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学术创业的成功典范，形成了学术创业的基本经验，包括发展创业取向的大学传统和文化，争取联邦政府的科学和工程资源，创新大学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注重平衡研究的市场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创造大学的外部支持环境。这些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是：依据资源禀赋确定学术创业战略，建立和完善大学的管理制度与政策，培育创业取向的大学文化以及完善大学的外部支持环境。
关键词：学术创业;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是一所世界一流的理工科技研究型大学，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大学”“科学家的摇篮”和“莘莘学子向往的科学殿堂”。[1]在数代卓越校长的领导下，MIT走过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一所具有“赠地学院”传统的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MIT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开创了“大学和企业”合作研究的模式，并把这种模式推广到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院校，起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先导性和示范性作用。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85年，是一所年轻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效仿MIT的基础上，弗里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教授实施学术创业发展战略，推动了斯坦福大学的转型发展。MIT和斯坦福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学术创业的成功典范，本文在梳理二者学术创业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其学术创业的措施和经验，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提供借鉴和参照。
一、MIT和斯坦福大学学术创业的发展历史
(一)MIT学术创业的发展历史
MIT具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其创办人是首任校长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在建校之初罗杰斯就提出了MIT应成为“科学与实践并重”的学校，提倡要以新的科学知识武装学生，并鼓励学生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工业实践中的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这些正确的教育思想，为历代校长、教授、校友和学生所继承、发扬。MIT在美国工业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产业界享有极高的威信。历史上，MIT曾帮助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杜邦公司等改进产品和技术，使美国许多产品和技术高居世界前列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MIT在美国工业研究室的建立过程中更是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帮助许多著名的工业大公司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实验室，在美国工业的科学化、精确化，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加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战争研究的需要将MIT转变成为一所“精英研究和开发中心”，为了赢得战争，美国最好的科学和技术人才被迫转向研发具体实用的设备，所有的大学都从“纯粹的科学探究”转向了解决关键问题。很多科学家为了迎合战争相关的创新而忽略了他们以前的研究，科学家本身也受到了忽视。除了大学急迫的扩张和转向，战争也要求必须重新组织研究团队，要求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大学和产业之间形成新的合作联盟。
以上变化在MIT特别明显，例如MIT的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是战时雷达研发的主要来源，战后发展为MIT的电子研究实验室(Research Laboratory for Electronics，RLE)。MIT的伺服机构实验室(Servomechanisms)为自动控制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即将结束时的研发项目产生了旋风计算机，创造了数字控制采矿机器，为1951年建立的MIT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提供了智力基础。战后，伺服机构实验室成为电子系统实验室，后来发展为MIT的信息和决策系统实验室。林肯实验室最初是重点建立计算机防空系统(SAGE)应对苏联的威胁，其衍生出来的MITRE公司辅助计算机防空系统后期阶段为政府进行系统分析。林肯实验室研发了计算机、通信、雷达和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技术。仪器实验室(Instrumentation Lab)惊人的成长证明了其创立者和主任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是学术史上最成功的创业家。战后，德雷珀转向研究飞机、核潜艇、弹道导弹和航天器的惯性导航系统，这对美国的“登月竞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研发了“阿波罗计划”的导航和卫星探测系统，以前的仪器实验室加上了德雷珀的名字。
总之，MIT所有的实验室在战争期间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大学合理地响应国家的急迫需要建立了实验室，成功完成了联邦政府给定的任务，同时也奠定了高级技术项目的基础并培养了社会急需人才，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创业的诞生。正如美国高等教育专家罗杰·L·盖格(Roger L.Geiger)所说：“战时研究给MIT带来了巨大的动力，物理学和电子工程学在辐射实验室的结合产生了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互依赖的，这也恰好是MIT想要证明给世人看的。因此在和平时期的电子学研究实验室里，这种类型研究的延续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注定的。”[2]
(二)斯坦福大学学术创业的发展历史
