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域”到“再嵌入”——现代大学书院文化空间建设研究

　　摘要：当前，现代学校规训制度下的书院教化意义缺失，学生生活场域异化为外在于其整全生命的物理空间，书院文化空间建设亟待加强。重建书院文化空间，理论上应“再嵌入”传统文化基因和通识教育理念，做到“体”“用”一致、“神”“形”兼备;实践中则应围绕导师制、通识课程和社团活动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推进“书院-学院”双院制协同联动育人模式的落实。

　　关键词：书院;文化空间;脱域;再嵌入

　　一、“脱域”：书院文化空间建设的异化

　　现代大学书院理应成为集生活、教化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空间，而不仅是提供住宿的生活空间。事实上，现代学校规训制度下的书院教化意义缺失，学生生活场域异化为外在于其个体整全生命的物理空间，而非有意义的文化空间。这种教化意义的缺失甚至异化正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000)所谓的“脱域”现象在书院中的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代传统书院的生活空间和教育空间是融合的，而制度化的现代化学校教育却使二者分离，现代大学书院制只是继承了传统书院的空间形式”[1]。学生仍然视书院为具备生活功能的物理空间而非文化空间，现代大学书院并未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书院精神及其蕴含的传统价值没有走进学生心中。

　　(一)原初教化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融合

　　中国传统书院是集教化、研究与藏书诸多功能于一体，师生共同生活的文化教育场域。师生生活和学习都在书院的具体情境中发生，换言之，师生是作为主体嵌入到书院空间之中并相互交往的。师生读书的过程是用生命体验、践行圣人之训的过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均必须亲历其事，才能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的最高道德目标。师生在修身、为学、处事和接物的过程中，生命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扩展，其读书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生命的展开。

　　以中国古代书院为例，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早期书院的建设者们就已经体认自然对人的陶冶之功，特别重视人与周围环境的协调”[2]。书院在地理位置、园林布局和建筑结构等方面与儒家心理结构具有同构作用，环境本身就是道德伦理的“无言教化者”，具有伦理性、教育性和文化性的内涵，对浸润其中的师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书院创建者非常注重书院位置的选择，其选址可大致分为依山傍水型和历史古迹型。[3]“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书院建筑于自然山川之间，将山水草木形貌与人的品德意象化，使自然风貌与人的气质相通，体现了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如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前沿湘江之滨、后至岳麓之巅，亭台相济、山水相融，成为师生讲学论道的绝佳去处。历史古迹是书院选址的又一重点，书院建设者希望通过名流大师的声望使生徒们“见贤思齐”，习得榜样的力量，濡染圣人的精神气质。如鹅湖书院得自著名的“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在此就“理学”和“心学”的理论分歧展开过激烈辩论。此外，古代书院的箴碑、门楹、堂联和斋舍命名也都蕴藏着涵泳深厚的教育意蕴。

　　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欧美住宿学院也十分注重为学生创建全方位发展的育人环境。不同专业、年龄的学生混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和教化空间高度契合，处于一种“复杂性”之中，学生们具备不同场合转换自己的能力，“一个人有许多侧面，但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学生们必须在一种‘复杂性’中生活，才能认识一个超越大学的世界”[4]。哈佛大学在20世纪初开始借鉴和引进英国的住宿学院模式，旨在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性公民，“学生的性格不仅仅取决于所接受的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良好同伴的氛围”[5]。时任校长洛厄尔建立起若干个学舍(house)，每个学舍都有图书馆、餐厅和活动室等，由一名教授担任学舍长，若干名导师负责指导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学舍成为学生成长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哈佛大学的学舍使“学生们从相互间学到的东西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作为一个群体，给每个成员的成长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6]。耶鲁大学的住宿学院计划使学生的生活空间和教育空间合二为一，将宿舍变成一个大讲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仅仅提供住宿而不授课的建筑可以被称作学院(college)”[7]。

　　(二)“脱域”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

　　现代大学书院建设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学校对书院文化设施建设也十分重视，但学生还是感受不到书院与学院、宿舍有何区别，习惯性地将书院视为生活的物理空间而非文化空间。这种书院教学空间教化意义的缺失即吉登斯所谓“脱域”现象在现代学校的表现，书院成为学生攫取文化资本的客观化的抽象系统而不再是原初的嵌入学生生活空间之中并与之结合起来的有意义世界。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现代学校“以生产、训练和造就驯服、有用的身体为目标，规训强迫身体完成某种任务、表现某些仪式”[8]，原初充满教化意义的教养教育被冰冷的制度和法则所侵蚀。进而言之，当学生将书院抽象化为能够攫取学分和文凭等文化资本的场域，教化与生活世界合一的书院空间及学生在此情境中所体验的意义便不再凸显。

