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五年级小女孩缪缪(化名)跳楼的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大家从不同角度来讨论这件事中当事人的是是非非，也由此延伸到对人性、教育、作文教学等各个方面的思考和言说。的确，每一个看似孤立的事件，都会折射出很多社会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是社会人应该担当的责任。
在为一个曾经鲜活的小生命匆匆凋零感到惋惜和痛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件事中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老师对学生作文修改的不依不饶、对“正能量”的过度反应，而学生在作文中表达的观点，却是克隆自网络……这些吊诡的剧情，即使不是以幼小生命凋零的悲剧收场，本身也是悲剧。
这是教育的悲剧，是社会加之于教育必然造成的悲剧。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学校里，成人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了儿童”，实际上大都不曾真正驻足去看见真实的儿童，都在不知不觉中以儿童的“导师”自居，都陶醉在自以为是的对儿童的教导、呵护和培育中，竟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对儿童的“控制”和“约束”，甚至是对儿童心灵的戕害。
一
2018年，笔者在《江苏教育·班主任》杂志写了一年以童年研究为主题的专栏。受自己所阅读书籍和实践体验的影响，在思考童年问题时，我更聚焦于儿童自我实现的困境和艰难。毕竟，成人在屏蔽现实的诗意言说中，常常会夸张式地赞美童年的自由和美好，而全然忘记了自己真实的童年成长经历——时不时就会降临的恐惧、挣扎、无助、茫然，这些和快乐、幸福、安全、坚定总是交替出现在日常中，有时根本分不清哪一种体验更真切，更强烈。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成人尚且如此，儿童在身体和思想受到的控制尤甚。
在小学课本上，有这样几篇文章，很真实地反映了儿童的无奈和无助。泰戈尔的《花的学校》中有这样的句子：“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吐过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站墙角的。”叶至善的《一只窝囊的大老虎》中的“我”，长大了也不明白“为什么不会豁虎跳就不能扮老虎呢?为什么没豁虎跳就会惹起哄堂大笑呢?”“我”当时的老师“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好老师”，尚且在小伙伴的不满中感到沮丧。茅盾的《乡下人家》中，有这样的语句：“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
贾平凹在《天上的星星》中描写了两个小孩的一段对话：
我们都不知道这月亮是怎么了，却发现星星少了许多，留下的也淡了许多。这使我们大吃了一惊。
“这是怎么了?”妹妹慌慌地说。
“月亮出来了。”我说。
“月亮出来了为什么星星就少了呢?”
我们闷闷不得其解。坐了一会儿，似乎就明白了：这漠漠的夜空，恐怕是属于月亮的，它之所以由红变黄，由黄变白，一定是生气，嫌星星们不安分，在吓唬它们哩。
“哦，月亮是天上的大人。”妹妹说。
我们都没有了话说。我们深深懂得大人的威严，又深深可怜起星星了：月亮不在的时候，它们是多么有精光灵气;月亮出现了，它们就变得这般猥琐了。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无论在家庭还是学校中，儿童体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被控制”。当然，“控制”并非都会带来负面的情绪体验，甚至在儿童成长中，某些“控制”是必然要经历并内化为促进自我实现的秩序的。关键在于，成人，尤其是教育者，基于童年经验和同理心对儿童面临的“控制”有清晰的认识，一定是理解儿童、尊重儿童的基础。
成人尚且不断追求“免于恐惧的权利”，儿童更需要体验得到的“安全感”。人与人相处时，一方没有了安全感，所谓的美好和和谐就成了奢望。家庭里，孩子在大人面前没有安全感，孩子就不会拥有自信和幸福;在教室里，学生没有了安全感，学生就不会拥有自信和快乐。一个长期情绪受到压抑的儿童，不可能自信阳光，不可能富有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他们要么表现得叛逆但内心无所适从，要么心灵委顿被动地安于现实，要么……成人社会亦然。让儿童拥有安全感，这是最起码的教育伦理。
有些人常常喜欢当作口号来喊的“挫折教育”，基本上是希望看到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只要告诉儿童，人生必然要经历挫折遭受打击遭遇不公，但只要你够坚强，你就会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这不是挫折教育。真正的挫折教育首先要让儿童体验到心灵的安全感，要让儿童看到战胜不公和困难的榜样，感受到站在正义、勇敢、冒险这一边的自豪，这样他们才会坚定地追求积极向上的自我实现，不畏挫折，不屈权威，不断突破。
二
儿童来到学校，成为学生，他们无时无刻不身处“控制”之中，他们在“控制”中也会积极地、不懈地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实现，追求更多的可能性。
但是，学校教育，很多时候，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做“折翅”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讲，这不仅仅是教育目标的问题，也是教育伦理的问题。
比如，我们的作文教育。前几天，一个年轻老师认认真真地问我：“李老师，学生每次写作文，我总发现他们不懂得立意，不知道在结尾进行思想提升，这该怎么办呢?”