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的时候，其周围还未发展成一个工业区，加利福尼亚州只有35年的历史，斯坦福大学很大程度上坐落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早期进入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被认为是开拓者，他们赋予了大学永不止息的开拓精神，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开拓者具有冒险精神，是社区的建设者。第一批教职员工致力于把斯坦福大学建成一所伟大的大学和社区，他们开始着手创立新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电器工程系的第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奥斯丁·库姆斯(Frederic Auten Combs)开发了一个更高效的电力传输过程。1905年，哈里斯·J·瑞恩(Harris J.Ryan)教授从康奈尔大学来到斯坦福大学，成为电子工程系的一位教授，他积极推动“大学—工业”合作，领导了飞机螺旋桨的设计。19世纪90年代，无线电传输成为新兴的通信技术，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开始试验改进无线电传输的方法。1912年，查尔斯·D·哈罗德(Charles D.Herrold)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定期广播电台，激发了一些“业余无线电”的建立者，包括斯坦福大学教授莱维斯·特曼(Lewis Terman)的儿子弗里德里克·特曼和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早在1909年，斯坦福大学早期最知名的毕业生之一西里尔·埃尔维尔(Cyril Elwell)创立了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mpany，FTC)，开辟了无线电通讯的新领域，成为斯坦福大学第一个重要的高技术公司，公司最初的名字是“鲍尔森无线电话和电报公司”，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资助了500美元。联邦电报公司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公司并催生了其他公司，三元素真空管的发明者和联邦研究主任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出售了他的三极管改进技术，彼得·詹森(Peter Jensen)等人创立了美国电视制造商米罗华公司(Magnavox)，为公共会议建立了传声器和无线接收器，这种个体公司衍生新公司的模式成为后来“硅谷”的共同特征，并延续至今。
联邦电报公司建立了无线电站，为美国海军发展了通信设备和无线广播接收器，无线电的核心技术弧形发射器被无线真空管取代，引领了无线电的时代。南部海湾地区发展了高技术无线电工程产业的基础设施，包括供应商和新的应用公司，很多公司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创办或者雇佣了接受良好训练的斯坦福大学工程系毕业生。本科时代，特曼在联邦电报公司工作时表现出了对无线电的兴趣，硕士毕业后，他接受了哈里斯·J·瑞恩的建议来到MIT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范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是MIT的副校长和工程系主任，后来成为二战期间美国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主任，并创立了几个公司，布什倡导“大学—工业”合作，培育大学、工业和军事之间的合作关系。特曼在联邦电报公司的经历与导师布什的关系使他很快产生了发展“大学—工业”合作关系的想法，博士毕业后回到斯坦福大学时，他带来了旧金山海湾地区“大学—工业”社区的一个设想。
华莱士·斯特林(J.Wallace Sterling)于1948年到1968年担任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他为斯坦福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任命特曼为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和教务长，领导一个优秀的团队。20世纪50年代，特曼培育了“大学—工业”的伙伴关系，成为高技术创新公司建立的关键。特曼鼓励他的学生创业，为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工程师创立机会，为其他公司的工程师建立继续教育项目，鼓励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在准许的时间内为产业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1951年，特曼发展了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Stanford University Research Park)，随着惠普公司和瓦利安联合公司进入研究园区，斯坦福研究园区很快成为知识中心和新公司、新产品的孵化器(incubator)，这是美国最大的研究园区和第一个技术密集型园区，占据了斯坦福大学的700英亩土地，这些土地出租给了140家公司。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的技术不断变化，但是园区的目标却始终保持不变，即为“工业和大学”联系提供便利、为研究人员提供在商业世界实验他们想法的机会。[3]
二、MIT和斯坦福大学学术创业的主要经验
(一)发展创业取向的大学传统和文化
MIT的技术发展起初并不是让工程师创建他们自己的公司，实业家资助的MIT实验室也不是把科学应用于农业，就像大多数中西部各州的农业“赠地学院”一样，对MIT法人成员来说，技术是改善私人企业财富的一种方式。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莫雷尔法案》(Morrel Act)对MIT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MIT是联邦资助的唯一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MIT是工业家创立的一所赠地学院，其目标是发展技术和培养服务于工业需要的工程师。对于MIT的社会服务理念，前校长查尔斯·维斯特(Charles M.Vest)提到：“赠地运动创立的大学致力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类大学把当地的需要和条件考虑进去，发展大学的研究和教育项目。在19世纪的波士顿地区和20世纪中期的新英格兰地区，赠地学院模式激发MIT发展为一个致力于区域发展的学院。”[4]
斯坦福大学自从建校以来就显得不同寻常，它对女生开放、不分宗教派别(non-denominational)，致力于培养“有教养和实用”的公民，如第一任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在开学典礼上所说：“斯坦福大学是神圣的，没有传统的阻碍，它勇往直前。”[5]这所新大学希望学生不仅能学到知识，而且能把知识应用到每天的商业生活中。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弗里德里克·特曼，后来成为工程学院的主任和斯坦福大学的校长，被公认为斯坦福大学衍生公司和学术创业者的“教父”。1939年，特曼资助他的学生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克特(Dave Packard)建立了惠普公司，特曼在当地商业界和斯坦福大学之间建立了一个技术社区。特曼通过实施“卓越尖塔”计划(Steeple of Excellence)发展尖端学科，发展大学和工业的合作关系，推动斯坦福大学学术创业的制度化。
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模式的形成需要一种创业取向的大学文化生态系统，如MIT的“手脑并用”和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的创业精神和办学理念;产生于MIT后来传播到斯坦福大学的“五分之一”原则、斯坦福大学制定的“关于学术人员的职责和利益冲突的政策声明”、教师可以自由选择研究课题等都是支持学术创业的制度文化;MIT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斯坦福大学的“文理结合”“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以及“教学与科研结合”为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造、扩散和应用构筑了坚实的物质文化;MIT和斯坦福大学都具有鼓励教师和学生“冒险尝试、不怕失败”的创业文化。