　　现代大学书院教化空间的不在场或生活意义的缺失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化席卷中国，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交流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放眼看世界，主动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这不仅动摇了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根基，而且带来了文化和教育的巨大变革。废科举、兴学堂，对西方文教制度的模仿和因袭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书院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也被一并抛弃，中国大学开始文理综合或分科设立的改革。分科设立的现代大学以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为己任，过分强调知识的功利价值，视教育为谋生之工具，学生将学习定位于“器物”“技艺”层面，现代课堂离大学理想和传统书院精神越来越远，逐步沦为道德贫瘠的“名利场”。事实上，早在1921年，毛泽东便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比较了书院和学校的利弊得失，并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他认为“学校在使学生利于被动，消磨个性，毁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而书院则恰好相反，“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9]。

　　除却抛弃传统书院精神造成文化断层的历史性因素，现代学校规训制度则是书院教化意义缺失即“脱域”现象的社会性因素。在以主知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大学中，学生受到课堂标准化和效率化的规训并时常遭受惩罚，知识学习不再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知识统帅、教师一言堂成为教学常态。教师俨然成为现代化语境中生产流水线上的“熟练技术工人”，只负责把知识加工为统一规格的产品并兜售给学生，而学生则只注重习得表层知识符号，对文本死记硬背、记诵标准答案而少有创新。单纯追求效率和标准答案的规训化教育“去情境”“去过程”“去发展”，只能培养出“两脚书橱”而无法培养学生整全的个性，这与传统书院人文精神以及通识教育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教育向人展示的只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而忘却了作为根本的‘生活世界’”[10]，学生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疏离、重知识轻道德、重科技轻人文，课堂异化为外在于学生个体生命的物理空间。此外，大学教师“有课则来，无课则走”，教师与学生生活空间彼此区隔、鲜有交往，学生在课堂以外几乎没有和教师互动的机会，传统书院充满教化意义的文化空间在现代学校规训制度下“不在场”，学校沦为只能提供食宿的物理空间。

　　二、“再嵌入”：重拾书院传统文化基因

　　现代大学书院应以“学生为本”，培养整全而非割裂的人，然而至今并未开发出有效的课程和活动，人文精神日渐式微、通识教育识而不通。如何建设书院的文化空间，发挥书院的文化功能，“再嵌入”书院的传统文化基因和通识教育理念，在现代书院的更新和改造中既能尊重民族文化本身，又能借鉴欧美寄宿学院制度，创造性地传承和转换书院的文化空间而非单纯物理空间是现代大学书院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体”“用”一致

　　“体”与“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概念范畴，指本体和作用。“体”即本，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象，“体”是第一性的，“用”是从属的第二性的。“体”“用”二词的意义到唐代得以明确，“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唐·崔憬《周易探元》)。

　　现代大学书院制度是中国传统书院与欧美寄宿学院有机糅合的统一体，二者各有其“体”“用”。对中国传统书院而言，“体”主要是指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而“用”则指向儒家的纲常名教等文化典籍。传统书院将儒家学说转化为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注重人格的养成，“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需要和意义的精神”[11]。书院精神实与西方大学推崇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理念有暗合之处，与其主张的个性养成、自由探究的精神相互吻合，这恰是现代大学的理想所在。然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急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将书院视作敝屣而抛弃，书院千余年积淀的文化菁华并未被汲取，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现代大学之间存在明显的裂痕。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书院研究就已经对20世纪初期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向进行过反省，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倒，诚如胡适所言“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2]。文化的更新与改造不能脱离民族文化母体本身，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和高贵的灵魂，现代大学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从“本”“体”上加以衡量，汲取中国传统书院精神的精髓是重建书院文化空间的必由之路。

　　对国外寄宿制学院而言，“体”主要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念，而“用”则指向通识教育课程与活动。通识教育是对现代专业教育的批判和“人的一般发展”教育本质的回归，从源头上看，通识教育来自古希腊自由教育的理念，其专注于一般精神理念的追求，而非具体的专业教育和实用教育。就通识教育的目的而言，是要充分唤醒个体完整成人的意识，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和国家公民;就其内容而言，是要“超越专业局限而达到普遍知识，由普遍知识达到人对自我存在之整全的认识”[13]。现代大学书院使通识教育有了新的可能，或者说书院独有的文化空间极大拓展了通识教育实施的途径，学生通过体验参与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习得了具有整全意识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书院以学生为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学生混住，不同思维模式相互启迪，不同兴趣爱好彼此熏陶，通过设置各种实践体验课程和活动，旨在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促进其全人的发展，养成负责任的公民。

