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实践到实践的哲学

  摘 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详细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历史和发展,这一概念在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发展过程中,其“科学性”不免存在一些误读:其一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为影响社会进化的先验客观规律,其二则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为乌托邦主义式的设计蓝图。科学社会主义以其紧密依靠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明确与二者区分开,其革命实践性决定了其“科学性”要在实践过程中动态寻找,而不是以任何一种静态的、确定的、绝对的方式存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实践;误读

  一、引言

  “科学社会主义”一般认为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又名《论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一方面,在恩格斯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月革命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又在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论述中得到延续;192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译本)首次在上海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概念之一被研读;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许多研读“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及专业期刊。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注意到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传播、发展过程中被误读的现象并对此展开了分析和批评,如托马斯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沃斯利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等。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自己的阐发,如阿尔都塞、霍克海默、阿多诺、卢卡奇等。他们的论述不丰富,只能从林林总总的理论中推导出其对科学社会主义及相关问题的认识,部分研究同样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解分歧的探讨。

  回归本源,恩格斯指出摆脱了空想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1]因此,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应聚焦于更加形而下的人类社会的具体运动,但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所寻求的结果,只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要途径。之所以要聚焦于此,最终的目的直指对社会的实际干预(即实践)。也就是说,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科学社会主义以实践而非理论的形式得到实现。

  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标题便可看出,恩格斯视野中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空想性”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两端,至少也是互斥且有对照关系的两个方面。那么,作为既有空想社会主义之“空想性”的对照,“科学性”必然对应着一种恩格斯明确希望从科学社会主义身上看到的要素。这一要素应当服务于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进一步讲,这种“科学性”的具体内涵直接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将要以怎样的姿态进入实践之中。因此,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具体内涵及其主要误读,可以成为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切口。

  二、第一种误读:科学社会主义是先验客观的

  就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而言,“科学”主要指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正如牛顿将他的科学总结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时的科学主要因实证和数学演算而具备一种“确定性”——即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人造的,而是外部世界自有的某种规律。这些规律可以被精准地(甚至公式化地、机械地)描述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当时具有可穷尽性,因而是固化的(有限且不变)。因此,当时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在于在研究上、认识上合乎这样的“确定性”。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否也体现为这种“确定性”呢?

  事实上,将自然科学的“确定性”迁移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做法在当时并不罕见。如文学创作方面自然主义文艺的兴起,社会研究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提出都蕴含着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重现这种“确定性”的意图。但是,且不论社会与自然的规律是否有穷、是否能够被精准公式化,这种“确定性”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是:社会与自然都存在一类固定的先验规律,人们只能去发现和描述。如果这一前提本身有问题,那么依托它的结论(即社会规律是固化的、确定的)也就有问题。

  如果说物体的运动可以被描述为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社会形态的发展就同样可以被描述为社会规律作用的结果。又由于社会形态大体上是按时间呈单向线性分布的,社会规律在呈现形式上必然是社会形态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这意味着,在某个社会形态产生之前,这一形态的到来就已经被预先决定了。这种理论的实质不外乎黑格尔式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实现了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2]

  按照上述推断,社会规律实际是先验客观的。因此社会形态的合理性便得以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转而由社会规律在先验世界提供担保。这一先验客观的社会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具体社会形态内部的诸多社会存在同样获得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尽管这些社会存在的内部包含了不平等、剥削等要素,却不再能被视为当前社会不合理的证明。因为当前社会形态不需要来自这些方面的担保,它们反而由于社会形态的必然合理变得不再是问题,而是必须接受和忍耐的。

  实际上,即使是这样的理论——认为存在如自然规律般的先验客观社会规律——也未曾否定社会形态变革的合理性,即随着社会规律的运动,社会形态必然发生相应的变革。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形态只有符合这种社会规律的前进方向,才能够获得更加坚不可摧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就产生了第一个误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本身完全把握了这一先验客观规律。或者说,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描述对象是一种先验客观的社会规律。

  那么,上述先验客观的社会规律的错误出在哪里呢?假如它确实存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也确实是这一规律运动下的合理结果,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规律是有限的,且已经被人的理性完全把握,否则便无法判断这一社会形态是否符合这一社会规律的运动。而一旦人的理性穷尽了有限的社会规律,社会本身就将走向其自身的终极形态,“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3]作为终极社会形态的“理性王国”不再有根本性变革的可能和必要,只需要“添砖加瓦”的修补即可——这实际上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变革的要求相矛盾。“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4],真实的情况是它作为蕴含了特定阶级矛盾与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被升华(或者说是凝固)为永久的利益结构,资产阶级不仅由此得以将其阶级利益最大化,甚至还将其永久化。

