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提及实现自由的意义和价值、统治和法律为实现自由奠定基础、自由建立在公民教育基础之上等问题。卢梭自由思想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影响深远，在借鉴吸收卢梭自由思想之上，马克思提出共同体理念，认为人类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人类社会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在卢梭以及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基础之上，分析实现自由的路径，即通过自由全面的发展、个体性中彰显人的自由、摆脱成为欲望的奴隶来实现和保持自由，为进一步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现实理路。
关键词：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自由思想;现实理路
一、卢梭关于自由思想的论述
(一)实现自由的意义和价值
卢梭谈到人们认识自由的价值，引用布拉西达斯曾对一个将斯巴达和波利斯城的生活相提并论的波丝总督说的那样：“我知道你的国家的快乐，你却不明白我的国家的惬意。因为你的故乡没有自由，所以你不知道我的国家生活多么美好和幸福。”[1]自由只有在被享受之后才会感受到自由的价值。人们不是天生习惯被束缚的，不自由都是社会所赋予的。虽然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需要让渡自己的自由，但正如普林尼对图拉真所说：我们之所以拥护一个国王，是为了保证我们不做任何人的奴隶。但事实却与理论相违背，政治统治的本质就是让渡财产的同时也让渡了自己最宝贵的天赋，即自由。
人们丧失自由的标志有两点：其一，丧失知情权;其二，奴役本性。人要获得自由，就要拥有对其他事物和外界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另外，对自由的思考，从来都不属于奴隶。所以野蛮人身上有自由，文明人获得人类社会的同时，失去最宝贵的天赋，即自由。
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人类拥有的最宝贵的天赋，不是像财产一样能随意被剥夺。相比于上帝看到人的生命被摧毁，看到人的自由遭到奴役时会感到更加羞辱。上帝造物主赋予人类生命和自由的权力，其他任何人不能随意剥夺，只有上帝才拥有这个权力去赋予或剥夺。任何奴役的制度和对人压迫的行为都是对上帝造物主意志的反抗、自然规律的违背。不仅自己不可以违背这条法则，后代子孙本身的自由权力也不能被剥夺。任何奴役制度和行为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应该在自然规律下生存，就应该尊重上帝和崇尚自由。
(二)统治和法律为实现自由奠定基础
“我想要生来自由，死亦自由。也就是说，人们如此服从法律，以至于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法律那值得尊敬的枷锁。”[2]“人生而自由，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在法律面前，无论是君主还是民众，都是一样的。真正自由的国家应该是彻底改变封建社会的“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的观念，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后，人们才可能真正获得自由。
自由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不是为了统治而统治，统治是为实现政治自由而奠定基础。首先，自由是一个长期以往、慢慢适应的过程。自由只能在早已经接受自由独立思想和制度的国家中存在下去，如果一个国家依赖性较强、本国制度和法律还不完善，那么自由思想便很难在其中生存。自由是一个长期以往、慢慢适应的过程，如果生活在没有独立主权和思想的国家内，一旦让他们接受自由的思想和制度，便如同突然饮甘醇的葡萄酒，醇香的味道反倒显得浓烈、无法适应。人们一时间很难接受自由所带来的好处。其次，统治者与自由的关系是，统治者对于人们来说，看似是一种桎梏，其实是为实现下一步政治自由而奠基。
(三)自由建立在公民教育基础之上
人们必须接受教育才能获得智慧，之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罗马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罗马的公民早就习惯明智的自由，他们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值得获得自由的。这时候的国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便是没有法律和制度，公民也能遵守而不超越界限，已然是获得了自由。人们获得智慧的重要的品质是尚武的精神和英勇的气概，也是拥有自由的必备的品质。
二、马克思的自由思想论述
(一)马克思对卢梭自由观的继承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力提供了基础的意向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绝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4]卢梭认识到人类获得私有财产之后，便不再拥有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所以需要一个既符合法律规范同时又符合人民意志的公众社会契约，从而实现社会“公意”。马克思受到卢梭社会契约论观点的影响，进一步提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5]“共同体”这一词汇在卢梭的理论中经常出现，这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自由不考虑全人类的利益、未来社会的利益、其他物种的利益，它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建立在“人的解放”的基础之上的自由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才能体现自由的本质。马克思关于全人类自由理念的阐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联合体中的自由是长远的、持久的、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
在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指导下，实现自由但并不是盲目的、没有原则的自由，应该是群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权衡和取舍。在这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彰显群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关系。在中国，为减少一小部分感染者所带病毒的传播，中国政府采取暂时居家隔离的措施来防止病毒的蔓延和传播，同时在一段时间内限制高风险地区人民的出行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和讽刺，指责中国政府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但是伴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进展，外界诟病的声音逐渐减弱。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提及的“自由主义”实则是将自由作为幌子和招牌，所提倡的公民的自由实则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群体公民的不自由。