　　中国传统书院精神注重道德教育和人格养成，通识教育旨在人的整全发展和个性养成。就价值规范而言，书院精神和通识教育理念有着契合之处，二者均可视为现代大学书院的“体”;从知识论角度出发，儒家的纲常名教等伦理性知识以及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都可视为“用”。那么，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大学书院的“体”“用”关系则需要向传统书院精神处求答案。中国传统书院有“教训合一”的传统，“自宋、元、明以迄清代，为时经数百年之久，关于书院之内容规则，虽不无变更添补之处，然其目的之在于讲学术以正人心，补国家学校之阙失，则始终一贯。亦即我国真正之书院教育，原系人格教育，至其倡导学术自由研究之风气及知识之传授，尚余事耳”[14]。传统书院将道德教育与知识教学结合起来，并将儒家的“道”作为知识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这种“体用一致”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个体道德养成的具体手段，是现代大学书院精神文化空间建设值得借鉴、精神文化得以彰显的重要维度。

　　(二)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神”“形”兼备

　　何谓“神”与“形”?《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人的躯体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人的心理是由躯体派生的，人的身形成了，也便有了心理。《管子·内业篇》说，“凡人之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形指形体、肉体，神指精神、灵魂。《神灭论》开篇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是物质实体，神是形体的一种功能或作用。那么，书院的“神”与“形”究竟是什么，二者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书院的“神”即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大学之道可视作大学之为大学的本体追问，是一种精神和理念的追求;书院之“形”则是指符合大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神”“形”兼备，现代大学书院制无疑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彰显大学精神的最佳制度安排。

　　中国传统书院通过教育实现个体人格的修养(明明德)，进而达到改善人伦关系的目的(亲民)，最终进入“至善”的最高境界。这种德性文化理念影响和支配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及其价值追求，也备受现代大学书院重视和推崇。院名最能直接地传达一间书院的气质，院名作为一种精神架构不仅昭示着书院的历史与文化意蕴，更能生动地展示出书院生命价值的“神韵”。纵观国内诸多书院名称，均直接或间接地取自儒家的经典典籍，反映了对传统人文精神和德性文化的青睐。如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宗旨，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习，同时也注重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汕头大学陆续创建了弘毅书院、思源书院和知行书院，培养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认同感，建设温馨人文社区;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文治、宗濂、崇实、励志、启德等八所书院，以人文素质教育为重点，培养社会栋梁之才。这些书院名称是对传统书院精神的深入理解与传承，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基于生命价值引领的大学教育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院名虽然传神地表达了书院的精神追求，然而在大学之道日渐势微、大学精神日趋沉沦的当下，仅靠在昔日故纸堆里挑选几个华丽的辞藻是无法承续传统大学精神、建成现代大学书院的，真正的大学精神或书院文化空间建设所依托的仍旧是“大师”和他们的文化信念，靠的是一系列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换言之，现代大学书院文化空间建设需要“形”“神”兼备。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建章立制，出台书院章程、加强规章制度建设，明确书院管理模式和书院工作实施细则;所谓制度安排包括生活设施配套、通识教育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师生融通互动和学生自治管理等几个方面。当然，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制度安排都是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改变工作理念和方式，有意识地将大学人文精神落实到书院运行的方方面面，充分发挥书院文化育人的优势。

　　三、“实践”：书院文化空间建设优化策略

　　书院制“贵”在是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书院制改革既要汲取我国传统书院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财富，也要学习借鉴欧美寄宿学院通识教育的宝贵经验。现代性语境中、制度化教育框架下的书院文化空间建设既要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统一，“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15]，又要遵循现代大学办学和人才培养的规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传统书院精神，拓宽书院的精神文化空间。

　　(一)延聘名师，建立健全书院导师激励制度

　　书院院长是现代大学书院的灵魂和核心，院长的教育理念直接影响书院文化空间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中国传统书院一般都延聘名师主持院务，书院院长(又称山长、山主、主讲、洞主、掌教等)的声望往往成为书院能否聚徕生徒、教学成败的关键。自宋代开始，著名思想家几乎都曾主政书院，如陆九渊讲学于象山精舍，朱熹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张栻讲学于城南书院，王夫之讲学于岳麓书院，颜元讲学于漳南书院等。这些名师掌教书院聚集了四方求学的生徒，有的甚至不远千里负笈而至，结庐而居。书院文脉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斯文鼎盛，与书院主讲名师的声望学识以及受业生徒们虚心求教，交游甚笃的师生关系是分不开的。因此，书院院长必须由思想政治过硬、人文精神深厚、具有书院教育情怀、在某一学科领域学有所长的资深人士担任，以期负责书院教育特色、理念和书院教育模式等宏大叙事，真正发挥书院院长领路人的作用。

