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乡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之间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这一思想理论以空想社会主义城乡思想、自然科学发展成果、工业革命以及城市化为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将城乡关系发展趋势概括为“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及“城乡融合”三个不同的阶段，阐明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具备的物质前提、制度基础以及人的主体性前提等必要条件，并指出实现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体系，更有助于为当今中国社会处理城乡关系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指导，进而推动新型城乡关系的创建。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他们即便并没有用专门的著作来系统阐述其城乡关系思想，但却在多部论著中谈及他们对城乡关系的看法。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等，而这些散落在各本著作中的观点，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
一、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乡思想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是其理论来源，而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则是其现实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乡关系思想主要体现为莫尔的“乌托邦”、傅立叶的“法郎吉”和谐制度以及欧文的合作公社之中。在莫尔的城乡关系设想之中，所有人都在城市居住，人们轮流到乡下从事农业劳动，每个周期为2年以保证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和维持社会正常发展，这样便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和农村，但是这种设想并没有真正消除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工农与城乡之间的界限，以达到缓和城乡关系的目的。傅立叶试图以改变旧的分工来解除职业对人们的束缚，使人们可以自由变换工种，从事不同的工作，他还在和谐制度中提出了城乡结合、工农业结合的观点，但是这种结合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结合，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在欧文的设想中，公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基础，不仅能够最大程度消除城乡对立的弊端，还可以形成结合城乡组织形式特点的优势。“在这种制度下，大城市所造成的灾祸将被消除，同时新的公社将把大城市的一切优点集中于本身，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害处。”[1]此外，欧文还强调要实现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
相比莫尔和傅立叶片面要求消除城乡对立的思想，显然欧文的城乡关系思想更加具体、先进，但是由于当时认识条件的限制，他并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消除城乡对立的关键力量，并且将在消除城乡对立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所以其消除城乡对立的设想最终只能成为空想。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提出的“归还原理”，即关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观点和法国物理学家德普勒输电线路的发明，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参考。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3]，城乡关系理应包括在内。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随之而来的还有“城市化”浪潮。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大机器工业取代手工业成为新的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断更新技术、增加投资购买机器设备和原材料、雇佣劳动力。这使得工厂的规模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工业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化”浪潮也接踵而来。
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浪潮出现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城乡关系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阐述其城乡关系思想。他们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城市战胜乡村，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城乡对立并使其稳定化;工业革命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孕育着促进城乡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积极因素，如在交通方面利用改良后的蒸汽机作为动力系统，应用于交通工具，有利于解决城乡之间因空间距离而造成对立的状况;工业革命的推动要求市场不断扩大，满足生产力发展对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的需求，而农村是不可缺少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在这种形式的推动下，城乡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加强。
此外，工业革命还产生了新的阶级，恩格斯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4] 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工人，他们在大机器工业的扩张和城市掠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丧失了赖以为生的生存手段、生存技能以及生产资料，沦落为雇佣工人。雇佣工人中不少人是在农村无法生存而到城市求生的农民。他们不仅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居住在城市中的“贫民窟”，生活条件极端困苦，只能用微薄可怜的工资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农民和无产阶级有着相似的境遇，具有天然的亲切感。这种境遇和亲切感有助于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从而推动城乡关系进一步发展。
二、城乡关系发展阶段
关于城乡关系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发展经历了“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及“城乡融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阶段论”思想。
“城乡同一”是城乡关系发展的起点。“城乡同一”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中期城乡关系的概括。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城市和乡村只有空间地理位置的区别，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和实质性的差别，甚至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才出现了早期的村落。而经过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的过渡，工具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土地的大规模开垦、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早期村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市”。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城市”是部落联盟的中心，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所以将这一时期界定为“城乡同一”阶段。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5]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是由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所导致的，而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时期达到了顶点。虽然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在特定时期具有进步意义，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但是这种对立也带来了种种弊端，如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城市病”的出现、人的片面和畸形发展等。关于城乡对立的弊端，恩格斯指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城乡对立弊端的同时，还对未来城乡关系发展作出了科学的预判，即实现“城乡融合”，但他们并没有对城乡融合状况做具体的描绘，而只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明确消除城乡对立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所需的物质、制度和主体前提。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工业生产的直接需要。”[7]
