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教师，我喜欢将自己的工作比作道路上奔流不息的运输工具。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专属运营路线，汇合起来便组成通往无穷远方的起点与路程。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每个学期我都会搭乘这样的运输工具，沿着特定的道路观赏一些未知的景象。我遇到的那些“驾驶员”，有人手持本科生的“专业驾照”，有人持有的却只是高中生的“临时驾照”。他们的运输专线有的风景如画，有的飞沙走石。
记忆中第一位与“改写人生”有关联的教师，是一位中师生，教我四年级和五年级的语文。这是我在乡村中学遇到的第一位接受过专业师范教育的老师。她能写一手极漂亮的空心美术字，会拉二胡，会下象棋，会画画，更令我崇拜的是会讲故事。她在语文课上给我们讲她在县城电影院中看的电影，常常是一讲一节课，而且边讲故事边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一些简笔图案。这位老师把文学的种子植入了我的灵魂深处，让我数十年间为之痴迷不已。有趣的是，后来我和她成为同事，我在课堂上带领学生玩的各种游戏，大多从她那儿“剽窃”而来，比如把课文的标题编成谜语，把学生的姓名编成对联等等。这位老师的名字叫王金凤。
第二位与“改写人生”有关联的教师，是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刘家振。他是王金凤老师的爱人，是我所在的乡村中学唯一的本科师范生，十里八乡都尊称其为“刘大学”。据说他文章写得特别好，人民公社的很多重要文件都请他起草。不过我读书时没读过他的文章。
应该是1976年春天吧，读初一的我和全校所有师生一起在距离学校约3公里远的一个生产队“学农”，同时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活动。挖了一个星期的池塘淤泥，“参观”了两个“地主”的“罪恶家庭”，开了两场批斗大会。“学农”结束后，人民公社组织全社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现场会，要求学校指派两名学生登台发言。学校为了落实此项政治任务，先组织所有学生写一篇大批判稿，由语文教师挑选出最优秀的文章，安排作者登台发言。
可能是王金凤老师种下的文学种子开始发芽了吧，鬼使神差的，我的文章竟然被刘家振老师看中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这篇作文有没有请家长帮忙修改，或者参考了报纸上的文章。得到我独立完成的答复后，他十分兴奋，说我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超出了这个年龄的思想认知。他给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让我进一步完善这篇批判稿，并让我背熟。公社开大会时让我上台发言。作为奖励，他从办公桌中拿出一个硬面抄赠送给我。
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得到语文老师的褒扬，而且这褒扬出自全校乃至全公社唯一的大学生之口，11岁少年的荣誉感爆棚，回家立刻苦思冥想修改批判稿。只是，当公社的批判大会在学校操场举行的那天，我并未登台发言，不记得是因为胆怯没敢登台，还是学生发言的程序被取消了。
经由这一件事，我成了刘家振老师最为欣赏的学生之一。但他不久便被调往县里的一所工农兵大学执教。离别时，他送了我一堆的礼物，有钢笔，有硬面抄，还有一些练习本。
13岁那年，初中毕业没考上县城里的学校，而是进入了离家20余公里的一所乡村高中。住校，各种不适应。祖父便想托人将我转入县城的二中。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人生轨迹吧，在祖父去二中打听是否可以转学时，竟然在教务处遇到了刘家振老师。原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他和王金凤老师一起调入县二中工作了。刘老师立刻帮我咨询转学的各种手续，不但把我转入了二中，还安排我重读高一。他的理由是我年龄太小，重读高一依旧还是班级年龄最小的一个。他说，把基础打扎实些，高考才能考得好。
进入二中后，我不在刘老师和王老师的班级，但我是他们家的常客。很多个中午，下课时刘老师或者王老师会在教室门前等我，把我拉到他们家中吃午饭。有一次，王金凤老师看我只穿了一条裤子，下午便买了一条腈纶的保暖裤送到教室。那条裤子后来我一直穿到30多岁。
高一升高二时分班，我的几个好朋友都选择了“医农班”，我也随大流，选择了这个组合。开学后约半个月，刘老师知道了我的选择后把我叫到他们家，夫妻俩帮我分析各门学科的成绩，建议我改选文科。很快，他们帮我办好了转班的各种手续，把我送进了文科班。在文科班，我学得确实很轻松，经常位列年级前10名之内。
后来便是读大学，工作。转眼便是十余年。
1994年秋，我以乡村初中教师的身份参加县里的优质课竞赛。进入决赛后，在一所乡村高中现场赛课。那次，我抽到的课文极为无趣。为了把课上“活”，我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具超前意识的便是小组合作探究。现场上课时，我才发现刘家振老师竟然是评委。