  就其成因而言,第一种误读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其参照的自然规律之特征的影响。一方面,即使是看似具备确定性的自然规律,也只是人对有限现象的有限归纳;另一方面,即使自然规律是一定的,人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却是发展的,阶段性的归纳不等同于自然规律本身。那么,社会规律更是如此,其本质上只是处于某个社会形态的人从过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有限规律。他们将人类历史的演化放置在以这一社会形态为终点的目的论框架里——不是因为有了确定性的“科学性”,才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寻到类比于自然规律的社会规律,而是由于先有了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诸多普遍理念,才需要一个确定性的“科学性”保证它们的普遍性。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是先验的、固化的。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要给出一条规律并按照这条规律预言结果,更不支持从历史变化的任何普遍规律中为一种社会类型逐渐转变为“更发达”的社会类型推论出一种不可改变的必然性。[5]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强调的,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6],这些意识形态在依存于相应经济基础的同时,影响着具体上层建筑呈现怎样的样貌,即影响着一种社会形态的当下呈现。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在其形成上没有历史,没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先验规律在过去保证它们现在的存在,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上不具备那种必然到来的“确定性”。此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曾经大力讽刺了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原因无他:把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局部时期的社会规律,夸大为永恒的、“铁的”自然存在,根本上是背离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走到将其合理化的道路上去了。不仅如此,这也根本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了对当前社会存在付诸革命性实践的可能。

  综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第一种误读,其主要问题在于预设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即先验客观社会规律。假如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是指合乎这种先验客观社会规律的确定性,那么它应该做且能做的仅有一件事——全面拥护既有社会存在,不再对其中的社会问题提出质疑乃至反对。显然,这有违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来的思想方针和本意。

  三、第二种误读:科学社会主义是未来社会的蓝图

  另一种误读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实践的说明书,或者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这种理解实际上是重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老路。

  就实践方面而言,空想社会主义似乎并不“空想”,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先驱都有丰富的社会实验经历。他们的实践并非一时起意,而是完备地对实验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充分的设计和考量,以至于他们的实验不仅有思想上的蓝图,甚至连“建筑学”的蓝图都精确地绘制好了,仿佛离理想社会只差实际建设步骤。空想社会主义先驱不应被归为空谈家或幻想家,因为他们以相当大的资源投入将自己的设想付诸实践并成功运转了一定时间。那么,在他们详尽规划的前提下,空想社会主义为何依旧失败了?

  就直接原因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失败源于非实事求是。从“空想(Utopia)”这个词本身来看,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溯及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这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不免与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紧密关联,即使是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先驱(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活跃的时代依然属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这些社会主义先驱的观点和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虽然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如其自称的那样是基于普遍原则的终极社会形态,认识到其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不比过去时代的更好解决,但他们却无法从尚不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获得对社会更深刻的认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7]因此,恩格斯虽然对他们有着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也准确地指出了其共同的问题:“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8]

  可见,这种思考方式不是独属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早在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身上就已经现出端倪——普列汉诺夫将其概括为“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解释环境的变动的属性”[9]。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普遍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凭借理性之光不仅能够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而且能够绝对合理地重新建构自然和社会秩序。然而启蒙理性的发展却从大众理性走向了精英理性,社会实际的话语权被把持在那些有资本、有地位、有资质且素养较高的精英群体手中。[10]启蒙理性本想通过瓦解宗教秩序和神学钳制而使得资产阶级从“神话”走向“启蒙”,却日益演化为片面化、绝对化的工具理性并且不断地自我神圣化、绝对化,形成了一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天命”秩序。[11]就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而言,理性的认知作用不是个别思想家或天才的特权,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机能,因而通过理性把握的普遍原则必然具有真正的普遍性且这一原则经得起所有人类理性的检验。但是,这种绝对化的理性导致精英群体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的空想获取了“合法性”,出现在这些思想家脑海中的某些“原则”直接绕开了实证检验、自我反思的步骤,最重要的是绕开了对于现实政治经济条件的考察,直接获得了“普遍性”。因此,启蒙理性最终走向自身的反面,确立了新的迷信——“启蒙的反权威趋势最终不得不转变成为它的对立面,转变成为反对理性立法的倾向。与此同时,这种原则也取消了一切事务的内在联系。”[12]