三、城乡关系对立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对立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城乡关系主体部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关系思想，是根据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情况总结提炼而来，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角度来分析城乡关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备条件包括生产资料、资本、雇佣工人，暴力则是获得这些条件的主要手段，即通过暴力对国内农民和其余落后农业国进行无情掠夺。同时，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城乡对立逐步加深，甚至达到尖锐化对立的地步，而这种对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给城市提供了空前的发展动力，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面貌，使乡村逐渐发展为城市，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规模和增加城市的数量。二者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使得最终出现城市战胜甚至统治乡村的局面。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城乡之间相对隔绝、孤立的状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改变，城市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张，乡村城市化现象日益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了三次城市化浪潮是由工厂手工业、商业贸易、机器大工业带来的，也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乡村城市化发展。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原有城市的面貌，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扩张，城市集聚大量生产要素、人口、资本以及服务行业等，城市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最终使城市在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城市取得对乡村的统治地位，使乡村从属于城市。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忽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城市和乡村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利用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对乡村进行碾压式的剥削和压迫，使得城乡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化，给城市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病”现象频发，具体表现为大城市面临环境污染严重、各种流行病和传染病肆虐、住房急缺等一系列问题。城乡之间人与土地的物质变换被阻断、城乡分工带来的城乡居民的畸形发展等，这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资本主义大生产模式下，乡村对城市的生产要素供给几乎是单向流动的，土地、资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输送，乡村的发展条件被剥夺，使得乡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资本主义发展大农业取代原有的农村生产方式，表面上看这种大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制的双重压迫和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不仅减少了对土地的投资，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剥削，甚至出现了排挤生产者的现象。剥削程度的加深无疑会让更多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乡村，使乡村进一步萎缩，处于凋敝的状态。
四、城乡融合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现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而实现城乡融合除了需要物质前提、制度基础等基本条件外，还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也就是说要在达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状态的同时，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城乡融合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其物质前提。城乡对立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战胜和统治乡村之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迅速加剧，直到两者之间的对立达到最高点。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城乡关系必然会走向新的阶段，即城乡融合，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的科学预判。他们认为城乡融合的最佳状态应该是把城市和乡村的优势结合起来，摒弃其弊端，实现城乡之间良性互动，最终形成一个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有机统一体。而这种社会有机统一体的最终形成必然要求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并能够满足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劳动不再被赋予生存的使命而是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需要。彼时，城乡之间的对立便会逐步消除，最终实现融合。
私有制是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因素。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8]其意在说明，要想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要摧毁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即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越了过去所创造的一切生产力的总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制度基础，曾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化，而这种制度却无法调节两者之间的固有矛盾，最终必然会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将成为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枷锁。
实现城乡融合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城乡融合的实现又离不开个人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详细描述实现城乡融合之后的图景，而是着重探讨怎样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重点强调了教育在摆脱旧的分工和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9]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通过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以此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主体性前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城乡融合的最终指向，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最终都是要服务于人的发展的需要。只有城乡之间消除对立、实现融合，才能更好地为促进人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大环境。
五、当代启示
虽然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关系思想对处理当代社会城乡关系仍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城乡融合思想对于创建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生产力的发展为创建新型城乡关系奠定了物质前提。城乡关系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生产力是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以此助力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城乡对立尖锐化，还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实现的城乡融合，生产力都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当代中国，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愈发强烈，而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着城乡关系的良性发展，进而影响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提供充足的经济动力，才能更好地创建新型城乡关系。
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十九大和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城乡融合发展道路，致力于打造新型城乡关系，将“城乡统筹”转变为“城乡融合”。这表明党和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时已经深刻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精髓，致力于将笼统地完成城乡统一转变为更加科学地实现城乡融合。当然，在实现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应立足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努力构建新型和谐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英)罗伯特·欧文.欧文选集(下卷)[M].柯象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0.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4][5][6][8][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7,556,556,556,308.
[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
责任编辑：黄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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