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的经验与启示

  摘要:大学智库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是智库融入大学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未来政策精英的重要途径。“以学生为中心”的下一代的智库人才培养更需要提前布局和系统规划。国外知名大学智库将培养“下一代政策精英”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同时关注政策研究新工具和新方法的培训、建立实践技能训练体系,关注参与者的学习收益和体验,生源来源背景更加多元,毕业生全球决策研究机构就业等内容。我国高校智库人才培养也需要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强化高校智库与学科间的共生关系,拓展人才培养主体范围,重视实用性研究方法的训练,差异化管理不同类型高校智库人才培养项目。

  关键词:大学智库;培养;政策精英

  我国大学智库建设已经有近30年的探索历程。随着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化和国内外环境的日趋复杂化,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服务的科学化和专业化程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政策研究和咨询类人才的专业化培养变得更加紧迫。2014年国家教育部发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提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此后,高校智库建设受到空前重视,数量增长突飞猛进。相比之下,高校智库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目标路径、实践运作等相关问题却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和讨论。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借鉴国际知名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的经验①,探讨我国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策略与实施路径。

  一、我国高校智库人才培养实施与不足

  我国大规模建立的一些高校智库,很多是依托原有研究机构、知识服务平台或二级学院建立,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政策路径依赖倾向,资源获取和绩效评价成为高校智库的重点关注领域。而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工作,尚未列入高校智库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一些高校智库建设周期考核中,甚至对人才培养项目从未提及,高校智库建设更加热衷于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之间的转换,对智库参与人才培养的研究和行动兴致索然。

  对智库人才培养的弱化容易导致智库建设和大学核心业务之间的疏离。上海社科院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发布时指出:“尽管目前不少高校加入到了智库建设的热潮中,但高校以教书育人为本的初衷并不会改变,也不可能大规模地转向决策咨询服务”[1]。事实上,一些学者还是对大学智库人才培养持积极的态度。冯绍磊认为,即便对于一些被称为高校“智库”机构,还是与真正的智库建设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通常运用商业化的手段,直接服务于国家机构和市场部门,而后者则承担着“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功能,需要有所区别。[2]甚至一些学者的担忧和建议也隐含着对高校智库特征的认识和把握。祝大荣认为高校智库建设要“重视人才培养,履行大学职能”。张端鸿认为高校智库咨政和育人不可偏废。[3]眭依凡等指出“大学绝不可为智库之争而忽视大学的使命责任”[4]。

  高校智库建设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转型发展的一个契机和政策导向。从独立性和影响力两方面来看,高校智库都需要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和人才培养根基。当前高校智库建设对于政府经费和绩效评价等的依附度较高,很多高校智库缺乏人才培养的传统,人才培养尚未进入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实践过程。在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建设周期后,实体化运作和队伍建设都有明确的建设成效,但高校智库的人才培养工作似乎仍未进入政策视野和高校智库建设推进日程。

  “以学生为中心”的下一代的智库人才培养更需要提前布局和系统规划。借鉴国际成熟经验,为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

  二、国外知名智库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其运作

  在全球大学智库排行榜中,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绩效不在评价考量范围之内。[5]但设立在大学内部的智库仍然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人才培养早已成为智库和大学之间的联结纽带,毕业生也成为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络管道。培养领域内未来的政策精英和下一代专家,成为很多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6]

  (一)培养政策精英的目标定位

  培养下一代专家和未来领导者是很多顶级大学智库参与人才培养的主要目的。一些高校智库的核心业务是在稳定的研究领域内,开展问题导向的政策研究,但“教学和培训”也被列为智库的重要使命之一。莱斯大学贝克政策研究所(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Rice University )聚焦能源和中东研究,同时致力于“培养能源领域下一代领导人”,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会在莱斯大学开设与自身研究议题相关的公共政策课程。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Stanford University)“培养国际事务领域的未来领导者”。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刘氏国际问题研究所(Liu Institute for Global Issue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培养跨学科人才、未来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7]。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培养精英人才”[8]。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Asia Pacific Institute,Waseda University)“培养通晓亚太事务、承担亚太地区未来事务的专家型人才”[9]。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培养俄罗斯外交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澳大利亚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在军事、民用和学术方面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10]。哈佛大学艾什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Harvard University)“培养最优秀的领导者”[11]。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培养“高素质的研究人员”[12]。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培养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一代亚洲专家。[13]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致力于发展和培养“下一代美国和外国安全专家”[14]。杜克大学尼古拉环境政策研究所(Nicholas Institute,Duke University)“培养下一代环境领袖”。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研究所培养学生成为“下一代的能源学者、高管和决策者”。美国明德学院雷特蒙国际研究所的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Montere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Middlebury College)“培养下一代防扩散专家”[15]。以上各类称谓不同,但这里统一表述为“下一代政策精英”。