(二)争取联邦政府的科学和工程资源
战时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波士顿地区和MIT的技术基础，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MIT成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实验室，现在仍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中雷达实验室(后来被拆分为电子研究实验室和独立的空军坎布里奇研究实验室)和美国仪器实验室(1973年独立并更名为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实验室)在雷达和航海系统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1年成立的林肯实验室，主要负责发展军事应用的高速数字数据处理器，其资助主要依靠国防部门，该实验室的一个衍生公司是成立于1958年的米特雷公司，其特殊责任是执行联邦政府的合同研究和设计、管理国防系统。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苏关系的紧张，联邦政府积极寻找新的国防技术，鼓励私人部门发展技术和建立设施，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确保美国在世界的领先地位。1945年，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成为美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蓝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防研发的合同和国家安全项目的采购促使了通信、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大发展，战后MIT和新成立的商业衍生公司都从中受益。
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防研究合同，加利福尼亚州25个公司成立了西部电器制造协会，该协会为西海岸争取了大量的政府投资，后来协会被合并到美国电子产品局。“硅谷”电子公司的重要顾客有美国宇航局的艾姆斯研究中心、莫菲特·菲尔德海军空军站、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等。增加斯坦福大学和地区工业的合作是保持工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斯坦福大学周围工业活动的发展归功于持续的军事合同。研究活动、知识和技能的聚集，友好的氛围、加州的自然环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研究实验室建立在该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洛克希德、西屋电气、西尔韦尼亚、雷神、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和IBM都在该地区建立了研究实验室。特曼的首要策略是集中政府资助研究拨款和合同提升大学项目的质量，在1945年到2000年间，研究量是大学管理的中心，博士培养和研究的关系密切，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研究的资金占拨款的30%。[6]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工程学院占有大部分的政府拨款和合同，其中电子工程是政府资助的主要接受者，特曼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使用政府资助增加教师和建立研究项目，特别是工程领域的研究生项目。1965年以后，斯坦福大学的资助模式显示：工程学院获得的政府拨款和合同占总预算的60%，特曼计划开始于电子工程系，该系获得了主要的外部资源，因此，政府拨款和合同在执行预算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90%，80年代下降到了70%。事实上，斯坦福大学的汉森实验室和电子实验室获得政府拨款占总预算的比例达到90%~98%。[7]
(三)重视平衡研究的市场利益和公共利益
知识经济时代，研究型大学不仅是学习和基础研究的中心，而且也是具有商业价值知识的来源。在知识社会中，工业产品正从物质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过程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新财富的创造依赖于新知识的创造和应用，也就是说知识本身是社会繁荣的关键战略资源，与自然资源会面临枯竭不同，知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且知识越多地被使用，它就会越多地增长和扩展。大学研究和创新回应市场需要，并产生一定的收益，但如果大学管理不善，大学的价值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如学术研究的公开性和学术自由会受到威胁，工业赞助会影响科学研究工作的议程和结果。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产生知识产权的商业行为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大学的技术转移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平衡学术研究的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是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教授指出：“公共利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技术和政治科学意义上，公共利益是指企业或组织支持广大社会使公众获得福利的特性;另一种是在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还包括公众关心和感兴趣的事情。”[8]在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活动中，教师由于获得商业利益而忽视他们的学术责任，造成了学术的商业价值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很多大学不允许衍生公司的创立者在大学承担公司的项目，如MIT规定技术发明者不能在大学内从事衍生公司附加的研究任务，但发明者可以是衍生公司的顾问。
(四)创新大学的管理制度和政策
罗杰斯、布什和康普顿是MIT学术创业活动发展的关键人物，早在19世纪90年代，罗杰斯校长就鼓励MIT发展商业化的文化，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hfield)指出：“罗杰斯看到了新的学术机构的需要，一个能够训练学生把现代科学用于人类改善的工作。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MIT课程设置遵循的原则。”[9]20世纪40年代，布什的咨询和创立公司的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他担任了工程学院的主任和MIT的副校长，面对教师参与企业咨询的争议，布什开创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五分之一”原则，即教授在每周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企业咨询或通过参与创办公司挣钱，其余的时间，他们要向学校尽义务。[10]“五分之一”原则使教师的咨询和创业活动规范化，现在几乎美国的所有大学都采用了这个原则。为了促进MIT和产业的合作，卡尔·康普顿(Carl Compton)校长于1931年成立了一个专利委员会制定MIT的专利政策。
