科教育成就相辅相成,二者之间一旦交融得当,则文化繁荣,思想进步,群星璀璨,两全其美;而教育活动如若走偏,则人文凋敝,才思萎靡,精英不现,纵然表面光鲜,依旧难免落于平庸。

  事实上,人文成就的效果表达与人文教育的培养规范并不完全等同。前者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标新立异;后者的培养必须行有所规,动有模范。此即教育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的根本原因。少数的天才横空出世从不拘泥于时空,但群体的人才生成却必须依靠健康的教育培养。以道家三分法解析,事物无不分为上中下三境,初级呈现原始自然,中级旨在摆脱个体自然,高级力求回归本体自然。所以,作为人文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演进逻辑,既要恪守本真,还需深入社会,继而才能卓尔不群;而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教育活动,则先要尊重个体,次要规划群体,然后才能够不拘一格育精英。文科教育如若走偏,就会在初级阶段抑制受教育者的天性,在中级阶段规训扭曲受教育者的个性,这样,到了高级阶段也就必然难以释放出受教育者的创造本性。因此,文科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改良路径必先要复归于朴,立足于个体生命;继而要遵循教育规矩,严格学术标准;最后方能够回归常识,走出怪圈,创新突围,造就英才。

  三、正本清源:文科博士生教育需要名符其实

  面对文科博士生教育“专门化”全面式微的状况,笔者坚持认为,质量建设的目标方向历来明晰,策略也并非如想象般那么复杂。惟需正本清源,努力促使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活得“像个博士的样子”才是关键。以此为基准,学生理当检讨,导师务必反省,学位点尤需自律。聚沙成塔,通过舍弃虚浮的套路,重构生存发展的规则,创设开放的人文教育环境,争取让更多把专业学术视为终身职业的人去攻博,让更多把专业学术视为生命依托的人来做博导,让更多水到渠成、经得住“非突击性检查”的学位点去招生。长此以往,培养风气和质量状况必将焕然一新,文科博士生教育自然名至而实归。

  面对质疑,高等教育各级各类组织无不高度重视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大学、政府、社会多方介入,齐抓共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通过政策改良、评估加强、社会监督以及有效措施的推广等一系列手段全面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政府主管部门更是高屋建瓴,反应快捷,迅即在行政思路上指明了问题解决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包括招生改革、过程督查、论文抽检、答辩控制以及导师队伍建设等。不同局部不同环节的工作很快得以加强,教育质量同步改善,但现行措施手段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尚存疑虑。与此相应,有关质量变革的研究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专题研究各有奇招,成果迭出,包括对决策部门的建言,完善管理体制的对策,进一步健全机制的考量,以及实现教育资源整合联动的策略,还少不了重点建设的专项突围,深化改革的宏大构想,直至现代化监控手段的介入运用,等等。一时间,质量突围的理论成果从局部到整体快速地孵化出来,看起来“对”、听起来“有道理”的研究层出不穷,但仔细想来,动摇质量根基的关键问题并未触及,从理论到实操的许多举措仍然治标不治本。

  事物的发展一般都是由此及彼、由小及大的,教育矛盾的表现亦复如是。依照学生、学者、学术、学科、教育、文化、社会的推演逻辑,教育质量的问题如若从学科波及到学校,又从校园扩散到社会,继而再如病毒般蔓延到一个时代之中,势必引发文化灾难,并相应造成人文凋敝、思想萎靡、艺术平庸、精神倦怠的后果。再进一步挖掘下去,事物的发展又总是因果相连的,所以,改变教育的结果必然要从相应的成因入手。因此,文科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建设思路需要重新来过。学生质量、导师质量以及制度合理性这三大质量动因必须洗牌重构。要建设真学科,聘到真导师,引来真弟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标准的质量保障系统才能够确保教育少出次品,继而使得今后有更多的人所获取的博士称号名实相符。

  历经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以及教育文化的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文科博士生教育业已形成了一个相对规范的、高层次的学术、文化和人才培养生态系统。支配这个系统运转的要素无外乎天(政策,时机)、地(学校,条件)、人(导师,学生,管理者)综合起来的专业化活动(教学,研究)。教育生态和谐,整体要素匹配则事业兴旺发达,高人辈出,生机勃勃;教育生态失衡,整体运转失灵则事业凋敝,庸人上位,垃圾学术盛行。显然,现实的文科博士生教育质量表征并非处于或左或右的某一个极端上。在教育质量的两极标准之间,尚有多种可能的存在形态。而努力促使教育质量趋于向好的一方,避免滑向低质的一方,正是教育生态系统改善及其要素匹配调整需要着力把控的重点。