  政策精英和下一代专家是一个比较宽的范围,既包括学术专家、实践型专家和未来可能从事或参与重大政策决策或制定政策的领导者。除了常规依托学科进行通识培养之外,政策理论、政策实践以及政策形势分析方法和技巧也是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一些著名大学智库将沟通能力、谈判技巧、批判性思维和语言基础等软技能也列入人才培养目标之中。[16][17]还有的大学智库会与其他大学开设联合学位(Joint-Degree)项目,[18]以拓展学生的多学科背景和国际视野。跨学科培养和问题导向也是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的重头戏。

  (二)人才培养项目及其运作

  开展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人才培养业务与否,与智库和学科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有很大关系。智库与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尝试归纳为紧密依附型和独立松散型两种类型。紧密依附型的高校智库教师与科研人员是一致的,这些教师既从事教学、学术研究,也从事决策咨询研究,智库的发展与学科发展相辅相成,智库的负责人通常也是学科带头人。智库人才培养基本上依托学科培养,招生计划、培养方案、培养过程等均要依托学科在院系层面开展。紧密依附型高校智库能够开设学位项目,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也自成体系。独立松散型的高校智库,对高校学科的依附程度较低,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和应用特征更加鲜明,人才培养也很难形成体系,通常会接纳一些学生实习、研究实践、寒暑期项目或者在职人员培训等,或者智库中的个别研究人员参与学校教学活动,承担一两门选修课程,供有兴趣的学生进行研修。

  高校智库围绕核心研究领域为有兴趣的学生提供课程、资助和实习安置等学习服务。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专注于俄罗斯和欧亚研究。[19]中心为学生提供三种类型的学习服务:机会和补助、实习安置、设置学术项目和开设相关课程。[20]机会包括本科生科研补助金、实习补助、座谈会、毕业旅游补助、论文奖学金等;有兴趣的学生还被安排到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实习,研究生还可以申请美国教育部资助的夏季语言学习和区域研究奖学金(a Summer 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以支持其在哈佛的学习或美国境外进行博士论文研究。戴维斯中心每年会在哈佛文理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开设课程,供感兴趣的学生自由选修。[21]美国杜克大学尼古拉环境政策研究所(Nicholas Institute,Duke University)为来自其他大学和杜克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提供研究方法训练,围绕环境政策议题,为多种层次的学生提供研究和实习机会。研究领域跨度覆盖了从联邦环境政策到国家海洋安全管理,再到国际气候变化适应等研究领域,为学生开设环境政策相关课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实习课程和能源法等课程。[22]

  跨院系跨部门合作培养也是比较常见的培养方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开设的很多人才培养项目都是与大学内部其他院系合作的。[23]如与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合作培养“地球与环境工程博士”,与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培养“环境科学与政策硕士”,联合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共同培养“气候与社会硕士”,依托公共卫生学院培养“环境卫生科学硕士”,与工学院联合开设“地球资源工程硕士”课程。地球所与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培养的“公共行政执行硕士”,项目涉及环境政策、金融、气候、全球卫生、生物科学、环境科学、资本市场、项目融资等,多个领域共同合作,形成了一个学科覆盖面广、专业领域繁杂的人才培养体系。[24]

  大学智库与其他大学合作开设双学位项目。双学位项目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跨学科资源整合的功能。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财政治理中心(Fiscal Governance Centre,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 )[25]与巴黎科学院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培养公共政策双硕士学位研究生。该项目整合了经济学、公共政策和管理等学科,为学生提供在欧洲环境中研究和从业的专业知识。学生第一年在法国巴黎科学院公共政策学院注册学习,第二年在德国赫尔梯行政学院学习。该项目向全世界申请者开放,入学准入具有极高的竞争性,主要考察申请者的学术卓越度和专业专注度。学生支付费用由主办机构规定,第一年向巴黎科学院付费,而第二年向赫尔梯行政学院付费。[26]财政中心依托的赫尔梯行政学院还与美国、日本其他同类型高校合作进行人才培养,学生在赫尔梯学院开始第一年的学习,第二年在合作院校机构进行海外学习,完成学业后可以获得两个机构的学位证书。[27]

