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做生命教育研究，提出“生命化教育”的观点，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近，青少年群体频繁出现的选择放弃生命的问题，我也一直非常关注。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总有很多朋友会给我发来全国各地的关于青少年不幸事件的报告，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
这次某些地方的情况比较严峻，比如一个沿海城市，据我所知，在疫情期间先后有6个孩子跳楼自杀，而且都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孩子。初三复学第一天，有个孩子晚上跳楼自杀了;还有一个孩子和父母起了严重冲突，在父母还在吵架时，他自杀了;另外还有一个12岁的孩子，居然蓄意杀害自己的母亲和父亲，结果父亲受了重伤，母亲当场死亡。这类事件在报刊、网媒等平台时有报道，但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另一个青少年自杀问题相当严重的城市，这里一所中学青少年指导中心主任给我打电话，他们要在全校开展生命教育的班会课，希望我给予指导，我说让我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原来当地教育局大概在上个月底发布了一个关于开展生命教育的相关文件——因为有不少青少年非正常死亡。我了解到的就有四五起，最为严峻的是两个15岁的女生相约一起跳楼。这确实让人很难过，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才能消化这种痛苦。针对近期频频发生的青少年不幸事件，某省教育厅刚刚发布了一个文件，对各地教育局、对全体老师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一个是对频频发生的自杀事件，要有足够应对的意识;另外是对有群体自杀情况发生趋势的，要坚决遏制住。文件里要求对四种家庭进行辅导：离婚家庭、单亲家庭、贫困家庭，以及亲子关系矛盾突出的家庭。还要求老师排查孩子的微信群、QQ群;要求了解每个孩子的状况，要特别做好教学楼和宿舍楼屋顶的管理。虽然我们看不到更具体的数字，但是从这些文件的要求，以及各地教师朋友给我反映的状况来看，它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这也可以说是新冠肺炎所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
实际上，青少年自杀的问题一直很严峻。我在家庭教育著作《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里曾经提及这个问题。同时，2006年我就在全国很多城市做过宣讲，其中强调的重点就是：面对日趋严峻的青少年生命危机，我们要有更具体的行动。
二
其实，亲子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甚至三代人之间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很多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是需要重建的。
纵观这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家庭的意识，或者家庭伦理观一直是受到侵犯的。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赚钱，为了事业，很多父母把孩子寄在别人家，或者寄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到了今天，也有一些“80后”“90后”的父母，仍然不能承担起养育孩子方面的第一责任。孩子的成长，家庭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前几天有个老师向我咨询，他的孩子在上初三，现在完全放弃了学习，对学校生活完全没兴趣，对自己的中考没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完全失去了念想。这时家长才反思学业的压力，反思自己对孩子管教的方式不太正确。其实这种反思是不够的，最重要的反思还要从源头开始。比如说我提出的重建家庭伦理，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要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英国20世纪儿童精神分析大师唐纳德·温尼科特就提出：母亲要做一个够好的母亲。我在各地讲课时问过很多家长，对于够好的家长，如果满分100分应该打多少分?很多妈妈说打90分以上。但是在温尼科特看来，所谓“够好的母亲”就是能及格。但是及格需要有前提：你要在孩子身边，要从内心接纳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要在生活中具体尽到母亲的职责。在这个基础上再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母亲。
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一般在青春期，但是温尼科特在对六万多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在三岁之前就潜伏下了，所以对孩子来说，家庭教育是否到位，三岁之前可能比十岁之后还要重要。一个人精神和肉体的疾病如果是在童年发生，是在生命早期出现的，这将是难以治愈的。
所以建立亲子之间亲密关系的意义，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学者，包括今天的儿童研究者怎么去强调都不为过的。
三
现在经常听到人们这样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但是把家庭、父母等同于学校、老师，这是不准确的。