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提出了三项创新性措施：第一，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SRI)，从事与国防有关的研究并帮助发展西海岸的公司。第二，创立了“荣誉合作计划”(HCP)，园区公司的雇员可以到斯坦福大学学习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公司为雇员支付两倍的学费，这种增量资金成为工程领域增强教师实力和研究生基础的另一种资源。当技术公司遍布园区并进入周围的社区时，闭路电视系统为“荣誉合作计划”的学生提供课程，现在该计划为数百家公司用户提供网络课程。第三，在特曼的倡导下，1951年，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是学术与产业合作发展高技术园区的最早、最成功的模式，瓦利安联合公司、惠普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成为斯坦福工业园最早的租客。
(五)创造大学的外部支持环境
第一，联邦政府的政策支持。198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创新创业政策和法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三项政策改变了美国社会专利的资源和管理环境，鼓励大学专利的增长和传播。最重要的是1980年联邦政府通过的《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法案》，亦称《贝—多法案》(The Bayh-Dole Act of 1980)，给予大学获得政府资助研究发明专利的权利，鼓励大学进行研究的商业化。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有：(1)包括大学和小企业在内的非营利机构，可以保留联邦资助研究项目获得发明所有权;(2)鼓励大学和商业部门合作促进由联邦资助产生的发明的应用;(3)希望大学对其所拥有的发明申请专利;(4)希望大学把专利许可给小企业;(5)允许大学进行排他性专利许可;(6)规定大学应将技术转移和专利许可所得收入返还到研究和教育中去;(7)联邦政府保留“介入权”(March-in Rights)，即如果大学未能通过专利许可使某项发明商业化，联邦政府将保留决定该项发明由谁来继续商业化的权利。[11]1980年的“戴蒙德诉查克拉巴蒂案”(Diamond VS Chakrabarty)判决帮助扩展了大学专利申请的领域和范围，1982年联邦政府建立了联邦巡回诉讼法院(The Federal Circuit Court)，加强美国的知识产权管理，使专利对大学和其他专利持有者更有价值。《贝—多法案》使得大学研究发明商业化具有了合法性，激发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的热情，使更多大学把技术许可作为学校的重点工作，和其他的专利体制一起促进了大学专利增长的频率。
第二，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园区。尽管“128公路”和“硅谷”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是这两个高技术产业集群都属于以科学为基础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如安娜利·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认为，MIT、斯坦福大学、波士顿和“硅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显著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就像“硅谷”半导体公司的家谱可以追溯到肖克利半导体，美国风险资本公司的血统来自于美国研究和发展公司的成员。“128公路”和“硅谷”以科学为基础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分别起源于MIT的范内瓦尔·布什和斯坦福大学的弗里德里克·特曼。二战以前，基于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MIT通过风险资本公司的机制发展起来的，战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从MIT移植到斯坦福大学，这主要得益于战时特曼在MIT期间作为雷达对抗实验室主任的工作。
第三，地区的风险资本环境。MIT所在的波士顿地区拥有雄厚的风险资本，是一个技术中心，有一个支持人们冒险和支持高风险的网络。2010年，马萨诸塞州获得的风险资本比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四倍还多，这是资助MIT快速增长的创业公司的重要来源。全美风险资本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报告显示：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接受风险资本投资的数额分别为116.03亿美元和24.72亿美元，位居前两名。[12]风险资本家帮创业者识别有前途的创新，把创新引入市场，与风险资本团体的紧密联结是衍生公司成功的关键，MIT最出名的学术创业者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教授已经创立了25个公司，拥有811项专利。250多个公司已经许可或转让许可兰格实验专利，波士顿风险资本公司北极星风险伙伴给18个兰格实验驱动的商业投资2.20亿美元。[13]资本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润滑剂，从关注军事技术和产品转向民用目的，资助也从联邦政府转向私人部门。随着区域的成功，风险资本的作用和规模都在增加，成功的创业者准备将他们赚到的资本重新投资到新技术和商业概念，对连环创业(Serial Entrepreneurship)和非正式投资做出实质性贡献。风险资本家成功搭乘企业家和首次公开募股的资本的便车，因为他们从投资公司的成功中获利，他们支配的资本进一步增加，并再一次重复投资，造成了“飞轮效应”。特别是硅谷形成了独特的动力机制，在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半导体的其他背叛者在西海岸成立仙童半导体之前，被迫在东海岸寻找资助，他们成功创办公司实现工业潜力之后，毅然决定离开仙童建立自己的公司。“叛逆八君子”①后来成为最重要的创业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
三、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启示
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有着较大的差距，有研究指出，中国研究型大学践行“第三使命”的方式是被动适应而不是主动创造，在知识转换、价值创造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上，大学仅仅显示了较强的创新能力，而没有形成独立的创业能力，大学与产业的合作还比较有限，大学在地区的领导力尚未形成。[14]学习和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成功经验，期许能够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创业提供借鉴，充分发挥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依据资源禀赋确定学术创业战略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和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大学逐渐走出相对封闭的“学术象牙塔”，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职能。美国学者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曾经指出：“大学凭常规的学术功能，通过教学项目、科学研究和技术援助等手段承担着满足社会需求的主要职能。大学应该对种族不平等现象做出反应，不遗余力地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应该致力于经济的进步，将研究发现成果转换成有实际效用的产品;应该利用专业知识帮助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15]研究型大学在发展社会服务职能上应起到先导性和示范性作用，正如任何社会服务都应该是专业性的服务一样，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创业必须是建立在创新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发明和创立新公司等方式实现研究型大学的经济发展功能。