  (三)关注的内容

  除了常规的专业知识研修和跨学科视野外,大学智库还比较注重培养学生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政策研究的能力,将政策理论应用于政策实践的能力。在不同学历层次和学位类型之间,人才培养方法和后续发展轨道具有明显的区分度。

  1.政策研究新工具和方法的培训

  智库关注问题导向的政策研究,但研究方法却不局限于政策研究,一些更新更专业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正在将政策研究与专业应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是美国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专门研究和训练防扩散问题,通过培养下一代防扩散专家、及时传播信息并进行分析,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武器扩散。[28]其教育培训类课程有很多新工具学习与应用方面的内容。比如核查研究和分析的新工具(New Tools for Verifica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卫星图像(Satellite imagery)、三维建模(3D modeling)、地理空间数据(geospatial data)、新媒体和虚拟现实应用(new media,and 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s)等分析工具和技能的训练,引导学生在理论、实践和政策研究方面进行知识技能的无缝对接和灵活运用。[29]

  政策研究过程中的不同行动者、利益相关者和跨机构、跨领域的研究整合方法也非常重要。匈牙利的中欧大学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Studies,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于2004年开设公共政策硕士项目,主要教授调查方法课程,并且提供与政策制定关系密切的政治科学、法律、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素材。2006年依托中心基础创建了一个新的公共政策系。政策中心和公共政策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诸如学生管理、选修课和联合研究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政策研究中心重视研究方法的传授,将包括一些关键要素分析、批判性反思以及在机构和行动者参与情况下的政策监控与权变等研究方法传授给学生,尤其注重整合不同机构与不同领域,以及不同行动者与影响因素参与创新的政策研究领域。政策研究中心的很多项目直接用于中欧大学的硕士生课堂教学,除此之外,还有暑期学校、培训课程和博士项目等。[30]

  2.政策研究与实践应用技能训练

  政策研究更多是应用研究,需要在政策理论与实践应用之间架起桥梁。英国杜德大学能源、石油、矿产法律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nergy,Petroleum and Mineral Law and Policy,University of Dundee),在教学、研究和咨询领域使用跨学科的方法,帮助学生熟悉政府和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理念,通过专业知识和卓越学术的独特组合,为学生提供灵活的课程和最佳的实践体验。针对不同来源和攻读不同学位类型的学生,中心提供政策研究、法律知识,以及从事管理、咨询和学术职位所需的需求分析、综合和评鉴的关键理论、在经济领域实践应用的能力。[31]最值得称道的是该中心的学生实习和行业联系(Internships and Industry Connections)。学生实习可以获得学分,并且具有实习与教学模块之间的学分可替代方案。但前提是学生实习或者研究的题目需要经过机构主管和学生导师的批准,确保学术要求和实习的连贯性。那些仅仅为一个实习岗位,却不能对于完成学业和学生个人长远发展提供帮助的实习是不被大学智库所认可的。[32]

  有的大学智库内部设有专门的政策实验室,承担政策相关专业学生实践课教学和研究的功能,由教师带领学生以小团队形式参与政策原始研究、政策建议、实施和发展的过程,使学生获得政策研究和应用的实时经验。匈牙利的中欧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专门设置了实践基地——政策实验室(Policy Labs)。政策实验室由小组成员紧密合作,采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密切磋商然后得到对策建议。参与者需要学习就研究主题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受众群体交流的方法。学生需要呈现和解释具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研究假设和发现,并向有可能使用其研究成果的组织机构进行展示,还要证明研究设计中议题与方法之间的切适性。参与者要对研究方法具有充分的信心,论证这些研究方法能够经得起严密而仔细的审查。政策实验室还能够提供数据搜集和分析工作,提供政策决策帮助和即时的宣传工作、量身定制的文献服务、改善与发展客户的倡议。学生能够学习到为项目评估或效果评估等方面提供实地考察、访谈、小组访谈和原始调查等多种方法。政策实验室输出的成果形式包括:简报、政策研究报告、学者和从业者的文献综述与回顾、政策方案、情况报告以及深入的案例研究等。[33]学生通过在政策实验室的学习,能够对政策研究整个过程获得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3.关注学习收益和个体体验