我反问年轻老师：“你希望他们的作文要立什么样的意呢?结尾提升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在作文中表达‘正能量’了，结尾升华一下，得分也会高一些啊。不然的话，就算他的作文写得再怎么有意思，考试阅卷时老师也不会给高分的。”年轻老师如是说。
我懂了，我悲哀地懂了——“正能量”的价值，就在于得到更高的分数上。
现实不就是如此吗?
老师们选择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是上级能给更高的“分数”，这“分数”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给老师带来更可靠的“安全感”。往往，老师们为了这些分数和安全感，不得不忽视学生的体验和利益。——这是老师的错吗?是，也不是。毕竟，老师仅仅是老师而已。
“乖”学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环境，猜测老师的意图，老老实实地为分数奋斗，在作文时按照得分秘诀编造故事，言不由衷地抒情和“输送正能量”。
怕作文，恨作文，理所当然!根本上，学生怕的不是作文本身，而是加之于作文上的“紧箍咒”。
到底是谁在执着地追求作文表达中的“正能量”呢?这根指挥棒是无形的，却又是那么孔武有力，让无数的语文教师不假思索地忠实于它，听命于它。
可是，我们的课程标准里对小学生的表达有这样的要求吗?
没有。翻遍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第一学段到第四学段的作文“目标与内容”，没有一条提出要表现出“正能量”或与之意思相近的表述，倒是一直在强调作文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要有真情实感”。
白纸黑字的“标准”视而不见，却执着于高大虚幻的“正能量”，真是一件极其吊诡的事情。
然后，就有了许许多多更吊诡的事情。为了能表现出“正能量”，学生就到网上去“百度”“伟光正”的观点，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没想到的是，却遭遇了老师的当头棒喝——这是“负能量”!学生摘录百度上挂的帖子“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我们的话语系统里，“虚情假意”“伪善”都是公认的贬义词，戳破“虚情假意”“伪善”的蒙蔽，这分明应该归为“正能量”的了，为什么有老师会觉得是“负能量”呢?或许是担心学生这样的言论显得不够循规蹈矩?……
有这样“良苦用心”的，何止是某一个老师呢?
再往深里追究，若很多教师在作文教学中，不是执着于“立意”的高大上，而是鼓励“童言无忌”，鼓励学生写心里的真实想法，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感受，让学生拥有表达的安全感，会有许多学生去“百度”吗?
三
我的一个学生在班级故事中这样写道：
“放假啦!”随着一声放假啦，我就开启了两个月的暑假生活:游山玩水、饱览山河、大吃大喝、浪迹天涯，那是有多高兴就有多高兴。可是，又随着一声“开学了”，我们在暑假里所有的一切也都没了。
我坐在窗前，想着接下来我在学校里要做的事：手不释卷、勤学苦练，最重要的还是要见到那讨人厌的飞刀老师——说到飞刀老师，我倒要好好说一说他了。他有一双不怎么大的眼睛，一个不怎么大的鼻子，还有一个“鸡嘴形”的嘴巴，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笑起来的样子。他一笑，就跟放了鬼片似的：大门牙暴露在外，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太惊悚了。不光是他的长相，就连他上课我都讨厌。有好几次，我不想回答问题他还非得让我回答那个问题。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讨厌他。
…………
那个被“痛扁”的“飞刀老师”是谁呢?就是笔者。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你瞧我这样的老师多没师道尊严——她就是这样率性地表达着，她不需要去“百度”，不屑于去迎合。她在故事里讨厌我，在教室里却喜欢粘着我，有时絮絮叨叨说着自己的见闻和看法，有时冷不丁地“批斗”我两句，逗得大家开心欢笑。
我把她写的故事读给同学们听，毫不吝啬地给她点赞，还把这篇文章选编进了我的一本书里。
同样是这个班的一个学生，被喊去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被问到对家乡的看法时，她先夸了高高的楼房宽阔的马路，然后说有一点不好，就是空气环境太差了。记者马上紧张起来，连连摆手：“这个不说，这个不说，就说好的。”小女生一嘟嘴：“真话不让说，干嘛采访我!”说完就转身走人了。
这位记者的思维，到底说明了什么?记者尚且如此，教育又岂能独善其身?
这位记者一定是执着于“正能量”的，在这样的记者眼里，这两个学生一定都缺少“正能量”。可在我的眼里，她们做的、说的，满满都是正能量。她们爱读书，她们思想活跃，她们还成绩优异。从她们身上，我看到的是希望，不是因为成绩优异，而是她们敢于、善于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判断。
语文教育找不到方向，就像学做人找不到方向一样。社会、老师对儿童作文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对人之为人和做人的态度，也是对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回答。
我和你，可能都做得不够好，但我们要常常警醒自己，那些拿起笔来说话的，是儿童，是我们共同寄予希望的明天和未来。
老师手中的红笔，流出来的应该是一丝丝的温暖，写下的应该是一句句的叮咛，千万不能编织烧红了的栅栏，不能划出一道道流血的伤痕。
的确，我们身处教育困局中，而社会发展一定是寄予儿童教育的，破解教育困局，任重而道远。那就让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从我做起，重新审视和反思我们正在经历和创造着的儿童教育吧。
当然，这不仅仅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单位：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责任编辑：黄佳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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