康德说过：“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否则这种标榜的自由，就会成为个体实现自由的枷锁，个体自由的奴隶。以损害其他人的自由为前提的自由，实则会造成群体的不自由。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美国的疫情传播愈演愈烈，甚至造成不可控的局面。感染人数由之前的几百人，到一个月后的几千人感染，再到半年后至今的将近六百万人的确诊人数，每80秒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疫情，反思这样的自由真的是我们所崇尚的自由精神的彰显吗?显然不是，这样的自由是以牺牲群体自由而换来的个体的无秩序状态。
(二)马克思对卢梭自由观点的超越
卢梭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主张通过公意创建一个道德共同体，但他的思想却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捍卫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解决现实中的人的自由何以实现的问题。马克思超越卢梭实现抽象的人的自由观点，认为实现自由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人，而非单纯的自我意识。因此自由是建立在历史个体、实践个体、差异个体的基础之上，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到：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果品”这个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也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中创造出这些果实。个体是具体的“苹果”或“梨”，而不是抽象的“果品”。因此个体是具有特殊性的实体，所以自由也不是在抽象和普遍意义上的，而是与现实中的具体层面相联系。
自由是具体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象征。康德认为，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为了追求形式自由而放弃实质的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马克思说：“生产者只有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并不是在抽象范围内谈论，而应该建立在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基础之上，这种自由才能够脚踏实地，不至于虚无缥缈、转瞬即逝。自由需要建立在占有生存资料的基础之上，那么个人获得生活和思想上的自由，应建立在付出努力的基础之上，国家获得独立和自由就建立在奋斗的基础上。我国提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也是国家迈向更高层次的自由发展的目标和旗帜。
自由之所以是历史的，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自由的阐释和意义则不同。在奴隶社会时期，人是作为商品进行买卖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君主制度下，君主和平民的阶级地位和等级差别明显不同。因此，不能将人不再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作为亘古不变的实现自由的定律，奴隶社会的自由不适用于封建社会。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工人阶级无法获得的自由同样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自由具有历史性的特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程度下人的解放程度和实现路径是具有特殊性的。因此实现人的解放的手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三)马克思理解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列宁认为：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7]自由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不是完全不依从于规律的自由，必然与自由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自由意志，是“认识上的自由”，是脱离客观现实，摆脱实际生活着的现实生活的自由，这种自由是超自然的。然而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超自然”的自由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具体的、实践的，是自由意志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活动是‘必然地，虽然只是相对的、有历史条件的必然’”[8]费尔巴哈在这里认识到必然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马克思沿袭费尔巴哈对于必然性存在特殊性的原则。因此，马克思在解剖其他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人的活动应当是必然和自由的统一，是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人在自然面前也不是被动的、盲目的，而是主动地、有目的的，这种主动性和目的性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还在实践层面得到实践和检验。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人的自由实现也是自由和必然性相统一的过程，人类社会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三、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基本理路
(一)个体性中彰显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即人个体性的彰显，复数性即多样性的人性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仍能表现出来。人的个体精神和独立思想，不被社会领域的同化和所谓的“规定”所束缚和扭曲，人才称之为“人”，而不是社会的奴隶。阿伦特在《政治的应许》中提到人的复数性概念：在独处时所谓对话中，我严格地与自己同在，但我并不是完全隔绝于由尘世中的他人所构成的复数性以及最一般意义上的我们所谓的人类整体。[9]在这里提到的人在公共领域的多样性即复数性，也就等同于人类自由。一方面，这里的复数性指的是自己与他人的复数性，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即便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内每个人的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同样可以得到彰显。正如在卢梭所描述的原始社会，人们在自然中不会害怕其他物种，勇敢无畏、灵敏机警，并且精力充沛。每个个体发挥自己在身体各个方面的优势，极具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我”与“我自己”也是不同的，自我也是具有复数性的，在别人眼中的我(外表下的我)和实质的我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表现自我的复数性。然而在现代社会，公共政治领域范围内这种多样性便很少存在，每个个体都是在依据环境做出让步和改变，世界上的人就是一种人的集合体，而不是无数个人的组成。