  大学智库人才培养目标虽然笼统,但是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收益却是具体清晰的。澳大利亚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隶属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注于战略和防御领域研究,在军事、民用和学术方面培养下一代领导人,在澳大利亚研究和亚太安全领域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课程。[34]其中的战略研究硕士项目(Master of Strategic Studies)为有志于进入国防政策、外交、安全、情报、学术界和新闻界从业的学生而设计,研究生也会发展一些进入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智库、军事和外交部门工作的相关技能。战略研究硕士整合了著名学者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经验,以及政策制定者带来的重要的研究决策项目。学生将学习一些分析框架,以便在职业生涯中应对和处理地区与全球策略、安全挑战等问题,从而逐步发展为该领域的领导者。比如具备专业知识和认知能力,“能够承担战略和政策分析任务,并且能够批判分析、反思与综合与战略和军事行动有关的复杂信息”,“在军事、防御或政策环境中研究和使用已有政策、概念,进行专家判断”,“应用战略概念和知识解决当代实际问题”,“在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展现出较高的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35]而对于战略研究高级硕士项目,学生学习收益允诺具有鲜明的学术研究特点,比如能够“在防御战略研究方面有原创性的知识贡献”(make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能够转入战略与防御博士学位获得学习或者相关学者追求更高级学位”。硕士课程和高级硕士课程相比较,应用能力培养和学术训练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

  与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大学导师一起工作,活跃地参与到学术研究和讨论之中,获得政策沟通的机会和时间,研究方向与研究问题直接面对紧迫的政策问题,而且能够直接参与政策改进,对于在大学智库进行学习的学生而言,无疑具有较高的学习价值,并伴随着责任与挑战性。美国杜克大学尼古拉环境政策研究所对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了实习课程,并在暑假期间为他们提供实习机会。实习领域分布广泛,从美国环境政策研究到国家海洋安全管理研究再到国际气候变化适应研究。学生也可以就他们的论文或硕士项目与尼古拉政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还可以学习由尼古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杜克大学讲授的课程。一些学生在研究所获得了独特的实习体验和研究收获。[36]比如学生反馈,“在尼古拉斯研究所工作期间,我改进了写作和辩论技巧,以便能够帮助我的论文经受同行评议”,“我获得了强大研究技能,如识别数据集并且找到利用这些数据的最佳方法”。[37][38]杜克大学学生环境领导力计划(Duke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program)中一个正在从事百慕大群岛的能源政策修正研究的学生认为:“杜克大学环境领导力计划帮助我在百慕大群岛的提高能源系统的政策讨论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39]

  从学生的视角和收获出发,关注多学科视角、实践技能训练、定量研究方法和课程实用性,以及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等,既是智库人才培养项目的竞争力也是重要吸引力。荷兰乌特列支大学欧洲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心(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Utrecht University,Netherlands),是一个关于移民研究的跨学科网络。学生们能够全方位地学习移民问题并且获得实践技能训练。[40]学生反馈,“项目将在移民和多元文化社会中相关的理论课程和研究技能训练结合得非常好,激发了我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极大的自信和热情”[41],“项目从跨学科的视角引入移民和种族关系,我感觉自己正在成为一个该领域内真正的专家”,“从深度、多样性和课程组织来看,该项目的教师都具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我的批判性思维和推理能力得到了发展”。[42]

  4.生源来源背景多元化和毕业生全球决策研究领域就业

  大学智库通过各类人才培养项目,招揽全球优秀生源,同时又面向全球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输送毕业生,庞大的校友资源又能够加深大学智库与学术界、政界、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业务协作网络。捷克共和国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Graduate Education,Economics Institute),位于全球范围内前5%顶级经济类研究机构行列。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学生来源超过30个国家,包括经济学、数学、物理、工程与信息技术等不同的学习背景。已有的500名毕业生受雇于32个欧美国家,其中30%在所在国家的中央银行、政府和国际组织工作,[43]还有一些在国际组织、大学和私营部门中拥有高级职位。[44]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80%,主要来自东南亚、中国、印度以及欧美地区。校友也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包括驻外使节、国会议员、政界领袖、企业及社会精英等。[45]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University of Sussex)“治理与发展硕士学位项目”(MA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的校友网络有超过300名成员,来自64个国家,分布在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相关工作。[46]

  三、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高校智库人才培养策略建议

  大学智库开设人才培养项目,不仅能够拓展与政府部门和市场客户之间的人脉网络,还能够加深与所在学校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络,遍布世界的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发挥了巨大的名片效应,传播智库的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从培养方式和内容来看,智库下一代专家培养方面有独到的经验,也在推进相关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政策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训练、多学科视野、沟通谈判能力等方面使得智库培养的人才获得了更多进行政策决策和研究的能力储备。反观我国的情况,在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坚持根本制度和基本使命的前提下,需要高度重视我国高校智库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准确定位高校智库人才培养的目标,科学进行路径规划,为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培养下一代政策精英,切实推进多个领域的决策科学化和治理现代化。