  因此,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归根结底就在于它绕开了对现实条件的考察,人为假定了一块与整体社会存在没有内在联系的“真空”区域,并在其中直接搭建理想社会。简而言之,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是以抛弃当下各种现实存在为前提来演绎的,且未能意识到在实践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抛弃这些现实。虽然它是作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反动出现的,其活动方式却依然没能摆脱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同时,在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两大阶级的阶级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大量前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残余使得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法准确把握无产阶级的特征,因而也就无法对具体的大量底层人民实际遭遇的压迫做出反思,最终无法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扬弃,只能进行非辩证法的切除或隔离并从零开始。“从零开始”看似需要进行大量精细的设计(事实上他们也就这么做了),实际上却是在启蒙理性的权威下放纵主观任意性。就这一点而言,空想社会主义的“非科学性”也一览无余。

  与之同理,对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第二种误读,也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未来社会蓝图的误读,看似密切关注实践,实际上依然受到资产阶级启蒙理性的钳制。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启蒙理性的放纵下,人们才确信自己主观臆断的某种理论具有作为社会规律的“真理性”。就这一点而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种误读都根源于对理性的迷信,未能认识到实事求是的必要性,从而无法根本上认清社会的现状及其发展规律。

  四、“科学性”:在实践中的实现

  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不在于对某种具体先验社会规律的确定性,也不在于发挥启蒙理性进行社会设计,那么其“科学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恩格斯认为,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13]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虽然不立足于启蒙理性,不依赖于先验社会规律,但同时也并非无迹可寻。

  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的内在趋势和发展前景已经由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出来,前者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史学的批判,后者则完成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盲动实践的批判。薛俊强(2014)由此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具备了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14]但是,这种具有实证意义的“科学性”虽然因为其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不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针,却同样未能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而言,其“科学性”如果无法关联于最终的实践目的,那么就没有强调的必要了。结合上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经历,我们不难判断“科学性”所关联的实践问题不在于是否实践而是如何实践。

  对实践的强调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中批判继承(扬弃)的部分。相比于各种形式的空谈,实践活动能够以无可匹敌的力度介入到对社会的改造中去。尤其是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暴露出它也不能免于阶级压迫及其各种后果,必须以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以实现人类的解放时,实践的批判就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紧急状态的因果性的概念这是极其模糊的……在实践上,这种模糊性引起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关于劳动组织说得这么多的空想主义者,准备着马上便重复十八世纪的老格言:‘自由、放任’……另一方面,空想主义者……是完全冷淡地对待当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问题。”[15]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实践中,空想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践方针既在思维方法上对资产阶级有依赖性,又因放任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上层建筑而具有不彻底性。因此,哪怕其自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其实践最多也只能达到改良的层次,无法从根本上进行具有革命性的实践,而后者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

  “从严格的启蒙意义来看,任何可以被人们引证为一种所谓理性洞见的实质目标都是一种妄想、欺骗或‘合理化’,尽管不同的哲学家都竭尽全力,试图把这一结论应用到人类的博爱情感上去。”[16]因此,如果要实现革命性的实践就不得不抛弃启蒙理性主导的认知方式,转而采取能够孕育革命性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是别的,正是实践本身。即是说实践不仅是改造社会的现实力量,也是一种认知途径。

  宏观上,从卢德运动式的工人运动,到巴黎公社式的城市武装斗争,再到苏俄革命有组织地全国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观念的不断破灭,无产阶级从而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微观上,具体的实践活动不是效仿空想社会主义抛除具体阶级利益的盲动,而需要实际考察各个部门的生产、生活状况,分析其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中的位置。“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17]可见,基于实践而不是基于启蒙理性同样能够把握一定的社会规律。二者的区别在于,作为认识途径的实践总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延展而延展,只有运动形态,没有静止的完成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正是在实践,这种不断丰富自身、自我扬弃的认知途径中,得到实现的。

  显然,一种运动的、与时俱进的认知途径无法规约为一张确定的蓝图。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完全没有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图景,但这些绝不等于已经有了一张共产主义的蓝图等待着无产阶级去建设,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也不能因此而理解为除掉资本主义“杂草”以便于按蓝图建设共产主义的准备活动。相反,“(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8]。

  五、结语

  在试图厘清两类常见误读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显现为它目标着的实践不是一个终极的实践,不是一个后于理论的实践,而是无数个阶段式的、与认知同步现实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活动不断针对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由哲学的实践转变为实践的哲学——也就是从主观臆断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指导实践,变为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并反馈于实践自身,从空想的、盲动的变为实事求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也在此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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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美)保罗·托马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M].王运河,王克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33-34.

  [7][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539.

  [9][15][16](俄)普列汉诺夫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M].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17,71.

  [11]刘同舫.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5(02):4-23+202.

  [12](德)马克思·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1.

  [13][15]薛俊强.求解“恩格斯问题”——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的理论特质[J].学术研究,2014(06):8-13+159.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65.

责任编辑:姜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