正如《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社会，以福特为纪年单位，社会有序且文明，但每个人都是单个人的复制和模板重造，甚至最基本的情绪和性格都受到操控，一切都在指令的控制之下有序高效的进行，这种模式也不容任何人质疑。不得不说，这样的每个人会像机器一样，不带有任何个人因素的高效率生产生活。但这样的社会每个个体不再是个体，而真正变成了汽车零件上的一枚枚螺丝钉，思想和精神被操纵和控制，个体的独立性就成为空谈。这本反乌托邦小说，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制度下，福特工厂流水线生产汽车之后，将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目的的模式放大和恶化，人们逐渐看到这个模式的弊端和未来人的实质发展的走向，以资本为核心和目的必将带来人性的毁灭和自由的沦丧。
《政治的应许》这本书中提到“同一的人类个体”这个概念，“在世界历史的观念中，人的多样性被融合在同一的人类个体之中，即后来所说的‘人性’。这便是历史中荒谬性与非人性因素的源泉”[10]在世界历史之中，人的多样性变成了同一的人类个体，这种普遍抽象的人性，其实是非人性的。后继又谈到在这种同一的人类个体下的自由很难达到，“其中我们既不被自己所驱使，也不依赖于给定的物质性存在。自由只存在于这种独特的居间性政治空间中。我们从这种自由中逃离，落入历史的‘必然性’之中——这是极其荒谬的。”[11]我们如果是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同一人类个体，就难很找到一种自由的空间，而被历史的必然性所决定。也和把人只是当作“果品”的概念一样，如果不是“苹果、梨、扁桃”，只是虚幻的苹果、梨和扁桃，而不是各种现实的天然的果实。人也就只是虚幻的人，而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独立的具有特殊性的个体。黑格尔说：自由的思想即不接受未经审查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正如马克思批判历史法学派的思想，自由即需要再做决定时加入个体性的思想。这和卢梭的思想相契合，都是希望发挥人的现实创造性和自身能动性，具有个性的个体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
(二)自由即自由全面的发展
卢梭提到，野蛮人从小就训练有素，拥有健壮的体质和强健的体格，人们在赤身裸体、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躲避猛兽、捕获猎物。人类慢慢失去自己捕获猎物的能力，拥有智慧和思考，但人类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收获到其他一切动物所捕获的所有猎物和猎物中的精华，人类似乎拥有了超能力。但同时人类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人学会利用工具战胜他物，但对工具和科技同样产生依赖。不得不说，人类逐渐强大的过程就是逐渐失去自由的过程。
无论是马、猫、牛还是驴，生活在丛林中的它们总是比被圈养在家中的它们，体格更加强健、精力更加充沛。它们一旦变成圈养动物，所有这些优势就会丢失大半。在群居和奴隶化的过程中，逐渐变得虚弱、胆小、卑躬屈膝，安乐而又萎靡的生活方式使他不再充满力量和勇气。人类演进到被奴化的现代人之后，看似是进步，实则是逐渐退化。野蛮人的自我保存的能力很强，他们离开任何人、物或工具都能很好的生存，而现代人则不行。虽然野蛮人没有思考，但现代连人最基本的自我保存都完全依赖他物，所以现代人的思想和精神果真会完全独立吗?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发展的人即意味着全面发展的人。自由是一种内心的宁静，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到自由的观点：它成了一个堡垒，为从一个敌人的而又难以对付的世界撤退下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隐蔽所。[12]这是一种置身于历史之外的自由观，阐述了人内心的宁静为人的自由提供重要前提。[13]
(三)获得自由即摆脱成为欲望的奴隶
在卢梭的描述中，野蛮人认识到自己对于其他物种而言，人类是它们的主人，这时人类获得了自尊心，人们认识到同类和自己很像，人与人交流之后就会产生比较和攀比，攀比心强烈就会产生过度的想法和要求，这就是欲望产生的源泉。
卢梭构造出一个野蛮人哲学家，假设在他脑中拥有智慧和理性，但如果他与其他动物一起生活在茂密的丛林中，他会取得什么样的进步呢?那些居无定所、相互间无任何需求、一辈子很难见上第二面、互不认识、互相不说话的人类究竟能够相互完善与启迪到何种程度呢?社会性的环境造就社会性的人，人与人之间像野蛮人那种只需要自己的力量便可以获得生存的状态被打破，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互相进步，但同时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中，人与人产生依赖、攀比、竞争的社会性心理。推动人类个体不再是自己拥有多少，而是比别人能够多拥有多少。这时，伴随着社会化生活的产生，攀比心逐渐衍生为欲望乃至现代人类无限的欲望。
攀比固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前进力，但过度攀比就是社会化造成的对人的本质的扼杀。在欲望的驱逐下，人类不断追求极致的生活，过度地追求在物质方面的丰盈和充足，这种满足已经远远超过维持一个人的个体生命需求。因为人的社会性因素在不断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心伴随着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也随之增长，导致现代人的欲望由攀比变为欲望膨胀。为了满足逐渐膨胀的欲望，只能让自我夜以继日地投身于追求欲望的过程中。但是在这种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个体即便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他也无法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还会在目的达成后变本加厉，产生较之前更大的欲望，从而陷入一种“欲望——满足”的死循环。[13]这种怪圈使人被欲望操控和利用，终其一生其内心的价值无所实现，更不必说实现内心的宁静和自由。
实现自由要摆脱欲望的操纵，避免成为欲望的奴隶。摆脱欲望的控制即不必过度陷入自我与他人的攀比之中，人的本质不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胜，而在于自己内心的道德和思想。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和头顶的“灿烂星空”同样崇高。人摆脱避免为欲望的奴隶，就要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其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远远超过欲望实现后的快感，更加真实和长久。
参考文献：
[1][2](法)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3,51.
[3][4](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119.
[7]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66.
[8](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458.
[9][10][11](德)汉娜·阿伦特著.政治的应许[M].张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2,107,135.
[12](英)柯林伍德著.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52.
[13]邓晓芒.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再考察[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04):53-61.
责任编辑：姜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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