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原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根本哲学立场;唯物史观中辩证的、革命的方法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明迈向新境界提供了合规律性的价值引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
关键词：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方法论;未来性
百年回眸，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巨大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不动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了精辟的论述，“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1]“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论指导，并以科学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
一、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立场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需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以一种大的历史观去分析和研判。唯物史观作为一门历史科学[3]，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发现，进而解开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将人类历史概括为“五形态”，使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得以彰显。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分析，论证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人民选择社会形态的必要性，确立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人民选择性原则。因此，具备规律性和人民选择性两大原则的唯物史观，是能够“将考察对象置于纵深历史长河与广阔空间背景中来审视，结合历史潮流、时代特征来诠释，以洞察历史真谛，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4]的大历史观。具体而言，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析就要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坐标下”[5]，运用唯物史观进行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人民选择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时曾指出，人们对历史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中国人民毫无根据、心血来潮的盲目选择，而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全面分析中国和世界各国历史和现状之后作出的科学抉择。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开始，逐渐滑落黑暗的深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开始经历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坎坷史。与此同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列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采取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掀起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全面提高生产力的工业革命。为了满足资本的自我增殖，以强大的武力为“敲门砖”强行撬开亚非拉国家的国门，掠取原材料和劳动力，输出廉价商品。资产阶级通过先进的生产方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资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塑造者、主导者和引领者，似乎整个人类历史要在资产阶级这里“终结”。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不这么认为。马克思运用生产力是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因素的唯物史观原理指出，资产阶级“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8]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面前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9]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炸毁”就是一种必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具有永恒性，它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支配，是一种历史性存在。
但就像资产阶级通过掌握先进生产力进而推翻封建制度一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样需要一个适应更为发达生产力的先进阶级。马克思认为这个阶级只能是无产阶级，能够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只能是现代工人。由于资产阶级利用雇佣劳动形式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并使劳动者本身也异化为了一种商品，“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10]无产阶级天然地与资产阶级相对立。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11]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2]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史，印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只有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化的政党才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构建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唯一选择。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历史越来越表现为一种世界历史。在这种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视域中，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就处在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自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的各个阶级(封建开明士绅、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企图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但由于各个阶级都是从各自阶级利益出发，无法认清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加之，国内封建反动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中国的资产阶级，致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并且呈现软弱性和妥协性的特征，无法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这些看似对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帮助的因素，却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帝国主义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大门，除了抢占市场，掠夺原材料和劳动力，在客观上也严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帝国主义在中国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这为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直接经验，也为中国锻造了第一批现代产业工人。再者，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剥削，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唤醒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特别是农民阶级和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在“必要条件”形成的过程中，“充分条件”也在逐渐形成。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内资产阶级虽然遭到封建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但它的阶级力量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大力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资产阶级采取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小手工业者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已经突破两百万。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和主体力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动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德先生”和“赛先生”概念的提出和传播，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诉求。在文化革新的潮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放眼全世界，将各种文化思潮介绍到国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国内。1919年，列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起义赢得了社会主义伟大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发表了聚焦中国问题的《东方宣言》，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维埃俄国的宣言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个迥异于帝国主义强盗逻辑的新型国家和政党形象。出于好感和好奇，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因此，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宽松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的外交“滑铁卢”，使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与北洋政府的反动性。但与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对未来的迷茫和绝望不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这条全新的道路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发端正是反对巴黎和会协议的“五四运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等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工人运动显示出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性质。“五四运动”之后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成立，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组织保障、干部储备。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中国人民历史性选择的结果。
群众史观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密码。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又称之为“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不是什么“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14]“现实的人”是历史生成的前提条件，这就和唯心史观认为“精神”，“实体”是历史的前提做了根本区别。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马克思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5]人的实践活动决定了历史的内容，人的生产活动决定了历史的面貌和特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构成历史的全部内容。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唯物史观的根本特征就是群众史观。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政党，本身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6]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他们是最坚决、始终起作用的部分，他们比其他人民群众更加“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7]只有在他们的带领下，人民群众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历史才能表现为一种进步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主体问题。毛泽东批判党内有些人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模式，认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阶级和主体，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都是保守的中间阶级，甚至是革命的对象。这使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只注重发动工人进行革命运动，搞大城市工人暴动，不认可其他阶级尤其是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工人阶级在当时的中国还属于“少数派”，只依靠“单薄”的工人力量，其结果必然会失败。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遭受着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随时都有可能掉落到无产阶级队伍当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农民阶级遭受着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几乎所有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和工人阶级一样是最革命的阶级。鉴于此，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应是工农无产阶级联盟，农民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把农民当作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使人数约占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成为了革命的主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了马克思所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8]在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从群众史观出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确立了科学的工作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坚持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观点，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特点，发展了更具时代特色，更具问题导向、更加务实的群众史观。首先，邓小平明确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他深知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一旦抛弃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将重回被剥削奴役的境地，这是反历史的做法。“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9]其次，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调动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参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建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都是党带领人民群众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结合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这一科学命题，在新时代明确指出人民的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这就要求党在新时代“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20]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方略，都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谋幸福的实践举措。第二，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历史活动是群众活动，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明确了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21]，“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22]第三，科学研判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3]习近平总书记把新时代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共产党人始终以群众史观为价值引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建党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持群众史观，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的独有基因密码。
二、革命化的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4]贯彻唯物史观始终，使唯物史观能够科学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并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根本法宝正是革命的唯物辩证法。恩格斯在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人类历史发展这一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突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彰显了唯物史观的革命的辩证法维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恩格斯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革命化阐释经由李达、艾思奇、张心如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译介和宣传对毛泽东全面准确理解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意识到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的历史观，认识到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社会表现形式不仅仅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反作用。因此，中国的革命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政治、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政治、精神的新的建筑物”，[25]最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依据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说，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前提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据此确立了革命的性质、目标和阶段。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在有社会历史以来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现在的中国，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26]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分析和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明确实践性是唯物史观的首要和基本特征，强调必须用实践来检验党的工作，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具体检验标准;运用整体和发展的方法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量变质变及其辩证关系的规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坚持正确的方法和策略，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新的伟大实践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变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把握初级阶段“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27]第二，坚持矛盾的分析方法，善于抓主要矛盾同时注意把握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28]十八大以来，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直面问题，解决“牵动面广、耦合性强的深层次矛盾”。[29]第三，坚持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法，提高“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30]基于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积极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互动，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三、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和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导向
唯物史观不仅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的神秘面纱，科学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证体现了唯物史观合规律性的价值性。马克思认为，从前的社会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种共同体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阶级”，[31]各个阶级进行着各种真正的斗争。但在共产主义这一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2]“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马克思不仅描绘了未来社会形态的特征，还提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通过无产阶级政权消灭其他阶级，从而消灭作为阶级的自身，建立一个无剥削、无压迫、无阶级，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弃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34]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确证，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过程中消灭作为阶级的自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文明赓续前进的唯一科学路径。唯物史观的实现真正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导向，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人民立场的政治立场提供了价值引领。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就坚持群众史观，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35]毛泽东明确提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立场不动摇。邓小平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36]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37]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立场的内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观点。首先，锚定国家权力主体是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38]明确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保证了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体现了国家权力运行中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其次，明确人民群众是行使各项权利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人们的实践活动也构成了历史的全部内容。人民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在历史中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39]再者，明确以“人民的评判”作为党工作的评价标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新时代，党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时刻，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党的工作成效最终由人民群众来评判。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唯物史观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引领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凝聚最广泛的价值认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正是在合规律性价值引领下才取得了重大胜利。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必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价值目标，“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迈向更高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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