　　导师制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选择书院时均会配备学业导师和生活导师。学业导师针对学生的学业、专业选择和课程规划给予指导，生活导师则在学生生活方面提供建议和帮助。对学生而言，“从与导师的精神交流中所获得的学习态度、批判精神、品德修养、思维方式，比仅仅获得知识本身更为重要，有可能成为影响学生一生的潜在财富”[16]。因此，书院导师队伍建设十分重要，需要为导师提供便利的工作条件，提供更多师生交流沟通的平台，完善激励机制，发挥导师作用。对书院导师的激励，可以采取精神激励优先，制度激励和物质激励并举的措施。教师是自我实现需要强烈的群体，可以通过颁发荣誉称号等方式予以满足，制度激励也要同步跟上，在职称评定、绩效评价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和照顾。为了吸引优秀教师担任书院导师，学校要在政策和环境上营造氛围，让师生感到书院导师是最受赞誉和欢迎的岗位，让其拥有满满的获得感。

　　(二)精心设计，开发有效的通识课程和社团活动

　　通识课程是现代大学书院制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开展书院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载体，实施通识教育旨在拓宽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使其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以及身心诸方面获得自由和谐的发展。书院应当明确通识教育的内涵，精心组织、科学设计通识课程的体系与类目，书院通识教育的方式包括开设通识课程、举办讲座、开展社会实践和读书沙龙等。然而，目前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形式和方法还比较单一，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不健全，师生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也流于肤浅。事实上，通识教育不是大杂烩，大学语文、英语、计算机、思想政治教育等不宜作为通识课程，应当选择那些人类普遍共同的、原理性的自由知识作为课程内容。比如台湾清华大学通识课程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科学领域三个领域八大类课程;台湾大学则秉持全人教育理念开设人文学、社会科学、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四大领域的通识教育课程。

　　此外，学生社团作为朋辈间交往互动的有效方式，是现代大学书院文化活动的主体，因此有必要组建精品活动社团、加强社团活动建设。书院活动的开展力求贴近学生生活实际，通过志愿服务、文艺演出、团体及个别辅导、素质拓展训练营等形式开展文化活动，寓教育于生活。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设计文化活动，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艺术和社会实践等各类活动，创办文艺剧团、诗歌朗诵队、兴趣俱乐部等社团，培养学生对书院的亲切感和荣誉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如哈佛大学住宿学院组织的院长茶会(Master’s Tea),邀请各行各业社会知名人士与学生座谈交流，深受广大学生欢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下午茶活动允许任何身份的人参与平等交流、头脑风暴，激发智慧的火花，对此剑桥大学副校长曾开玩笑地说：“喝下午茶，我们就喝出了6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学习、生活、娱乐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全面发展。

　　(三)协同联动，落实“书院-学院”双院制育人模式

　　现代大学书院文化空间建设需要有效的管理制度予以保障，由于我国书院制是原有组织框架下改革的产物，书院和学院关系的处理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与欧美高校住宿学院不同，我国高校书院建立在传统院校两级学生管理模式基础之上，各院系依然是学生管理的组织机构，具备学生管理权限。书院建设中经常听到书院与学院“两张皮”问题，其实质是书院和学院双院制育人模式没有形成，书院和学院之间存在严重的割裂现象。学生日常的生活学习都在书院中进行，学院方面只负责专业课程的讲授并不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因此学生普遍对书院的认同感和亲切感更强，而学院则反映学生的专业兴趣不足、专业归属感不强。

　　整体而言，面对同样的老师和学生，书院和学院的工作重点各有不同，前者侧重于文化素质教育，后者侧重于专业教育。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校长对书院制的介绍：“学生进校的时候就给他分配一个学院，一个书院，学院是根据他的专业兴趣划分的，书院负责学生的生活和活动。学生们常说他们有一个爸爸是学院，有一个妈妈是书院，智的方面基本上是学院负责，德、体、群、美四个方面是书院负责。”[17]事实上，书院与学院之间是有交集的，二者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承担文化育人的责任。书院的特点在于开放性和自主性，其目的是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服务和自主管理，学生作为书院的主人翁应当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增强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学院则更多地通过规章、制度来管理和约束学生。书院文化空间建设需要协调好与学院的关系，吸收书院和学院各自育人模式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力量协同，从而形成“书院-学院”双院育人的联动格局，这既是全环境育人的客观需要，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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