  (一)精准定位高校智库人才培养目标

  虽然大学智库建设的类型和模式各不相同,但全球很多知名的大学智库都在进行人才培养。优秀毕业生和校友则将智库的价值、理念和方法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有可能成为下一代政商文化界的精英和智库未来的合作伙伴。人才培养,本质上已成为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从培养目标来看,应遵循政策研究的轨迹。短期来看,政策研究人员、决策者以及与政策形成和决策过程有关的人员都是宽泛意义上的培养对象。长期来看,大学智库还要培养领域内未来的政策精英,包含下一代的专家、决策者、传播和公共部门执行人员。这不仅仅是公共政策学科专业能够完成的,学生需要有政治敏感性、问题意识、方法意识,还要有多学科的学术训练和研究背景。当前我国高校新型智库建设已经有较好的基础,一些优势学科已经积累了人才培养的丰富经验。与学校依附关系紧密的高校智库可以发挥重大课题丰富、决策咨询课题委托渠道畅通的契机和优势,依托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基础和经验,对高校智库人才培养类型、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系统规划和设计人才培养项目实施运作路径,确保在科研成果转化和决策咨询成果产生影响力的同时,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长远影响力。

  (二)强化高校智库与学科之间的共生关系

  从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来看,对于短期、紧急、重大的一些政策咨询研究,高校智库未必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对于基础性、长期性、跨学科等方面的前沿研究和基础研究,高校智库则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人才聚集的角度来讲,高校智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并且具有学位授予资质,可以开设系统的课程并提供多学科的方法训练,人才培养职能将高校与其他类型智库区别开来,从而形成人才聚集平台,在学科和智库两个渠道方面发挥影响力。

  大学与智库之间的联结纽带在于人才培养。智库的发展有利于学科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智库专家参与到学科教学中,对于学生的政策思维、视野、责任意识等培养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智库所展开的研究项目,在公共政策、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提升着学校和学科的声誉,以及学生和社会对于学校和学科的整体认知。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大学智库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如,智库科研人员就自己熟悉的领域开设必修或选修课程,为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等。依托学院或智库,设置专门的学位项目,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层次,围绕智库的主要研究领域培养下一代的专家和决策人员。对在职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拓展高校智库与业界的联系,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项目的合作与共生,以学科滋养智库,智库研究反哺学科发展,从而达到共享共赢的局面。

  (三)拓展人才培养主体范围

  国际知名的大学智库从事人才培养项目的主体和类型有很大差异,很多大学智库依托学院开展人才培养项目,或是联合相关学院,或者与外部机构联合培养人才。显然,对于具有显著特色的智库人才培养而言,培养主体可以从智库一家拓展到与智库业务紧密联系的一些部分,吸纳相关机构和群体参与到智库人才培养过程中来,无疑会起到双赢的效果。由于智库人才培养数量通常较少,研究主题和方向相对聚焦,且培养较多集中在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层次,如此,对于需要系统设计的人才培养来讲,还是需要依托院系进行培养,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的学位课程都在学院层面统一组织,虽然其下设的几个智库实力均比较雄厚。而对于较为短期的密集项目和培训项目而言,智库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如很多的智库会组织短期项目来积聚人气,讨论比较紧迫的热点问题,研究一些实用方法和技能等。

  我国智库也可以与相关度较大的大学院系、科研机构、海外院校、政府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学科公共政策研究、决策、咨询和执行、推广人才培养,弥补政策与学术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学生到与智库合作紧密的政府部门、私营部门以及更加广泛的国内外合作机构进行实习,这些合作机构也参与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多机构多类型的人才培养主体参与,学生在政策分析方法、创新思维以及战略视野等方面会有更多的体验和历练。

  (四)重视实用性研究方法传授

  决策咨询研究以及决策本身的复杂化程度日益加深,对于政策影响因素的原始材料获取,相关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方法、可视化呈现、政策走向及预测,多重利益相关者政策理解与推介等环节,都需要转变知识生产方法,扩宽政策研究视野,集合多种沟通技能,围绕政策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入的研究。知名的大学智库除了要求学生研修常规的专业知识,具备跨学科视野以外,还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政策研究的能力,并关注不同学历层次和学位类型人才的培养轨道和类型区分。