比赛的成绩不是很好，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不过，县教研室的主任对我说，你的课上得非常好，以后县里有什么活动，就请你来上展示课。
1995年春，因为一个学生的学籍问题，我到县一中办事，遇到刘家振老师(他和王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都调入到一中工作，刘老师还在县一中担任教学副校长)。刘老师闲聊中说到我的那节课，对我的教学大加赞赏。最后，刘老师说：“我准备把你调到我们学校来。”
1995年盛夏，我果真接到了调令，从乡村初中调入县一中。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却始终无法达成的一个愿望啊。在我进入县一中后，刘老师才告诉我，他把我调进来，不是因为师生情谊，而是因为我的课确实上得好。其实我知道，怎么会没有师生情谊的影响呢?我更知道，在语文学科教学的路上，我正一步步成为曾经的他。他是基于对语文这门学科的钟爱，才连带着钟爱童年时写出好作文的我，钟爱工作后乐意于专研教学技法的我。
我以《心中的那座山》为题，写了一篇短小的散文。在文中，我这样评价我的这位恩师：
他属于标本式的中国书生，内敛而克制，儒雅而从容。从我做他的学生，到做他的同事，三十年的时光中，我似乎从未见过他在十步之外唤人，也没见他步履匆匆地行走，更没见他因为各样名利上的事儿跟人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他从不邋遢，从不落魄，任何时候，都是军人般挺直着腰杆，不卑不亢，认真而执着地生活工作。
他有一种从骨子里溢出的文人气质，这种气质令站在讲台上的他，平添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威严和尊严。做他学生时，我总疑心他和语文已经融合为一体，教文天祥时，他就是文天祥，教苏东坡，他又是苏东坡。
他治学极为严谨，教了近四十年的书，教科书上依旧写满着密密麻麻的工笔小楷。他听课评课不留情面，一句句的追问，常让少数混日子的同行汗流浃背。他近乎苛刻地强调着书写的工整、卷面的整洁，他认为写不出一手工整的汉字，就是愧对了文化，愧对了祖先。
……
2019年春，《中国教育报》约我写一篇成长反思，我再一次念及两位恩师在我人生中的重要影响，写了这样的感触：
40多年前，当我读小学和初中时，有幸遇到了两位自带光芒的语文教师。教我小学语文的王金凤老师……在她的语文课上，几十个十来岁孩子的爱恨情仇总能够得到完美的激活。教我初中语文的刘家振老师则严谨博学……这两位语文教师，成为我语文学习的点灯人，也成为我做语文教师后一直效仿的榜样。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语文课就是我所追求的“生命在场”语文课。
第三位与“改写人生”有关联的教师，是初二时的英语教师，一位临时聘用的民办教师。
有一天，我不知什么原因病了，从半夜起开始发高烧，到清晨应该起床上学的时间，我却无论如何也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了。直到九点多钟退烧后，我才背了书包，晕晕乎乎地穿过村落走过田埂趟过小河，走进了破旧的校园。
教室的门虚掩着，门里传来英语老师年轻的声音。
我怯怯地喊了一声“报告”。英语老师扭头看了看我，复又转过身去。似乎我只是一阵偶尔拂过门边的风，无色也无形。我被晾在了门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同学们的目光不断地透过门缝，扫描在我身上。
英语老师大约是感觉这样影响了同学们的正常学习，便停了授课，从讲台上走到门边，轻轻地把门合严实了。他的目光从我身上越过时，似乎没有碰到任何的障碍，只像是站在蒙古大草原上看辽阔的牧场一般。
那时应该有十点钟了吧。室外的阳光似乎很灿烂，照在身上很温暖。我的心却极冷，眼泪也不争气地跑了出来。
也许是那场发烧烧坏了我的大脑，也许是那教室门前同学们的目光烧焦了我的信心，反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和英语彻底绝缘。直到高考时用五门课与他人的六门课搏杀，直到大学毕业时无法参加研究生考试，直到职称晋级时依然无法应对英语考试……
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篇文章时，念及生命中的三位教师，我想到的是，假设我没有遇到这三位老师，我的人生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我深知，比假设重要一万倍的，是这些都是我真实的人生。我不过是在人生的某一个站点，碰巧登上这三位老师的列车，碰巧赶上了他们带给我的这些景致。而这些，都是生命给予我的最好恩赐，有了它们，我才在近40年的教师生涯中既有所追求又有所畏惧。
(作者单位：江苏仪征中学)
责任编辑：晁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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