  以教育效益作为中轴衡量,博士学位点运行状态无外乎四种:一是生态繁荣,个体生命鲜活,思想创新,高人辈出;二是生态适宜,学问相得益彰,个体各得其所;三是生态欠佳,学术随波逐流,个体茫然不知所措;四是生态恶劣,群体趋向乌合之众,个体选择虚浮平庸。

  从培养过程的角度下手改造,文科博士生教育的生态系统包括“招生入门、培养过程以及毕业出口”三个片段。师生从上下两端分别切入这个系统(教育的黑箱)开展行动,综合促成了教育运行的不同状态,并相应导致了人才培养的结果。结合文前讨论,专心调整好这些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培养的质量。在招生入门环节,有三种导师受聘上岗,分别是优秀的学者、合格的教师或混入的南郭先生,能力孰高孰低历经“过程”检验之后总会体现;有三种学生录取进来,分别是优秀的青年才俊、合格的奋进学生或裹挟而入的各色求证者,潜质孰优孰劣历经“时间”洗刷之后自有分别。在接下来的培养环节中,有三种导师在作为,分别是才华横溢的、有心无力的或稀里糊涂的,对其德能勤绩的考量方式至关重要。有三种学生在攻读成长,分别是志趣明确的、紧张跟随的或拖泥带水的,对其因材施教的策略十分关键。再后来,到了毕业出口环节,导师总会促成三种教育结果,分别是双赢共进、青出于蓝或乏善可陈;而学生迟早达成三种读博的目标,分别是自立自强、苦尽甘来或被动淘汰。

  诚然,完美无瑕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并不存在,世间只有符合不同国情,契合不同教育发展阶段,适合不同教育对象,相对合理的政策选择及其质量保障安排。博士生教育制度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科教育,有效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高级人才”。如果博士学科学位点的教育行为在满足了办学指标规定的情况下,质量问题依旧此起彼伏的话,则制度本身也就需要反省调适了。毫无疑问,指标把控有助于学科建设,甚至在短期间可以爆发出极大的、显著的推动力,但学科的可持续生长在根本上离不开内因驱动,必须以内涵建设为主要鹄的。教育质量评估手段及其指标的牵引力等外力作用看起来十分有效,但的确不能直接解决学科的品质问题,整体的质量建设需要内外联动。就当前情况而言,尤其需要由表及里、从外到内重新变换着力点,努力激发内生动力,不断丰富内在品质,严格把守内行规矩,质量建设的效果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说到底,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博导们无疑是培养质量的主导因素。什么样的老师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博士生教育场域呢?导师当然可以“述而不作”但不能缺少思想,如孔子或苏格拉底;导师可以“又述又作”但务必学高为范,如胡适或陈寅恪;导师也可以“巧作而拙述”,惜字如金、下笔有神,虽拙于言表亦无碍训导,如梁漱溟或梁启超;无论如何,导师都不可以“不述不作”,即使“有作”也只是些拼装出来的职称文章,或者是项目经费花不了而只好用于出版进而束之高阁的研究报告。

  现实中引领弟子们成长的导师们自然各属其类。匠人也行,哲人也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各具神采,什么样风格的博导都有价值并且有资格指导博士生。匠人出作品,哲人出思想;作品可以模仿,思想可以传播;师父手把手教技术,学者心对心育智慧。弟子投奔大学,如能遇到有真功夫的导师,就对得起耗掉的生命时光和资费了。怕的是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好不容易栖身于学术的象牙之塔,却偏偏遇到些“四不像”的引路人。上梁不正下梁难免歪斜。师徒相遇,志趣或相近或有不同,双方一旦陷入不伦不类的教育圈套,时间越长,危害越深,教育就免不了默许虚伪之学,生产平庸之徒。换言之,巧遇哲人引领可以激发新生代,历经匠人打磨可以培养接班人,而遭遇平庸之辈则会贻害后生。

  总之,什么人进了什么门,然后又遇到了什么人?排列组合的结果综合构成了文科博士生教育的客观事实。从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入手,扶正固本,就有可能找到提高培养质量的正途。

  最后的问题是,合格的学生安在?招生考试固然重要,但谁也没法预测和保证考进来的弟子最后能够成就几许。考试制也好,审核制也罢,笔试也好,面试也罢,背对背也好,面对面也罢,都有可能机缘和合,相得益彰,继而师徒携手共同成长;也有可能看走眼,听偏话,错失良机,埋没人才,读到后来师徒不欢而散。所以重点不是入门,还是要看出门。出门标准才是质量把控的关键。进来可以表演,出门必须看本事。如果我们的博士生教育制度能够有效甄别并在培养过程中合理且动态地筛除那些缺乏学科信仰的报考者、没有学术潜质的升级生、以及不具备研究能力的“考试机器”的话,博士生教育必将名至实归,质量亦会步步攀升。

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