  我国高校智库人才培养亟需加强对学生政策研究方法的训练,对于信息的获取、甄别和使用,在政策所属领域,注重对学生政策分析工具、技能和方法的训练,引导学生在多学科视野下,重视政策关键要素分析,关注行动者参与的政策实施研究和权变,培养学生的政策反思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和对各种关系的合作与建构能力,培养学生能够在复杂环境下从事决策和决策咨询研究的能力。与此同时,大学智库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的课程和广泛的专业实践机会。通过与行业的联系,培养学生将专业知识应用于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五)差异化管理不同类型高校智库人才培养项目

  从不同类型大学智库可以看出,智库建设时间长短、高校学科类型不同以及院校层次差异都对智库人才培养的关注、理解和认识不同。初创时期的高校智库对于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依附程度较高,严重依赖政府资源投入,开展政策导向性研究。而具有一定建设基础的高校智库,更注重品牌效应和持久的影响力提升。

  由此,政府对高校智库建设的规划指导和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对于学科优势突出、综合实力较强的院校而言,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强调国际学生比例、知名学位项目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毕业生在相关政府部门就业比例和校友中政策决策型人才的数量和影响力等。对于一些特色院校和教学型院校,重点可放在各个领域政策研究和执行人才的培养上,培养务实的政策专家、执行、宣传等领域的人才。

  大学智库开设人才培养项目类型多种多样,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或模式参照。高校智库根据所在大学人才培养定位和智库研究领域专长,可设置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人才培养项目。从类型而言,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都可纳入人才培养的视野和范围。从层次而言,本科生更多以通识教育为主,会涉及一些科研项目和领域,但是程度较浅,智库设置的研究生培养项目更有利于学科的交叉与复合,针对不同学科和专业生源,跨学科特征需要着重加强。此外,博士后、访问学者等也是扩大合作与交流的途径。从服务社会的角度而言,除在政府决策与学科研究之间建立桥梁之外,还需在人才培养与政策决策之间建立互通机制,将人才培养贯穿于学科建设与决策咨询研究的全过程,培养兼具学术素养深厚和应用能力过硬的下一代政策专家。

  注释:

  ①本文涉及到案例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行榜近年来入围的大学智库为主,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名录收录的高校智库为主要观察对象,调研访谈对象包括上海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大学智库、智库专家和大学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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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Centre for Energy,Petroleum and Mineral Law and Policy.Univerity of Dundee.Study.[EB/OL].(2017-09-06).https://www.dundee.ac.uk/cepmlp/postgraduatestudy/.

  [33]Policy Labs[EB/OL].(2017-03-09).http://cps.ceu.edu/teaching/policy-labs.

  [34]]Our mission[EB/OL].(2017-03-13).http://sdsc.bellschool.anu.edu.au/about-us.

  [35]]Materof Strategic Studies[EB/OL].(2017-03-16).http://sdsc.bellschool.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uploads/2017-02/sdsc_mss_handbook_2017.pdf.

  [36][37]Greening the Grid: From Investment Banker to Energy Visionary[EB/OL].(2017-06-22).https://nicholasinstitute.duke.edu/articles/greening-grid-investment-banker-energy-visionary.

  [38]Educational Impacts.Work of Student in Duke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Program Is Shaping Energy Policy in Bermuda[EB/OL].(2016-07-22).https://nicholasinstitute.duke.edu/about/our-impact.

  [39]]Work of Student in Duke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Program Is Shaping Energy Policy in Bermuda[EB/OL].(2017-06-27).https://nicholasinstitute.duke.edu/education/student-testimony/shaping-energy-policy-in-bermuda.

  [40][41][42]Testimonials[EB/OL].(2017-05-12).https://www.uu.nl/masters/en/migration-ethnic-relations-and/testimonials.

  [43]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and Graduate Education?-Economics Institute[EB/OL].(2017-06-27).http://www.cerge-ei.cz/about/.

  [44]Study[EB/OL].(2017-05-09).http://www.cerge-ei.cz/study/.

  [45]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EB/OL].(2017-06-22).https://lkyspp.nus.edu.sg/aci.

  [46]MA Participation,Power and Social Change 2017-18[EB/OL].(2017-02-21).http://www.ids.ac.uk/files/dmfile/MAParticipationPowerandSocialChange2017_RM-170106_Nomark-up2.pdf.

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