对任何大学而言，其资源配置都是围绕着学科而进行的，重点发展优势学科将会使大学取得某些领域的竞争优势。MIT是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大学”，其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和工程都是重点学科，特别是工程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为MIT在工程领域的学术创业提供了关键的资源基础。斯坦福大学为了打造学科优势，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化工生物学科，使得生命科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水平，调整后的化工生物学院衍生出了10个跨学科组织和19个研究中心，促成了一批具有交叉性质的新型化工电子学科，并创造了连续获得15项诺贝尔奖的奇迹，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学科。[16]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学科群促进了“硅谷”的发展，并形成了电子学科群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模式。
为了加强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旨在推进研究型大学的科技创新、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强化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使命。可见，学术创业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未必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适合学术创业，也就是说，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战略的形成需要一定的资源基础。我国研究型大学确立学术创业战略需要进行SWOT分析，即大学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分析，了解自己在同类大学系统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和威胁，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评估和发展定位。SWOT分析有助于研究型大学将组织内部的财政资源、人力或智力资源、组织资源、物质资源和组织外部的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对于确立学术创业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研究型大学必须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resources endowments)和外部环境条件，利用学科优势资源发展学术创业战略。
(二)建立和完善大学的管理制度与政策
为了发展学术创业，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管理制度和政策上都有所创新，如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有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创立多种多样的创业组织和项目以及建立跨学科性的研究所和中心;政策方面的创新包括教师从事企业咨询的“五分之一”原则、教师专利许可发明收益分配的“三分之一”原则以及允许教师暂时离开大学创立公司等。以上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创新为研究型大学教师学术创业提供了组织和利益保障，激发了教师学术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创业取向，形成了鼓励师生创新、创业的氛围。
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管理制度建设和政策规范方面还比较薄弱，迫切需要加以完善和改进，以为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提供管理和政策保障。首先，完善专门的技术许可管理机构，明确其职责、功能和人员组成以及运行机制等。其次，建立大学创业组织和项目，为师生提供创业资源和指导服务。再次，通过学科整合，建立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加强合作研究，着重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实践问题”，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知识。最后，制定政策规范教师的创业行为。为了鼓励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成果进入市场，实现大学的经济发展使命，大学需要制定政策规范教师的行为。“这就要求不断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在制度建设中有‘人’，在管理过程中有‘度’，避免行政化。特别是建立和完善教师评价机制，通过评价能够进一步彰显教师的个性，激发教师的创造性。”[17]如大学可以制定《教师科研手册》规定教师从事企业咨询和校内教学、科研的时间安排，大学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科研成果转化所得的利益分配机制，教师的晋升和评价等方面的问题。
(三)培育创业取向的大学文化
MIT和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文化生态系统注重“学术与创业的矛盾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相互交融以及创新与创业的相互促进”[18]，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培育创业取向的大学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大学学术创业起步较晚，加上我国历史上存在“重学轻术”的文化传统，大学缺乏创业取向的历史和传统，历史是不能创造的，但文化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我国研究型大学培育创业取向的大学文化，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首先，学术与创业的结合。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不太关注应用性的科学研究，基础性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水平比较低。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存在着潜在的公共利益和市场利益的冲突，会影响到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职能。这需要研究型大学正确认识教学、科研和创业的关系，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协调作用的，大学的创业职能是教学和科研职能的延伸，任何有价值的创业都是以创新型人才和创新性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成功的学术创业反过来又会促进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质量。