父母就是父母，父母是孩子安全感的建立者，是孩子生活规则的指导者，一个人最初所需要的安全感往往来自三岁之前。温尼科特把它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第一个是0-6个月，是无条件受呵护时期，它能够促进孩子安全感的真正建立。这个时候，母亲要始终在场，使孩子从内在建立起对自我的信赖感，这种自我的信赖感会成为他一生前进的精神支柱。
华兹华斯说，儿童是成人之父，成年人会不断回到童年汲取力量，汲取精神资源。成年人又是从儿童发展起来的，所以儿童时期的生命状况也许将影响一个人终身的精神状况以及健康状况。
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儿童史是一个人一生的生命史。这是从精神意义上提出的。当疫情发生之后，原来很多不在场的父母，或者隐性缺席的父母都和孩子生活在了一起，此时原来就埋下的种种矛盾必然不可避免。
前几天我回答了一个老师的咨询，他说自己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现在他们之间矛盾冲突很厉害。我问他是不是从早到晚始终在批评，他说始终如此，原来他没发现孩子有这么多问题，现在却发现孩子全身都是问题。但是有一些批评已经为时太晚了，父母最需要的更应该是克制、接纳，哪怕孩子的缺点也是他命运的一部分。
相信命运的人命运会带着你走;不相信命运的人，命运推着你走。我们要承受命运的安排，因为孩子的发展虽然有父母的造化，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十二三岁之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非常有限了——但是很多父母这个时候才真正地变得着急起来，看孩子怎么都不顺眼。但父母老是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看孩子什么都有问题，这个家庭就变得毫无温暖可言，在这样的情形下，青春期的孩子很容易完全失控，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四
选择死亡还和很多孩子的学业状况有关。前几天我跟一个家庭教育指导班的老师谈论：孩子回校之后，基本上考试都是考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一回学校就要考试呢?老师们说要给孩子一个下马威，孩子在家里荒芜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的很多教育者，包括很多父母，都低估了疫情期间“宅家”生活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危机，他们是需要父母来帮助、引导的，也需要学校为其创造一种释放、交流的氛围，创造一种他们对学校生活、对伙伴、对学习生涯重新产生热爱的生命的场域——而不是一复学就考试。
在我看来，我们中国儿童在三个方面相当匮乏。第一，运动缺失症，孩子流汗、奔跑，在赛场上、运动场上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第二，社交缺失症。没有闲暇，没有时间，没有生命的自如感，没有真实的交往，对生命没有一种足够的自信，就不可能跟其他孩子有亲密的交往。第三，自然缺失症。不要说疫情期间，就是在平时，孩子放归自然，走到山间、林间，走到溪边、江边，这样的时间都太少。我们怕孩子把时间浪费在闲暇上，孩子也就不可能有“闲暇生活”。
五
人的一生是很长的。我的一个老师六七十岁才开始写文章，他说这个时候跟他竞争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他的同龄人很多都没有活到这个年龄——人生之路，不要让孩子在三十五岁之前都跑完，更不要不断地给孩子灌输应试教育、成功学的逻辑。生命是最为重要的，如果父母也对孩子不抱有更多的希望，他就会变得无比脆弱。
为什么在某些地区青少年自杀现象会更严重?这和城市的结构有关系，外来人口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越高，生活压力就越大;户籍人口所占的比例越低，这个城市焦虑程度越高。在漂移人口居多的城市，那些远离自己故乡的人，实际上面临的压力更是多方面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文化压力，以及未来发展的压力等。在疫情期间，在家庭生活中，这些问题都会被放大。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曾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下流社会》，意思就是“往下流动”的社会。他在日本做了调查，发现中产阶层是最为焦虑的阶层，因为从社会的发展来看，中产阶级成为上流社会一员概率非常低，但是往下流动的可能性很高，如果失业、得病或孩子学业出问题，他就很可能会往下流动，成为“下流阶层”。而在漂移阶层，在长期居住又没有拥有户籍的人口之中，这样的焦虑状况要大很多。这是我对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做过观察后得到的一个比较沉重的看法。
前面提到了对四类家庭的特别“重视”，其实我觉得还要加上一类需要聚焦关注的家庭，就是孩子过早与父母分离的家庭。通过我在某城市做的调查，我发现这个现象非常严峻，相当一部分孩子是在断奶后就被送回到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这些孩子精神上的创伤很可能终生都难以愈合。很多人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其实这很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源头。
这次疫情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很严峻，确实让人很沉重。怎么帮助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是当前迫切的挑战。
责任编辑：黄佳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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