其次，创新与创业的结合。“作为文化组织的大学是一个学者社会，是一个基于逻辑和科学立场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学术共同体正是基于审慎自省的生活方式而得以确认的。”[19]文化的创新是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关键，但我国大学存在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即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和学术自由式微，抑制了大学创新创业的发展。创新是创业的动力和源泉，我国研究型大学应加强文化创新，增强大学创新创业能力，创造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毕业生，为大学学术创业提供强大的知识和人才基础。
再次，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科学与人文“孰轻孰重”始终是我国大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应该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大学学术创业离不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如果大学不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张力，其学术创业就缺少良好的文化基础，大学就很难成长为真正的创业型大学。”[20]
总之，学术与创业的结合、创新与创业的结合以及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培育创业文化的基本策略，对大学来说，文化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重要的是文化的改变能够使大学调整研究的投资组合，通过增加资源的投入提高研究质量。
(四)完善大学的外部支持环境
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外部支持环境主要包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产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风险资本环境。完善研究型大学的外部支持环境应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政府要营造宽松的环境。政府适当放权使研究型大学拥有创新创业的自主权，为研究型大学提供自主学术创业的空间，确立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相关政策明确研究型大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加强对研究大学应用性研究的资助，促进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不仅要表明对高校科技人员创业的支持，更要通过对人事、财政、土地、税收等资源的宏观调控管理，来激发、引导高校制定配套制度鼓励、支持科技人员进行创业。[21]
第二，加强大学和产业的合作。建立研究型大学和产业的“合作双赢”的伙伴关系：一方面，产业要积极为研究型大学提供研发资助，进行合作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要积极建立“产学合作计划”为产业界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
第三，推动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波士顿“128公路”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是以MIT和斯坦福大学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科技园区的典范，其成功的要素主要包括以研究型大学群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地区的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公司的战略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产业的需求条件等。我国建设大学科技园区，可以围绕以上四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学的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选择大学科技园区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大学科技园区的产业类型。
第四，创建风险资本投资环境。从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经验可以看出，丰富的风险资本是大学创立衍生公司的催化剂。上文提到MIT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和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都拥有优越的风险资本投资环境，保障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技术服务和产品的成功率。我国社会应通过吸收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资金，创立风险资本公司，为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创造良好的风险资本环境，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
总之，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的成功是由大学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大学的管理制度与政策、大学的资源禀赋、大学的外部支持环境等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MIT和斯坦福大学学术创业实现了“学术卓越和促进经济与工业发展”的双重目标，需要注意的是，简单复制和移植MIT、斯坦福大学的政策与实践，而没有深入和更全面地理解这两所研究型大学的历史和自己的历史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大学学术创业活动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叛逆八君子”包括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基恩·霍尔尼(Jean Hoerni)、杰·拉斯特(Jay Last)、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朱利叶斯·布兰科(Julius Blank)、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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